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解传统社会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
由于“自然实在论”侧重用自然来阐释真理和谬误,而“社会实在论”则强调用社会来解释真理和谬误,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一种不对称的“实在论”。拉图尔将“自然实在论”和“社会实在论”称为“单向度的科学”,指出:“这种单向度的游戏尽管非常有趣,但在二十年后我们却要寻求新的游戏方式了,尤其是在它做出了自然和社会之间有待解释的不可思议的联系之后。”[19]于是,拉图尔提出新的对称性原则——“广义对称性原则”,即“要完全对称地处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认识因素与存在因素、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等二分事物”[20]。为了使学者能够更容易理解“广义对称性原则”,“拉图尔提出用既非自然(客体)、也非社会(主体)、也非主客体的混合的第三种实体来同时解释自然和社会,拉图尔称之为‘准客体’(quasi-objects)或‘杂交物’(hybrids)”[21],力图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在科学技术实践过程中的作用,旨在消解传统社会学的主体—客体二元划分模式。为了明确上述“准客体”或“杂交物”的概念,拉图尔借用符号学一个术语——行动者,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自然与社会等统称为行动者,消弭了以往学界的“主客二分”。
主流学者普遍认为,在科学技术实践过程中人类行动者具有能动性,而非人类行动者则不具有能动性,即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因此,他们往往只关注了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而漠视了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然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却坚持追求“人的去中心化”,强调科学技术实践过程中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都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并赋予了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从而恢复了科学技术实践过程中长期以来被遮蔽的非人类行动者能动性。更为重要的是,“ANT给予了非人类因素(non-humans)以关键的地位,以重新联结人们在自然和社会之间所制造的分野,其基本取向是认为科学是一个人类和非人类两者相互作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任何一方的因素并未被赋予特别的优先权。在科学活动中,自然行动和社会行动不断变换角色并进行磋商,科学最终从这两类行动的游戏场地中涌现出来”[22]。“在ANT中,以人类为中心的科学社会学让路于对‘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去中心化研究,社会不再与科学的、技术的或自然的相区别,分析的对象变成了异质性网络的统一领域。”[23]那么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是如何实现的?拉图尔在《潘多拉的希望》(1999)一书中使用一个生动鲜活的案例——“枪”和“人”相互建构而成的异质性网络,侧重阐释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是如何通过人类行动者的“转义者”身份来实现的。(www.xing528.com)
(三)强调异质行动者相互建构而成的动态网络
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异质建构论的观点,即“科学实践是由多种异质成分彼此联系、相互建构而形成的网络动态过程”[24],“在方法论上则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提出‘跟随行动者’的口号”[25],即从异质行动者网络中任意选择一名行动者,通过追随该行动者的踪迹来理解促使其行动的各种力量,并展示以此行动者为中心的结构化网络。“在网络建构过程中,自然与社会、人与物以及行动者之间的边界在不断地改变,同时网络的范围逐渐从局部扩展开来,力量由弱到强,边界由模糊到清晰并相对固定下来。正是通过这种建构,知识、社会、自然的区分也开始形成,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的成就,因为已有的网络不断地被改变,新的网络也在不断地生成,以此展示科学技术的整个实践过程。”[26]可以肯定的是,异质行动者通过相互构建而形成一种动态网络,其中行动者的角色、功能、地位和数量并不是固定的,其行为更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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