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有效管理角度的成果

（一）提升保护区管理水平和效能

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的实施关键是保护区管理单位本身管理水平和管理效能的提升。要提升保护区管理单位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能，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

第一，对保护区资源的总体状况进行调查、监测，掌握其保有量和变化趋势。资源调查是自然保护区设置和管理的前期基础工作，分为三部分：自然资源本底调查、社会资源调查以及保护区威胁因素调查。保护区的资源监测又分为支撑资源和重点资源监测。支撑资源是为保护区其他资源提供生存基础的资源，如森林生态系统里的优势乔木和土壤资源、湿地生态的水资源等：重点资源包括自然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动植物资源、优质珍稀矿产资源、生态旅游资源和社区人力资源，这些重点资源的保有量和利用现状是监测的重点内容。

第二，准确评估保护区内各项保护活动和开发活动与保护区内保护对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具体内容包括，评估保护区人类活动对保护区动植物活动的影响，以及动植物生长活动对当地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保护区内开展的各项工程对当地居民经济生活的影响。除此之外，不在保护区内的很多项目工程也会直接或者间接对保护区内动植物栖息和社区居民生活产生影响，同样也应纳入评估范围。

第三，加强对保护区自然资源的科学研究，提高保护区对区内自然资源的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保护区经济条件和科研力量的壮大。因此在保护区内部经济条件较差、科研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加快引入外部资金和科研支持，将是推动保护区科研进度的重要手段。

第四，将保护区社区发展纳入保护区经营范畴内，让社区居民分享生态多样化所带来的收益。社区居民是自然保护区资源的所有者之一，他们应该享受到自然保护区资源管护与开发所带来的收益，然而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完整，当地社区无法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发展经济，这不仅造成居民收入水平偏低，还使当地滋生了对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负面情绪，严重影响保护区有效管理职能的履行。在把社区发展纳入保护区管理目标时，应当坚持不损害原则，即至少不能损害社区居民的利益，在不破坏当地生态系统完整的前提下，逐步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管理责任和资源使用权限，帮助社区寻找新的替代产业，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保障社区居民和保护区的利益。

第五，规范生态旅游，开展环境教育。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强调的是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前提，以自然文化的宣传教育和环保理念的倡导为核心，以自然景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维护当地居民生活为责任的高层次旅游活动。在保护区内实施生态旅游项目时，一定要制定生态旅游认证和评估制度，确保生态旅游的经营目标和经营水准。同时，保护区内生态旅游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对外宣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开展生态旅游的同时，必须建立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保护教育团队。

总之，为实现保护区的有效管理职能，保护区管理机构首先必须对社区内资源存量、变化状况以及能够影响区内资源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了解，据此制定相应的管理、评估和利用制度，提高有效管理的科学性。再者，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与社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提高社区居民的收益水平，在实现保护区有效管理的同时，指导社区经济在保护区管理制度框架内健康、快速发展。最后，保护区有效管理的实现有赖于保护区管理团队素质的提高，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保护区管理部门应当主动引进高素质的管理、科研人员，在实现保护区有效管理职能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保护区管理制度。(www.xing528.com)

（二）增加栖息地管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集群包括提高生物多样性受保护地区管理的有效性，识别具有极高但受威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区域，将保护区连接成为一个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长廊，促进了保护区的创建，这些保护区将陆地连接在一起。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道称，陆地保护区的创建过程中最显著的进步也许可归因于明确的政策，许多国家都利用法律来建立保护区。用于保护区的现存政策也许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们仍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生物多样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及新的资助机制通常促进了保护区的建立和效益的提高。从创造收入到保护政策授权的转变，已经有效地减少了相关土地非法转为他用。

挑战依然是在陆地确保保护区为生态代表网络的一部分。同时为受威胁和特有物种提供有效的保护。许多保护区在它们内部或者周边都有社区。对于它们而言，正式认可自然保护、传统生活和传统保护都是很有必要的。对当地土著和社区保护区的正式认可将增加合法保护区的生态覆盖，同时也支持社区保护遗产的权利。潜在的局限性包括与发展目标的竞争、测量在开发活动中保护的真实价值的困难（而这些开发活动产生了更短时间内的经济收益）以及有效地执行保护法的制度和个人能力。

这一政策集群还包括跨界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长廊的区域合作方案。跨界合作促进了地区机构间的合作，使多个地区受益，正如许多例子论证的那样。这些例子包括涉及跨界对生物多样性高的保护区进行保护，包括太白山、汉中朱鹮、牛背梁、黄龙铺—石门地质剖面和东秦岭地质剖面。这一合作带来的效益是地区层面付出更多的努力，能力得以跨界转移，以及涉及不同国界利益相关者付出了双重保护努力。主要的挑战是可持续性，参与机构的能力参差不齐以及一旦涉及产权问题，合作的性质就成了复杂的经济问题。

（三）实施资源获取和惠益共享机制

关于遗传资源的公平获取的惠监共享政策集群包括认可本地生态系统管理权利、知识产权保护和防止生物剽窃的法规。该政策集群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惠益共享的CBD协商结果，特别是波恩指导原则和后续的国际制度。《获得遗传资源的名古屋议定书》和《基于利用率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共享》将会对正在付诸实践的工作予以指导，以制定国家和区域协议。关于生物和遗传资源获取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协议草案结合了孟加拉国、柬埔寨、蒙古、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遗传资源、惠益共享、传统知识获取的草案政策和法律。这将会实施提供额外的鼓励措施。

这些政策主要的效益包括为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原住民社区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机制，用来维持全方位的生物多样性、获取来自投资者的合理和公平的回报，从将当地知识和管理资本化的方式中获得收益，这也给政府提供了一种保护国家遗产的方法。主要的限制因素在于识别社区将传统知识付诸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验证有效的奖励机制以及克服自感研究潜在的约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