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之于教育哲学，波普尔观点揭示真相

在讨论作为证实观的知识时，我们简单地提到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工作。波普尔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在接受某一特点的科学信念时，它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证实——用证实（justified）一词并不蕴含某一主张被证据完全确证（totally confirmed by the evidence）。波普尔指出，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说明，一次次重复的试验无法反驳或证伪我们的信念。的确，按照波普尔的观点，这正是科学的发展之路。科学的发展并非通过粗略的累积（gross accumulation），而是通过一系列动摇人们已提出过的各种主张的集中尝试（focused attempts）。一些主张被抛弃，一些得以修正，一些被提炼并加以巩固。但是，即使是那些得以巩固的主张将来有一天也可能被驳斥。

波普尔坚持认为，科学只能通过证伪其主张的小心翼翼的尝试而得到发展。他的这一观点已使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把“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作为区分科学论断与非科学论断的一个标准。从这一观点出发，科学的论断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加以陈述，即哪种类型的证据将能证伪它们，这是非常清楚的。例如，如果我们认为一个螺旋管（spiral tube）发射出的一个颗粒的轨迹将是一个曲线的或螺旋的轨迹，那么很清楚，对于其他轨迹的观察——脱离时一条直线与这一螺旋管的曲面相切——将驳斥这一论断。

比较起来，人们如何才能证伪像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机制（the workings of the unconscious）那样的论断呢？这一工作的内在困难使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怀疑弗洛伊德的工作是否应该被视为科学。这一问题的当今表征在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关于已恢复记忆（recovered memories）的长期争论中可以看到。一些心理学家坚持认为，对于被压抑的早期性虐待的记忆可以而且已经通过适当的心理分析方法从受害者（victims）的无意识中恢复过来。他们把使得病人首先去寻求帮助的痛苦以及自身的记忆作为证据。有些心理学家争辩道，这些“记忆”有可能是在回忆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最初的那些痛苦——远不能作为那些记忆之真实性的证据——应对被恢复的记忆内容产生质疑。这是一场令人着迷的争论，它涉及几个相当不易改变的信念，以及这一例子中的一些相互冲突而不是相互支持的观点。

首先，正如我们在对认识论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今天，许多学者认为，记忆以及所有的思维过程都具有建构性。也就是说，这些学者并不认为客体和事件是作为记忆中的精确印象在记忆中存储的。每一种回忆行为都是一种建构行为，可以受到当前事件和情绪的影响。如果人们接受这一建构主义的假设，那么主张对于性虐待（或其他任何事件）的记忆恢复必然是精确的，就非常困难了。

其次，社会科学家和精神病工作者现在认为，乱伦以及儿童的其他性虐待的各种形式比以前人们认为的更加广泛，而且现在存在着证明这一观点的证据。因此，尽管记忆有可能受到重新建构，但是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许多儿童遭受了性虐待的痛苦、压抑了记忆，也因此遭受了情绪紊乱之苦。

再次，像我们所有人一样，科学家也受到伦理和政治信念的影响。这些信念在当前的争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部分人想忽略这样的信念，集中精力于所投身的科学之中。记忆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已恢复的”记忆有可能是歪曲的，它们可能是完全编造的。至少，在我们认真思考任何一种指责之前，我们应该对恢复记忆的过程进行考察。另一部分人则批评前者促使傲慢永久化以及男性科学的一统天下（perpetuating the arrogance and domination of male science）——拒绝相信受害者（主要为女性）和在个人痛苦应被视为最强有力的可能证据的情境中要求“客观的”证据。

从这个例子中，你可以发现应用波普尔证伪计划的一些困难之处。如果一位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已恢复的记忆的例子，它如何能被证伪？原则上，它当然可以被证伪。我们只需找到“记忆”中描述的事件并没有发生的证据即可。但当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指责我们责怪受害者，维护一种保护男性的体制，甚至支持一个腐败科学（corrupt science）的体制。而且，科学家通常并不去寻找侦探和律师必须去寻找的例子。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企图都可能会加重（exacerbate）刚刚谈到的那些指责。

波普尔的一位追随者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发现了这些困难中的一些困难，他试图提炼波普尔的思想，更好地描述科学发展的过程。^[1]他认为，科学家通常并不在乎接受或反驳某一特定的假设，相反，他们关心的是某些结论对于当前指导他们的研究的母理论（parent theory）的影响。对于一种理论提出的某一特定假设进行反驳，将使科学家不断修补理论（tinker with the theory），而不是彻底抛弃理论。一般地，他们将修正或者调整边缘概念和规则。他们不会改变拉卡托斯所说的，存在于“保护地带”（protective belt）的核心概念。因此，仅仅通过对个体调查的研究，我们并不能对科学的运行机制（workings of science）了解很多。我们必须分析研究的项目。那样，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他们的个人假设遭到反驳时，科学家如何做出回应。当x理论指导下的研究项目为进步（progressive）之时，x理论能够产生许多假设，而且x理论本身也并不受到威胁，尽管其表面特征（surface contours）可能会改变。可是，当科学工作者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反驳别人的观点和弥补x理论的漏洞之时，这一项目就是退步的（degenerating）。因此，x理论的核心遭到威胁，而且整个项目有可能坍塌。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如何运用拉卡托斯的观点来评价柯尔伯格的道德推理发展论。大体上，拉卡托斯的方法对于教育者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投向研究计划。教育研究穷书累牍，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教师对此不甚关注。可是，一旦你学会了思考研究的项目，你就会感到某一研究链是如何充满活力，这会有助于你决定是否放弃这一研究链或更加认真地对此加以研究。

若以拉卡托斯的观点来研究恢复记忆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会感到为什么政治的和伦理的观念可能会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主张恢复记忆的真实性这一立场的核心是拥有某种完整性的无意识概念。假如这一概念被拒斥，那么心理分析将会变成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如果另一方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许多恢复记忆实际上是新的建构或是过去的（可能是清白的）事件和现时建构的混合体，这一概念怎样才能得以保护？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证据的标准受到了政治倾向的玷污，那么社会科学自身的未来是什么？

另一种看待美国心理学协会争论的方式就是将其视为一种范式的冲突。1962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引入科学通过革命发展这一理念。^[2]尽管许多批评家指出，库恩在使用范式一词时并不十分清楚其意义，不过，库恩的范式似乎包括一种基本理论、一套概念、在某段时间用以指导某一分支科学的运行方式（ways of working）。库恩说范式产生了研究的一致性传统，它吸引着“一群持久的支持者”，它“完全开放地把各种类型的问题”留给其工作者。^[3]当某一范式占据统治地位时，科学家们从事着一种库恩称之为常规科学的工作。

当异例（anomalies）积累起来或者意想不到的事物被发现或发明时，可能会产生革命。旧范式让位于新范式：其基本理论被抛弃或被同化，其概念被修改，新的概念被加进来，由于新工具的出现，其运行方式可能被极大地改变。(www.xing528.com)

当然，在一种范式真正替代另一种范式之前，可能会存在相当长的“范式冲突”（paradigm clash）时期。在此期间，哪一种范式将会成功并不十分明朗。经常地，会有激烈的言词交锋，政治争议（political issues）会侵入科学讨论，根据政治、伦理或权力等因素而划分出不同的阵营（sides），辩护方范式（defending paradigm）可能会完全忙于试图修补其理论或方法。当然，新范式有时也会失败或被同化于更强大的旧范式之中。但库恩所关注的是成功的革命，例如由哥白尼和伽利略发起的那些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变化。

很少有科学家和哲学家会反对库恩说这样的显著变化绝不会发生。科学史证明这样的变化确实发生了。但是关于这一主题库恩要说的远不止这些。他声称两种范式——让我们把旧范式称做A，其挑战者称为B——经常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产生于一种科学革命的常规科学传统与以往的传统不但是不相容的（incompatible），而且经常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4]在数学中，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意味着两套数字——例如有理数和无理数——不可能作为一度量单位的积分倍数（integral multiples）而得以表达。因此，不可通约性在其最严格的意义上是指，B不可能以A的理论、概念和规则的术语得以完全的表达，A也同样如此。然而库恩把这一事例拓展得更广：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何谓问题，何谓问题的解决方案，两种科学学派之间存在着分歧，当他们在为各自范式的相对优点而争论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相互争论下去。在通常会产生的部分循环争论中，每一范式都将得以证明，以一些或多或少符合它自身规定，

而不符合其对手规定的标准。

于是库恩增加了某种东西，它似乎是明显来自于我们对美国心理学协会争论的讨论之中：

范式争论永远涉及这一问题：已解决的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哪些问题？像相互对立的标准问题一样，价值问题也可以通过存在于一切常规科学之外的标准而得到回答，而且，正是这种诉诸于外部标准的举动才非常明显地使得范式争论富于革命性。^[5]

那么真理自身与范式有联系吗？如果有联系，那些连续的范式——至少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之中的——似乎赋予我们以更多的技术力量，这何以可能？库恩暗示说，A理论的工作者不能适当地批评B理论的工作者（反之亦然），因为他们在不同的世界中开展工作。例如，在心理学中，斯金纳主义者和弗洛伊德主义者在完全不同的传统中工作。斯金纳主义者拒斥无意识理念，而对于弗洛伊德主义者来说，这一理念处于他们的范式的核心地位。那么，一群人批评另一群人是不可能的吗？

这里在我看来（但在库恩却不明显），似乎元领域和元语言（metadomains and metalanguages）的思想可能是有用的。当然，存在着一个超越（或包含）范式的科学领域。尽管A和B不能同意什么才可算得上是证据，它们可能会同意科学工作要求呈现某种类型的证据。他们或许也会同意，在证据的适当展现中，争辩是至关重要的，导致对立的反例和要求（counterexamples and entailments）必须要加以突出。因此，讨论并非不可能。

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已经认可这一元科学领域并引发其中的讨论已试图在A和B之间做出仲裁。然而，当我们承认库恩所谈到的价值问题时，困难产生了。科学家必须要走出科学的领域以决定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吗？他们必须要思考他们的工作对于个体和群体的影响吗？这些问题一直就存在但却被那些坚持科学的客观性的科学家们所否认吗？

这些是有趣而困难的问题。在探究教育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之前，我想坦白我的思想倾向（leaning），也鼓励你们讨论你们的思想倾向。我把自己定位于那些认为在大量的科学文本之中跨范式的讨论是可能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这一讨论。但我也认为自己是属于那些认为科学是体现于一个文化价值领域（a culture domain of values）的一种社会实践的那些人，大量女性主义科学哲学都强调这一点。并不存在作为无偏见科学的这类事物，尽管其内部规则防止它的规则系统（algorithms）和公共秩序中的偏见。我们所做的只能是揭示和考察我们所能发现（一些仍不能被我们发现）的那些偏见，并试图在孰好孰坏上达成一致。这一尝试要求我们在价值的元领域（a metadomain of value）中开展工作，科学家再也不能将价值问题视为“外在”科学而不顾，相反，科学被看成了“内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