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的意义与影响-教育哲学

长期以来，解释学是与对圣经文本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今天，这一标签更多地是贴在了对意义的哲学探求之上，这一对意义的哲学探求既拒绝典型的基础主义对确定性的诉求，又拒绝与尼采有时是与存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nihilism）。从事解释学研究的哲学家接受偶然性和历史性。他们既在文本中寻找意义，也随着生活的历史展开在生活本身中寻找意义。人们可以从多种视角开展解释学的研究。例如，许多批判理论家参与解释学研究，像杜威和奎因（W.V.O.Quine）这样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也运用解释学的方法。解释学关涉对意义的仔细探求，也不期望能够发现一种精确的意义或者将其停留在一个免于攻击的地基（unassailable foundation）之上。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把解释学描述为一种方法，这一方法“把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个可能对话之中的多股关系，这一对话并不预设将言说者联系起来的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但在这一对话之中，只要这一对话延续，达成一致意见的希望永不会丢失。”^[41]解释学的工作扩大了我们视野的范围，提示了新的意义，并鼓励进一步对话。它敦促我们进入多样种类的整体实践（a holistic practice of sorts）。在这种整体实践中，我们很少把单独的意义归因于各个原子部分。正如罗蒂所说：

这一整体性的争辩表明，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解释学之环”——即这一事实：除非我们了解整个事物是如何运转的，否则，我们将不能理解某一异域文化、实践、理论、语言或任何一切的各个部分，反之，除非我们对其各个部分有所理解，否则，我们将无法掌握整个事物是如何运转的。这一解释的理念表明：逐渐理解更像是慢慢熟悉一个人，而不是跟随一个示威游行（following a demonstration）。^[42]

解释学具有实践的偏好（bent）。它力图理解历史和当代情境，但却不运用严格的理论基础。在讲述当代哲学的叙事和对话之转向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指出了柏拉图作品的反差：一部分作品代表了形而上学的柏拉图，把西方哲学引入对于确定性的毫无结果的探索之中；另一部分是永不停止的追问、对话式的柏拉图。在谈及这一反差时，伯恩斯坦引用了杜威的一段话：(www.xing528.com)

对于当前的哲学研究来说，没有什么比“回到柏拉图”运动更为有益的了；但它必须要回到激动人心的、永不停歇的、合作探究的对话式的柏拉图那里，尝试着一个接一个的诘难模式，看一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回到那个柏拉图，那里形而上学的最高飞行（the highest flight of metaphysics）终会寿终正寝，代之以社会和实践的转向，而不是回到由缺乏想象力的评论家所建构的人工柏拉图，他们把他看成是有创见的大学教授。^[43]

尽管在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并不常用解释学一词，但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到解释学的精神。每当哲学家拒绝终极目的和固定不变的意义之时，每当他们极力主张多样化的观点和持续对话之时，每当他们认可多元、拒绝一元论的趋势之时，他们都是怀着这种解释学的精神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