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以与讨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大体相同的方式来讨论亚里士多德,也就是说,不去尝试严肃的历史描述,也不对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进行全面的思考,而是审视至今还引起人们无尽的争论的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思想遗产。
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并不试图去创造一个理想国家。他的思想始于对事物本身的批判性分析。因此,在写作道德生活和伦理学时,亚里士多德选择和描述那些能最好地代表雅典社会的人和行为。[6]当然,他必须拥有某些标准,把真正的善和只是看起来的善区别开来,甚至是对他在实际生活中所寻求的那些标准进行区分。
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们应该接受适得其位的教育或培训。随着他们的任务的完成和特定职能的履行,他们形成了(或者没有形成)履行这些任务和职能的特有的美德。最优秀的领导者、工匠、妻子和奴隶都拥有德性或美德,但是这些美德是不同的。统治者的美德与奴隶的美德不同,丈夫的美德也不同于妻子的美德。
当代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s)经常心怀钦佩地谈到亚里士多德。[7]他们也认为,集体可以而且应该对集体成员适当地提出要求,认为对普遍的个人权利过分强调——以至于社会忘记了其过去的传统,任何利他主义的行为有赖于主体(agent)的伦理英雄主义和哲学家的解释。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和今天的公有制社会信奉者坚信,道德生活源于我们集体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从这一观点出发,一个集体的需要和福利能够而且应该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一位好公民期待着为国家做出贡献,而不是仅仅要求国家保护其个人的权利。
后面我们将会发现,许多哲学家争辩道,只有两种理论才能对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生活模式提出严肃的挑战——尼采的虚无主义(nihilism)和康德的逻辑个人主义(the logical individualism)。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式的道德思想及方法今天又一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教育家们也许会对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思想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它建立了一种今天仍广为流传的道德教育模式。亚里士多德建议,应该以道德的各种合适的行为模式来训练学生。他的道德教育模式与我们在圣经中所发现的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协调一致的:“以儿童应该行为的方式去训育儿童,当他老的时候,他将不会背离这一方式。”亚里士多德相信,集体应该把价值观灌输给学生,并让学生耳濡目染于成人监控的、旨在培养相关美德的活动中。[8]他并不关注教会学生对道德问题进行推理。的确,他相信,直到年轻人长到二十多岁的某个时候他们才能为这样的推理做好准备。他认为,到了那时,他们将成为良好的(具有美德的)人,并可以相信他们能对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在此之前,他们应学会根据良好性格之习惯做出合乎道德的反应。接着,这种良好的性格将会奠定牢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稳妥地做出进一步的推理。(www.xing528.com)
宗教教育的许多模式赞同亚里士多德的性格教育的主张,一直并继续追随着他。他们也认为,儿童应该首先学习正确的行为,然后才能允许他们进行质疑、分析和批判。毫无疑问,你们中间许多人就是以这种方式被抚养成人的,读到这里,你们或许要问:还有别的方式吗?事实上,是存在着其他的若干种方式,我们将在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那一章探讨这些方式。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道德教育的其他模式已经将性格教育的模式边缘化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劳伦斯·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模式一直非常具有影响力。[9]
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性格教育模式却被人们广泛地接纳。一个名为性格发展联盟(the Character Development League)的组织出版了《性格课堂》,在学校和家庭中使用。[10]或许不是那些美德自身,而是美德呈现的模式会让亚里士多德感到满意。这些课堂是根据“性格的特征”而组织的:顺从、诚实、无私、献身于职责、勤劳、勇气、正义、爱国等,还有其他很多特征。而且,课堂以线性等级组织起来;每一堂课都为下一堂课奠定基础。根据《性格课堂》三十一个特征,首先是服从,然后依次导向“通往正确的生活,并确立性格”。当然,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仅仅读一读这些美德,看一看别人如何在生活中实践这些美德,还是远远不够的。人们通过履行诚实而学会诚实做人,人们通过服从命令而学会顺从。性格发展联盟这个组织已经认识到实践的需要,《性格课堂》建议在阅读和讨论之外增加实践活动。
在性格教育的方法中,灌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教育哲学家对此十分担忧,这是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要讨论的问题。但是,现在有些教育哲学家为性格教育辩护,有的思想家建议将认知的方法和性格教育的方法结合起来。[11]在年轻人中,似乎正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趋势,即做出社会不接受的或有害的行为,教育家们对此深感恐慌,因此,他们正以一种崭新的、更具欣赏力的眼光来看待亚里士多德。
对今天的教育家来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另一方面也需要高度重视。亚里士多德并不相信人们能够保证他们自己的连贯一致的道德行为,即使他们做出英雄般的努力。环境影响着我们,具备伟大美德的人能够经受住巨大的诱惑,在许多极端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事情。但是,即使英雄也可能被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所淹没。在这一信念下,与后来的道德哲学家相比,亚里士多德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Homeric Greeks)更加接近。他看到了将品性良好的人引入悲剧的可怕的两难困境。这是当代哲学的一个流行主题,[12]它一直受到许多人的赞同,他们感到以往的道德哲学太理智了,而且远离了日常生活。教育家对这一主题尤为感兴趣,因为它鼓励我们以一种整合的方式将生物学和文学运用于道德教育之中。毫无疑问,对于这一进展,亚里士多德是会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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