“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源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实践；世界既不是统一于物质，也不是统一于精神，而是统一于实践。他们还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原来就是一种把实践作为世界本源的，既不是唯物主义、又不是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行动哲学”，是“实践一元论”。葛兰西说：“实践的哲学的始祖，决不把自己的思想称作‘唯物主义’”。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一元论’这个术语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或者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物的同一性。换句话说，就是与某种有组织的（历史化的）‘物质’，人所变革的自然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的意义上的人的活动”。[62]施密特说：“不是物质的抽象概念，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63]
他们从这种把实践理解成世界的本源的观点出发，把物质自然界理解成在实践中同人的活动合为一体的，归根到底依赖于人的实践的一个“附属物”。葛兰西说：“在实践的哲学看来，……不可以把物质作为它本身来考察”，“在科学中，向人类的外部去找现实和实在，这也是宗教地、形而上学地理解实在，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悖论。没有人，宇宙的实在有什么意义呢？”，“离开人的活动，‘客观性’还有什么意义呢？”[64]施密特说：“马克思并不认为对于（自然）这个在人之外的实在，要在一个未被理解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从本体论上来加以理解”，相反，由于“马克思接受唯心主义的认为世界是通过全体而得到中介的见解”，因而认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只能存在于中介之内”，“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只是通过社会劳动的形式出现”，“自然界始终只出现在历史的视野里，它……只能属于人们。但是，历史首先并且直接便是实践”。[65]阿多诺则说：“世界的物质性就是可见性”[66]，“……客体甚至在衰弱的状态中，仍然不能没有主体”[67]。弗罗姆也说：“人在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力量，使外在世界对人来说变成为实在的东西，实际上是仅仅通过‘爱’才使人确实相信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的现实存在。主体和客体是不能分离的”[68]。马尔库塞也说：“存在的一切方式借助于分析它们与它们本身的可能性的关系的万能的主体等获得自己真正的实在”[69]。
他们不仅把客观物质世界说成是和人的实践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还进而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由实践创造出来的。施密特说：“‘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等的概念，就跟解释实践的自然科学手段一样，都是实践的产物，人们正是借助实践来试图解决受历史限制的、非永恒的问题的”；“物体世界不仅是自在地形成的，而且在最大的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70]内格特也自相矛盾地说：“我们肯定地知道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自然本性等的一切是不依赖社会实践的基本联系的，而在社会实践中，物体、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仅得到再现、反映，而且在创造出来”。[71](www.xing528.com)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实践曲解成一个本体论问题，把实践作为物质的替代物。他们把实践论和反映论对立起来，指责反映论承认一个抽象的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施密特说：“到底反映什么啊！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着的物质性呢？还是某种相应地已经被实践克服了的东西呢？我感到，要把这个自在地存在着的世界同我们强加在它身上的那个世界仔细地区别开来，那真得要有一个机灵的头脑哩”。[72]既然世界上根本没有“自在地存在着”的物质，那作为反映论的前提就告吹了。他们又指责反映论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消极被动的。柯尔施认为，反映论“把意识仅仅看作是物质世界的一面镜子，就是回到黑格尔以前的精神和物质、理论和实践的二元论”。他认为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忽略了意识的能动中介，它只能使它自己消极地适应于特定情况的必然性。[73]在这一方面同他们观点一致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人物之一加·彼特洛维奇则说：“反映论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从事创造和实践的生物这个概念是不能相容的”，因为反映这个范畴的消极主义似乎是无法改变的，企图运用“能动的反映”的概念来拯救它的作法，是等于什么也没说。[74]他们认为，唯有强调实践，取消物质，才能克服反映论消极主义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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