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学：探究民主与教育的联系》

除了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著作外，杜威还广泛地在社会与政治哲学领域写作。他把民主视为“协同的生活”（associated living）的一种形式，这种“协同的生活”与科学的方法相协调一致，并且，他对于民主与教育之间的联系也极为感兴趣。在他最综合的教育著作《民主与教育》中，他极为深刻地探讨了这些联系。^[12]

杜威对民主的讨论开始于把人作为社会动物的自然主义的描述。人们之间需要交流，而且这一交流的愿望为共同价值观点的建构提供了动力。请注意，杜威并不认为价值的建立先于世界形式。世上不存在永恒的真理（eternal verities），也没有上帝赋予的指导人类行为或发展的法则。当然，杜威承认我们具有共同的生物学的状态，都需要衣食住行，而且大多数人要繁衍后代，保护子女，与他人相互交往。

杜威自然主义的出发点使他快速走上与大多数传统教育观大相径庭的教育立场。尽管罗伯特·麦纳德·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一位著名的教育家，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的校长）的教育哲学是以普遍的文化这一概念开始的，但杜威是以先于文化创造的交流的冲动开始的。赫钦斯坚持认为，为了交流，人们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知识，但杜威却修正了这一看法。赫钦斯所指的价值观和知识，在杜威看来，是通过相互作用的方式探索和建构的结果。我们并不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开始，我们建构它们。因此，学校不必通过向学生灌输文化的具体价值观和知识的方式让学生为最终的交流做准备。相反，应该鼓励儿童进行交流、探索和建构共同的价值观和知识。

杜威并不否认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希望传递的价值观，但对他来说，“传递”远远不止是告诉和检验。一种文化传递其价值观是通过向年轻人提供一定类型的经验而实现的，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来说，这些类型的经验使他们的价值观变得真实而有意义。例如，学校不能仅仅通过向学生提供将来要用到的大量信息而让学生为民主生活做准备。相反，学校是通过让学生参与适合于他们年龄的各种形式的民主生活方式，让他们为民主生活做好准备。

请大家思考一下现行的一种“整体语言方法”（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的教学方法，通过类比，它或许能使杜威的理想更加清晰。在整体语言方法中，我们并不是通过教给学生语音、拼写、语法等只言片语的方式，试图让他们为将来的语言活动做好准备。相反，我们把他们耳濡目染于语言经验之中，鼓励他们在交流中听从自己的意图。从一开始，儿童就得到帮助，书写他们自己的故事和阅读同学的故事。现在，他们是为着交流的意图而开展听、说、读、写。

类似地，学会参与民主生活与民主地生活有关——学生为解决共同的问题开展工作，共同建立起自己的课堂管理规则，检验和评价提高课堂生活和学习的各种想法，参与他们自己学习目标的建构。^[13]从这一观点出发，学生参与民主生活既可以作为自身的目的，又可以作为实现成人民主生活的手段。在这样的参与中所学到的不是将来要应用的一组信息，而是技能和实际的程序、真正的生活的式样和民主的式样。

杜威并不把民主仅仅看成是每个人投票、大多数人占上风的一种政府系统。对杜威来说，民主是一种协同生活的方式，人们通过共同参与的探究过程做出决策。社区生活管理的规则将要得到检验并受到日常的经验验证。它们不是由拥有权势的大多数人武断地、永久地强加给整个社区的人们。很明显，杜威期望由理性和友爱管理公民——而不是对权力和私利的贪婪。如果一个社会要想培养这样的公民，它必须要从学校儿童开始。在杜威的描述中，民主不是一种状态，它更是一种过程，而且，民主的规则必须要连续不断地被审查、修改和创造。(www.xing528.com)

从一个准则的两个部分，杜威展开了他对民主的描述。民主的特征如下：“有许多清醒地交流和共享的利益；也有与其他方式相联的多样的、自由的联结点。”^[14]杜威说，一帮典型的街头流氓不是一种民主。其成员或许确实共享利益，并且那些利益甚至可能得到了清晰地交流，但是这帮流氓是不会与社会中的其他帮派或团体进行自由地互动的。在杜威看来，准则的第二个方面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检验。人们可以跨越阶级、宗教、种族和地区的界限自由地交流吗？每当群体退出联系，孤立自己，变得具有排他性，民主就面临着危险。注意，杜威的民主概念不是街头那个人的民主概念。一个孤立的社会由于自身的孤立已是在拿民主社会的地位进行冒险，因为它已失去了“自由的联结点”和跨越自己的边界进行探索的机会。

你们也许会发现第二种检验对探讨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问题是很有用的。许多人担心“太多的多元”（too much pluralism）威胁着我们的民主。^[15]人们担心社会将分裂成互不联系的各个部分，彼此之间小心提防、互不信任。杜威对亚群体数目的关注远不及他对群体间联系质量的关注。群体之间还保持开放的交流吗？宗教界的泛宗教主义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s）很可能会通过杜威的检验：即使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还能识别出共同的利益并保持互动。大学校园中的美籍非洲裔或西班牙裔的学生俱乐部可能会满足这两种检验，也可能不会。这一群体的种族认同并不会使这一群体不具备民主的资格。的确，种族也许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重要的共享的利益。关键的问题是这一群体是否与其他群体保持着开放和健康的互动。如果有互动的话，那么它就通过了这两种检验。顺便说一下，健康的这一词语应该以与前面使用生长一词相同的方式来使用。如果这一互动使得相同群体之间或其他群体间有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联系，那么这一互动便是健康的。

尽管这两个标准在对某些群体进行分类和解释它们为什么不能算做民主的群体时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有些更加微妙的事例似乎使这两个标准出现了漏洞。在种族的和阶级的社会中，许多群体很可能会通过这两个检验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但它们仍然能组成一个极为有效的压迫网络。对杜威作品的一个重要反对意见就是他对制度压迫和文化霸权的形式关注甚少。

正如他没有看到社会亚群体的剧增所构成的必然的威胁一样，杜威没有看到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内在冲突。卢梭认为，个体必须放弃或者大幅度地调整他们天然的善，以便成为有用的公民，而杜威则坚信，在理想层面国家和个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个良好的社会会珍视不同政见者和持异见者，因为它需要创造性的思维，这种创造性的思维会产生新的假设、更多的手段、更大范围的选择，总体上，还会有由新鲜的思想所引发的充满活力的对话。类似地，个人也需要一个个人能够繁荣于其中的民主国家；因此，为维护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而做出慷慨的贡献是符合他/她自身的最大利益的。

你们中对政治哲学感兴趣的同学或许想多读一些杜威的著作，在这一章后面有一些建议阅读的书目。你们将会发现，杜威预料到了当代自由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之间的许多争论。杜威坚信，民主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和自然互助的，他彻底地维护互动主义哲学（interactionist philosophy）。通常，杜威反对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时常出现的两种极端。对杜威来说，国家的存在并不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作为国家的功能性的组成部分。

把这一思想运用于民主的课堂，杜威认为学校不应该仅仅推动个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也不应该完全一致地对待所有学生——成为缺乏鲜明个性的班级的成员。相反，学校应被民主地加以组织——是协同的生活的最佳形式得以实践的场所。因此，学校是一个个小社会，在这些小社会中，儿童通过实践学会如何促进自己的生长、别人的生长和整个社会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