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哲学：科学方法的应用及进化论主题

杜威是一位“自然主义”哲学家——他试图通过自然现象解释人的感觉所接触到的物体和事件。他反对超自然来源的解释，他甚至用人的理想、计划和行动来界定上帝。杜威对于他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东西深信不疑，并赞同在人类活动的每一领域运用它。如果考虑到杜威的自然主义取向，那么对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如此众多的进化论主题和隐喻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在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中，他深受德国哲学家乔治·威廉海姆·弗里德希·黑格尔（Georg William Friedrich Hegel）的影响。黑格尔认为，只有心智（mind）是真实的，通过参与普遍精神（universal spirit），借助于综合（synthesis）解决对立面的辩证的过程，人类的思想朝着一个预先注定的理念前行。在杜威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他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大量命题（预先注定的理念等），但他保留了辩证法。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提出两种极端。例如，在《经验与教育》一书中，他把“旧教育”与“新教育”对比，但是他并不确定无疑地肯定新教育。相反，他指出新旧教育的好坏之处，最后提出一种经过修正的教育观。许多人认为这种修正的教育观并不是真正的综合，而是一种新的创造。杜威运用辩证的方法来澄清他的思想，然后迈向一个新水平的计划和行动，但他并不宣称这一新的水平就必然是最终答案。它也要接受新的许多次反复的检验。

杜威在几乎所有的哲学领域都有研究并著书立说：逻辑学、形而上学、认识论、科学哲学、本体论、美学、政治与社会哲学以及伦理学，另外，他还写过心理学和宗教方面的著作。但他坚持认为，教育哲学是哲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分支，因为其他分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依赖于教育哲学的。在杜威看来，教育哲学就是人生哲学。(www.xing528.com)

作为一名自然主义哲学家，杜威不仅拒斥超自然（the supernatural）而且拒斥被某些哲学家称之为超验（the transcendent）的东西。如果一个实体或概念被假设用来解释可观察的事件，但这一实体或概念自身不能被观察或者不能产生与它相联系的后果，那么这一实体或概念就是超验的（在杜威拒斥的意义上）。某些科学实体即使是不能看到的，但它们仍可以为杜威所接受，因为它们的效果可以被可靠地观察到。但是像皮亚杰的认知结构这样的概念则有可能会引起杜威的怀疑。如果你们读过杜威和皮亚杰的作品，你们一定会发现，他们在对教育的建议和对儿童智力发展的描述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杜威从未提出过用不可观察的、隐含的思维机制来解释可观察的一切。如果杜威今天仍然在世的话，经人劝说，他也许会同意，这一认知结构的概念就如同计算机的机器程序一样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我们必须让他看到这一程序所产生的真实的效果。否则，杜威的怀疑很快就会卷土重来。由于杜威拒斥超自然的解释和运用超验概念的解释，他经常被人们贴上行为主义者的标签。但是我们将会发现杜威的观念与那些著名的行为主义者的观念存在区别。

杜威，还有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经常被人们称为实用主义者。但是杜威自己在这一词汇上遇到了麻烦，因为它经常是被贬义使用的。皮尔斯把实用主义看成是一种意义的理论：“考虑一下我们的概念实体有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那么我们的这些具有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实体概念的全部。”^[3]让皮尔斯感到恐惧的是，詹姆斯认为效果的概念即是真理的理论。皮尔斯把他的理论改名为实用主义理论，意在把自己的观点同詹姆斯的观点区别开来。但是杜威更青睐自然主义这一术语。还有一些富于同情心的作者试图用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来替代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和实验主义自身具有引起不受欢迎的含义，因此，最近有些作者建议我们应该最终使用实用的自然主义。^[4]这一术语既具有强调自然主义解释又注重效果的双重优点，这里的效果是通过运用假设验证的探究法而产生的。当我们在讨论杜威的教育观念时，我们会时常涉及这些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