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论现象学：笛卡儿的怀疑方法与现象学基本方法的联系

现象学是一种高度重视技术的方法，但这一词语也用来指心理学和社会研究的多样的描述性方法。当哲学现象学家用现象的这一形容词时，他也是在讨论描述，但不是日常意义上的科学或随意的观察。如果你出去散步，然后描述你在路上的所见所闻，你其实并不是在用现象学。类似地，如果你通过一种文化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课堂生活，你也不是在用现象学。现象学是一种描述性科学，主要关注客体以及意识的结构。

当代的技术现象学始于爱德孟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工作，^[23]但它也根植于笛卡儿将知识建立于不容置疑的人类意识基础之上的努力。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表明一个建构性的主体，一种分享现实的建构的意识。既是现象学家又是存在主义者的萨特，曾经反复提及将笛卡儿的“怀疑方法”作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24]

胡塞尔说，现象学不是一门经验科学，而是一门先验科学，这一先验科学只是把经验事实作为例证。通过运用一系列的调适——括号和简略——现象学家试图找出主体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坚守一切可想象的修正”。^[25]

在存在主义部分，我曾谈到现象学家以技术的方式运用意图（intentionality）一词。意图是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现象学家看来，意识永远是对某物的意识。建构性的主体通过自主的思考创造客体（意图上的客体）。现象学研究这些客体，客体的本质以及客体被揭示于其中的意识的结构。

教育哲学家没有理由要像胡塞尔创立现象学那样从事于技术现象学，但是我们可以运用为心理现象学家所熟知的方法。我们着手研究像希望、信任或信念之类的事物并且系统地对这些术语使用的场景加以区分，以便我们能够把握要研究的事物或者经历这一事物的主体的本质或基本特征。我们多数人并不使用本质（essence）一词来描述我们的发现，因为我们要么拒绝技术现象学的绝对主义的论断（absolutist claims），要么认可并承认我们的方法并不具有广泛的意义。

或许这里的一个例子有助于澄清这一问题。在我的著作中，我尝试用一种关怀的现象学（a phenomenology of caring）。其最基本的问题指向对于作为一种二人关系——关爱者与被关爱者的关爱的描述。为使这一讨论变得简单，我这里将只集中于一种关爱的邂逅（a caring of encounter）（与长时间的间断式的关爱相对照），并把这一探究限定在一个问题之上：在一次关爱的邂逅中，关爱者的意识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用日常语言来说就是，我们如何意识？当我们关爱别人时，我们具有什么样的思想状态？你们可以自己尝试探究这类问题。(www.xing528.com)

设想这样一段时间，你邂逅一个人，并以你称之为关爱的方式关爱他。或许你会回忆那一特定场景的许多特征——物理场景、具体所说的话、惊慌或忧伤的情感。请把这些都抛在一边（它们是有趣而重要的，但我们要探究的是变动不居的特征，那些并不依赖于某一特定邂逅的特征）。现在变换一点场景。如果你原来的回忆涉及与你关系密切的人，现在用熟人或者同事来作为下一个案例。然后，考虑当被关爱者是一个陌生人时的情景。变换被关爱者的年龄；变换他们的困境（predicaments）；变换可观察的表情——恐惧、幸福、悲哀等。

在我的分析中，我的发现是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似乎描述了在所有关爱的邂逅中关爱者的意识：首先，关爱者是以一种我称之为全神贯注（engrossment）的特殊方式对待被关爱者的。^[26]其他作者——例如西蒙·威尔（Simone Weil）和艾瑞斯·莫多克（Iris Murdoch）^[27]——用关注一词。这种关注或全神贯注是完全接受性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关爱别人的时候，我们会不加选择地接受别人的思想。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意识结构强加于人，也不把别人所说的话只是作为点滴的信息加以同化。我们感受到另一个人正在遭受的事情。的确，西蒙·威尔说过，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模糊问题是，“你正在遭遇着什么？”^[28]

其次，当我们全盘接受别人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的精力流向别人的困境或项目，我们想减轻一项负担，激活一个梦想，分享一种快乐或解除一种困惑。我们自己的项目被临时搁置，我们被卷入一种推动着我们去帮助他人的“我必须”的内在情感之中。

当然，这也只是对于关爱的现象学的轮廓描绘。我们必须要探究被关爱者的意识。另外，我们必须超越邂逅而达到持久的关爱形式。在教育研究中，我们也被指引着从对意识的探究走向对产生或没有产生关爱的实际环境的科学研究。但这一简短的例子足以让你感受到一种经过修正的现象学能够对社会和教育研究做出贡献的种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