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学：自然主义和遗传认识论的优势

尽管有些哲学家已经放弃了对于绝对真理的追求，或者甚至已经放弃了对能足以描述所有知识领域中的真理之理论的追求，但他们还保持着对认识论的一种兴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杜威倾向于谈论合法性的判断（warranted assertions）而不是真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把真理看做“操纵的理想”（regulative ideal）——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4]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不可能确立科学陈述的绝对确定性，但我们可以证明某些陈述是错误的。随着各种推测的推进，它们被证伪（falsified），我们抛弃或者修改它们，因此更接近于“真理”。因为他认为连续不断的推测、检验和反驳是我们至多能做到的事（一种假设从来不会被完全证实，尽管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尝试中它都会抗拒证伪），波普尔坚持认为，所有的科学假设和理论都应该以一种方式形成，一种清晰地显示出原则上它们如何被证伪的方式。

基础主义的另一种替代方式是自然主义，杜威是其杰出代表。自然主义的一个分支外在主义（externalism），用知识主张如何演变的历史描述取代了传统实证需求的信条。如果沿着这一思考的路径，我们便关注是什么造成或产生了某一信念，而且，如果在某一信念和其原因之间存在一种正确的关系，我们会认可从信念迈向知识的步伐。正如在经验主义那里一样，感知又一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如果说克林顿总统昨天来到斯坦福大学校园，因为我看见他在那里，我知道他在那里。这一差异看上去似乎很细微，但实际上它是重要的。在支撑我的主张时，我并没有给出一连串的理由，这些理由最终衍化成为被认为是正确无误和不可改正的一个基本陈述。我只是叙说我的主张是如何形成的。用日常教学语言来说，我讲述“我如何得到它的”。这一产生于外在主义立场的科学观在社会互动、政治控制、让批评止步的失败尝试和为退步的范式充满活力的辩护中是十分丰富的。

自然主义方法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我的叙述（即使我自己不能给出这一叙述）将具有说服力，如果它在某一特定领域让听者满意，而且整个过程可以被中断以接受公众的审查（public scrutiny）。我们并不假设一切主张都必须要涉及一套狭窄的、不证自明的起点（self—evident beginnings）。如果我是从某一权威，比如A那里道听途说而主张某一主张p，我甚至也会被认为有知识。当然，这里依赖于这一信念，即A能够令人信服地描述他是如何得出p的。

从实证到一种历史性的或生成性的描述，这一转变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知识主张本身转向了知者（knowers）。我们现在需要追问，知者是如何得出他们的知识主张的。在思考某一主张的真实度（strength of a claim）时，我们考察推测、检验、挑战、修正和接纳的历史。认识论和心理学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若不研究知者，我们再也不能研究知识。^[5]

这里，你或许会想，这一转变是否会像我所说的那么富于戏剧性。毕竟，苏格拉底想评价人们的知识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对知者感兴趣的。但请注意，苏格拉底关注抽象的知者，而不是某个人或者某类人，他对于过程的兴趣并不及他对于接受或拒绝某个主张的暗含理由的兴趣。类似地，自笛卡儿时代以来的现代认识论也假定了一致的、普遍的和无面孔的（faceless）知者，其知识主张将通过规范标准（standard criteria）得以评量。这一实际的人类获取知识过程——包括个人的和集体的——很大程度上已被人们所忽视。因此，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转变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让我们再回到因为A告诉我如此我便声称知道某物的例子上来。一位理性的听众将会试图去了解有关A的一些情况。如果我提出了一个地质学的主张，你会更有可能接受我所说的话，如果（1）A是位地质学家；（2）你认为我是值得信赖的，比起（1'）A是位律师和（2'）你知道我的思维经常会跑题。这两种情形——A的身份和我的名声——都会涉及相关人员的可信任度。当A在谈论地质学问题时，A的身份提供了他/她的初步可信度。我的可信任度必须通过某种可信交流的历史得以确立。

你现在或许会想，这一自然主义的描述适合学校里发生的大部分情形。学生是在从可信的来源学会一切的基础上提出知识的主张。以数学知识为例，他们更加经常地被问到“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一答案的”，而不是问他们的答案为什么正确，而且如果他们能够提供一种利用合法性的运算（legitimate operations）的描述，我们认为他们拥有知识。

基础主义者或许会同意，日常情境中的普通人确实是以自然主义哲学家所描述的方式确立他们的知识主张的。但他们也许会坚持认为，作为权威的A最终必须提供一种能够满足实证标准的描述。作为给出裁决的最终上诉法庭（the final court of appeal）的A，不能仅仅只提供一种历史的描述。这里我们不能解决那个基本的争论，但某些外在主义者争辩说，一种随意的信念描述或许实际上可被视为实证的方式，他们试图通过这一观点调和这两种立场。^[6]

杜威的自然主义是不同的。作为自然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像外在主义一样）在寻求和形成自己的解释的过程中拒绝超越人类经验。但是，杜威关注的是我们信念的结果，而不是它们的原因或起源。在他的框架中，陈述p可能被适当地称做为知识，如果它在实践中有用。这一观点也与我们对待科学和日常调查的常识态度相一致。例如，我们十分确信，当今科学家所“知道”的大部分未来某一天会被颠覆，但我们仍把今天使用的一切看成“知识”。杜威说，p被成功地使用和检验越多，我们的判断的合法性就会越大。请注意，杜威的认识论是一种向前看的认识论；它强调在使用中证实而不是通过涉及前提条件的理由去证实。^[7]

教育者应该熟悉的非基础主义认识论的另一种形式通过皮亚杰向我们走来。皮亚杰也坚持认为，如果不研究知者，我们也无法研究知识。皮亚杰的遗传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点结合起来。与理性主义者相一致，皮亚杰提出了使知识成为可能的思维的机制（mechanisms of mind）；与经验主义者相一致，他坚持认为，有机体（organisms）必须在感官经验领域检验他们的知识，这一要求把皮亚杰与传统的认识论者区分开来，大多数的传统认识论者接受认识论和心理学的明显界限。在他的认识论必须集中于知识的描述这一假设中，可以发现，皮亚杰的认识论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认识论。然而，有些自然主义者，例如，菲利普斯（D.C.Phillips）就被皮亚杰对于抽象的和不可观察的思维机制——皮亚杰用以解释其发展阶段而假设的认知结构——的依赖所困惑。^[8]他们争辩道，为什么不集中于可观察的行为及其产品？为什么要坚持与皮亚杰的感官动作、前操作、具体操作和正式操作阶段相联系的那些不可观察的思维结构呢？

对于这类反驳的一个重要回答就是，在指导经验研究方面，理论结构可能是强有力的。皮亚杰的发展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并产生了心理学界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即便如此，批评者争辩道，他的认识结构并不是不能为肉眼所见（例如，就像电子一样），而是大体上（in principle）不能被观察。皮亚杰用一种生物学的隐喻来指代不能置于人类有机体之中的“有机”结构。^[9]然而，皮亚杰的辩护者声称，这些结构的运行机制（workings）可以在行为中被观察到，而且，通过假定这些结构的存在，大大方便了解释。

皮亚杰的认识论是建构主义——种在当今教育中极为流行的观点——的一种形式。皮亚杰把自己的建构主义的根源追溯到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皮亚杰说，康德首次强调了在建构知识时认知机制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康德的立场拒斥先前的两种重要立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先天思想（innate ideas）和以早期经验主义为特征，对于来自外部世界的感官材料的一种被动接受形式。相反，康德主张先天的思维结构与现实世界的互动；现实世界与思维二者本身限制着人类经验的形式。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世界本身，而只能认识我们经验中被建构的那个世界。皮亚杰也认为，思维结构在认识过程中是工具性的，但他声称，康德把思维结构描述为静止的，一开始就是完全给定的，因此，康德犯了一个错误：(www.xing528.com)

以认识论主体为特征的建构，以康德的观点来看，无论多么丰富，依然是贫乏的，因为它在一开始就是完全给定的。另一方面，辩证的建构似乎是要呈现活生生的现实，正如在科学史和思维发展研究所揭示出的实验事实中所发现的那样。这一辩证的建构使我们把一种更加丰富的建构性（a much richer constructivity）归因于认识论主体，尽管它以理性之必要、经验之结构的相同特征而告终，这些特征与康德所呼吁的、保证其“先验”（priori）之概念的那些特征相同。^[10]

皮亚杰对知识的历史发展和个体的发展性成长（the developmental growth of individuals）都感兴趣。他的认识论主张人类的知识发展和个体发展并立而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认识论是遗传性的（genetic）。他的认识论声称，所有的知识（以及感知本身）都是建构的，既不是被动接受的，也不是先天赋予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建构主义的。在后面对教育中的建构主义的讨论中，我们将再次谈到皮亚杰的建构主义。

现在来考察一下我们已见过的各种认识论观点之间的差别，可能是非常有用的。当苏格拉底在讨论我们判定一个人具有知识的条件时，他对一个人如何获得知识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也就是说，他对知者的关注并不及他对知识本身的关注。证实观的传统寻求各种标准，通过这些标准，各种陈述可以被分类为人类知识体所接纳的陈述或者将被拒绝或需要进一步观察而被搁置起来的那些陈述。甚至一些倾向于自然主义的哲学家更愿意把发展的逻辑（我们如何获得知识）和证实或证明的逻辑区分开来。他们大多数人也会把心理学（我们如何学习、如何认知）与认知论（对于知识的非经验研究和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区别开来。

对于证实观的研究本身是令人着迷的。有些哲学家试图在不证自明的理性真理中寻找终极证实；有些哲学家在基本的观察陈述中寻找终极证实。有些哲学家把真理定义为与事实的对应；有些哲学家把真理定义为与一系列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的一致性。有些人拒绝把真理观念视为知识的一种标准，称真理观至多只是一种理想——永远不能获得的东西。也有人抨击证实的观念，认为历史的或发展的描述是我们至多所能做到的事情，更有人建议说，我们应期待我们的推测的有用性，而不是回溯到它们的根源。在最后两例中，哲学的兴趣从作为一套陈述和理论的知识转向了知者和知识的过程。

这一强调知识过程和知者的转向是与“自然化”的认识论相联系的。在放弃了对确定性的诉求之后，一些认识论者加入了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个人、学科领域和普遍的人类知识的实际发展的行列之中。

既然已谈到普遍的人类的知识，我现在必须讨论比那些建议放弃认识论与心理学之间的界线的观点更为激进的一系列观点。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我们并不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研究“普遍的知识”。知识是如此彻底地受制于社会和政治权力，以至于我们必须聚焦于知识社会学。从这一视角出发，寻求知识的基础就是追寻一缕意愿（a will—o'—the—wisp），而且，如果意识形态的背景不被加以叙写的话，甚至对于知识从何而来或它将引向何处的叙述都是不完整的。知识是被权力确立的，而不是通过苏格拉底所幻想的中立方式而加以证实的。^[11]这一观点对于教育具有显著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将在社会哲学那一章中见到。

女性主义者也对传统的认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有些女性主义者从批判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女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在论及她们自己被压迫的境遇上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立场。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standpoint epistemologists）声称，从女性立场所建构的女性条件下的知识具有所谓的客观知识不能实现的真实性。这些理论家拒绝普遍知识和客观性的主张，认为既然偏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避免有害的偏见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叙述和争论中纳入一切利益群体的观点。在涉及被压迫群体的一切事件中，被压迫群体的观点自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weight）。^[12]

女性理论家，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她们的作品，拒绝传统的认识论（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两种形式上）不仅因为她们认为它的学术性不够，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破坏性的政治影响。她们说，即使传统认识论完全笼罩于解放语言——自由个体和建构性主体的语言之中——它也是被用来维护白人男性的特权的。瑙米·谢曼（Naomi Scheman）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通过这些旨在确保普遍权利的举措，支撑着现代科学和自由政治的认识论，就其大部分历史来说，不仅提供了排除大部分人类的方法，而且对于它所统治的那些人来说，还建构了一种标准的妄想症（a normative paranoia）”。^[13]

谢曼争辩道，通过一种正确的方法试图寻求一个正确的观点，这一认识论取向会引发一种狂想的形式，这一狂想形式的特征是人们的观点和结论必须与其他所有的理性思想家的观点和结论相同这一骗局（delusion）。那些不遵从标准观点和/或没有学会那一正确方法的人们将会被排除。当然，他们似乎是自己通过选择、遗忘或反抗而将自己排除。但谢曼指出，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的或很可能是解放的观点正是通过这一标榜自身为理性和普遍的认识论而被排除的。与谢曼的观点部分相异，其他女性主义哲学家争辩道，传统认识论的每一种形式必须因其学术地位而接受考察，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形下，因认识论在政治和社会中的运用而谴责这一认识论的全部传统，这一做法是错误的。^[14]

认识论的未来一点也不明朗。复杂的工作沿着传统的轨迹继续前行，但“自然化的”路径（naturalized approach）似乎拥有许多支持者。一些女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自然主义的取向表示了相当多的同情，但也有其他人则想完全超越认识论，许多批判理论家、女性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宁愿彻底放弃认识论而进入解释学。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能继续意义的探寻、运用地方性真理、主张地方性知识，但我们也拒绝基本的认识论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