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马克思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写）、《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写）等相继公开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这当作是个“新发现”。他们宣扬，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同后来的思想“截然不同”，也同目前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截然不同”。于是，他们打着“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旗号，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精神对马克思进行“重新理解和重新审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毫不掩饰他们制造“两个马克思”的政治意图。弗罗姆在论述以马克思的“主要哲学著作”（指《经济学—哲学手稿》）来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误解”时指出：“我们由于宣布俄国和中国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的极权主义混为一谈，因而的确大力支持了俄国和中国的主张。……我们就在一场争夺民心的战斗中竭力帮助了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人”。他说，必须把马克思的思想“与俄国和中国的假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才能为现实的和建设性地对待这些情况的挑战作好准备”。[16]在这里，其政治意图是表达得很清楚的。
这些宣扬“两个马克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是以颂扬青年马克思来贬低以至否定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马尔库塞就说：“《经济学—哲学手稿》给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部理论的起源和本来的真正含义，提供了完全的基础”。[17]H·德·曼认为，《经济学—哲学手稿》证明，“马克思的成就的顶点是在1843年至1848年之间”，“切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的，这些著作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马克思虽然做了超人的努力，但并未能经常克服这种衰退和削弱”。[18]兰德舍特说：“全面地看看马克思三十岁以前的著作，就会更加清楚：马克思精神世界全部丰富内容，被迄今为止的马克思思想的阐述者缩小到何等狭小的范围，被‘唯物主义地’弄得多么贫乏！正是这些青年时期的著作打开了精神的眼界，没有它，既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理解《资本论》的真正含义”。[19]还有人甚至公然把《资本论》这部巨著贬低为“马克思的创作业已削弱的证明”。说什么写《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马克思背离了正确的轨道。
这些抬高“青年马克思”的人，提出了“回到青年马克思去”的口号。列斐伏尔说，由于马克思本质的思想“被埋没了，被遗忘了”，今天必须“重建主体，重建历史的主体，政治的主体”。[20](www.xing528.com)
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说：“必须对马克思较晚时期的著作进行重新评价，要用哲学人本时期的精神来重新审查这些著作”。[21]
也有些持“两个马克思”观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上面那些人相反，他们全盘否定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这以阿尔都塞为代表，他认为有两个马克思，但早期的马克思离开了真正的马克思的正轨。“离马克思最远的就是这个（青年）马克思。”[22]他认为，在1845年，马克思思想上出现了一种“认识论上的间断、中断”，从而“彻底地放弃了那种把历史和政治建立在人的本质的基础上的各种理论”。他还认为：“马克思只是对他青年时代（1840—1845）的理论基础——人的哲学——作了彻底的批判后，才达到了科学的历史结论”。他把马克思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离康德和费希特较远的、理性和自由的人道主义”；在第二阶段（1842—1845年），“占主导地位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即费尔巴哈的‘社团的’人道主义”；第三阶段，“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了”。[23]因此，他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的全部著作都是“不结果实”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