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视野中的流行体系和时空的研究

——解读罗兰·巴特的《流行系统》和《埃菲尔铁塔》²

张迎旋

内容提要：

罗兰·巴特在其《流行系统》一书中就对巴黎的流行时装进行了符号学的分析，而后又在《埃菲尔铁塔》中从结构主义观点阐释了埃菲尔铁塔的技术美学，把巴黎的城市建筑当成各类文化符号来解读。本文就是通过解读罗兰·巴特的《流行系统》和《埃菲尔铁塔》，看他如何运用符号学原理分析服装书写和流行神话，并将埃菲尔铁塔的现代化空间和巴黎的历史性时间穿插描绘，从而展现了符号学视野中的时空巴黎。

关键词：

巴特；符号学；服装书写；埃菲尔铁塔；巴黎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从政治的文学、社会的文学、责任与工具的文学回到艺术的文学、形式的文学、探索与先锋的文学；而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至今，随着消费社会的逐渐显形，文学也显露出它的休闲娱乐性功能，休闲文学、大众文学兴起，文学开始成为娱乐的休闲品，并逐渐变成进入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日常消费品在消费社会中如何具有了文化或艺术的含义？它们又是怎样与“奇异”和“美”等联系在一起？这是各国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适逢纪念法国20世纪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罗兰·巴特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文通过重读他的《流行系统》和《埃菲尔铁塔》，看他如何运用符号学原理分析服装书写和流行神话，并将埃菲尔铁塔的现代化空间和巴黎的历史性时间穿插描绘，从而展现符号学视野中的时空巴黎。

1．纸上谈“衣”：服饰符码和流行神话

罗兰·巴特作为继萨特之后法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在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个领域里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真正与他本人势均力敌的对手竟是他自己，后期的巴特思想排斥和批判前期的巴特思想。于是，《流行体系》这本花了巴特近十年的时间（1957年着手研究和撰写，1967年终于得以出版），代表了巴特符号学时期“系统”高峰的著作，刚问世便失势，被巴特本人视为“科学梦”而遭到冷落。但是，这部专著其实贯穿了巴特前后期思想，具有转折意义和关键地位。

首先，这是一部以符号学理论为背景而建构的著作：“每一种方法都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发生作用，本书正是一本有关方法的书，因此必须自成一说。”（罗兰·巴特2011：1）确切地说，这本书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对当前时装杂志刊载的女性服装进行结构分析，其方法源自索绪尔的符号学。所谓“纸上谈衣”，就是针对服装杂志中对服饰的文字描述；所谓“流行”，就是时装杂志的意识形态，时装论述的神话学分析。因此，巴特的切入点不是现实层面的对象，而是对这一对象的文字再现。而时装书写的传播功能远大于审美和实用功能。在巴特看来，服饰体制好像语言结构（langue），个别穿着犹如“言说实现”（parole）。他把语言结构学应用到服饰现象中，并依据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分离出衣服的符征（signifiant，能指）和符旨（signifié，所指）。因为在他看来，时装杂志中的文字描述已经将衣服的符征和符旨加以分离切割，成为符号学理论的最佳作用领域。

“打开任何一本时装杂志，眼前所看到的，就是两种我们将在此进行讨论的不同的服装。第一种是以摄影或绘图的形式呈现，这就是意象服装（vêtement-image）；第二种是将这件衣服描述出来，转化为语言。一件洋装，从右边的照片形式变成左边的：一条腰带，嵌着一朵玫瑰，系于腰间，一身轻柔的雪特兰洋装。这就是书写服装（vêtement écrit）。”（罗兰·巴特2011：3）巴特认为意象服装和书写服装虽然都指同一物质，但结构互异，一种是样式、线条和色彩等形体上的，一种是术语、句法和措辞等文字上的。除此之外，还有真实服装。意象服装的形体结构、书写服装的文字结构和真实服装的技术结构这三种结构的运行模式各异，真实的服装经由转换语转形为意象。于是，就有了从真实到意象，从真实到语言，从意象到语言的转换。从真实到意象的转换语是制衣纸版，从真实到语言的转换语是缝制流程和方案，从意象到语言的转换语是叙述和描写，要么以极度的方式，要么以零度的方式。

其次，这原本是一部服装体系的符号学著作，后来却演变为一部研究流行的作品。服装与流行虽有一些关联，却不能完全重叠。巴特最终找到了两者的重合点，既分析服饰符码，又解析流行神话。经过分析，巴特认为流行体系具有既不断变异又永恒回归的双重个性：“‘印在纸上’的衣服为分析家展示了人类语言和语言学家背离的东西：纯粹的共时性（synchronie）。时装的共时性年年风云变化，但在一年之中，它是绝对稳定的。通过研究杂志上的衣服，或许我们可以窥出时装的流行状态，而无须像语言学家梳理混杂的信息连续体一样，人为地去分裁。”（罗兰·巴特2011：7）因此，杂志用文字来描述某件衣服，不过是在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流行”。于是，词取代物，取代了自身已经形成意指系统的衣服。

再次，这部著作牵涉到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巴特用“兑换”（conversion）这个概念来解释当实用而又形象的物品被兑换为文字时，被书写的流行也就成为了一种文学。于是，符征的修辞是服装诗学，符旨的修辞是流行的世界观。而符号的修辞则作用于符征和符旨之间的关系。在探讨“书写服装”时，巴特不断发问：“一件物体，不管它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当它转化为语言的时候会如何？或者进一步问，当事物与语言相遇时，会如何？面对如此广泛的问题，如果流行服饰不值一提，那么，我们要记住，在文学和世界之间，同样也建立了这样的关系：文学难道不正如我们的书写服装一样，是一种把真实转化成语言，并在这种转化中获得存在的体系吗？更何况，书写服装不也是一种文学吗？”（罗兰·巴特2011：10）

但是，文学描述和流行描述（书写服装）确有不同，文学描述会让某一虚构事物具有存在感，而流行描述的物体已经成为事实，只是形体样式各不相同。但流行描述不受事物的摆布，证实了具体的语言功能的存在，例如认知层面的固化，添加知识和强调价值的功能。这种流行描述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流行的某种存在状态。更深入地探究，会发现描述的真正目标是“经由流行时装间接的、具体的认识导向意象服装直接的、发散的认识。”（罗兰·巴特2011：14）意象激发幻想，使购买变得毫无必要，但言语却刺激占有欲，鼓励购买；意象是完整而饱和的系统，言语是零碎而开放的系统。

最后，这部作品显示了巴特的思想中心正在位移，并体现出“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的特征。这部专著意味着巴特的社会文化分析时期已经终结，也代表着巴特符号学体系的完成。由此可以看出巴特的思想是以不断地位移来实现其自我超越的，而《流行体系》这部作品是巴特不断涌动的思想浪潮中的一座波峰。在巴特眼里，意象和语言的关系，类似于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关系。自索绪尔以来，语言和言语成为了经典的概念对立。语言是一种制度，而言语是这种制度短暂的片刻。“与意象服装相比，书写服装有一种结构上的纯粹性，这多少有点类似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描述必然要并且也是充分地建立在对制度的限制加以表现的基础之上，而正是这种限制使呈现在这里的这件衣服变成了流行。它全然不顾这件衣服以什么样的方式穿着于某一特定的个人身上，即使这个人也是‘制度化’（institutionnel）的，譬如，一个封面女郎。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称这种结构化、制度化的穿着方式为服装（vêtement）（与语言相对应），而把同样的穿着方式但是已经实体化、个人化的、穿过的称作装扮（habillement）（与言语相对应）。”（罗兰·巴特2011：15）因此，书写服装是在具体言语庇护下的抽象服装，既是衣服层面上的“制度语言”，又是语言层面上的“行动言语”。

在《流行体系》一书的最后部分，巴特对服饰符码的修辞系统进行了分析，认为服饰写作的修辞“能指”是服装诗学，而修辞“所指”是流行理念。遗憾的是，服装诗学是一种缺乏信息度的平庸的修辞：“每一次当流行试图去含蓄意指一件服装，在‘诗学’隐喻（源自事物的‘创造性’）和刻板模式隐喻（源自自发的文学反应）之间，它总选择后者。”（罗兰·巴特2011：218）但是，这种服装诗学还是会有文化参照物，比如“毕加索式色彩”“帝国线条”“希腊夏日色”“1916年的风格”“斗牛士领结”等。当然，爱心和细节会让服装诗学更具感染力。至于服饰写作的修辞“所指”，往往用流行小说来装扮：“这件法兰绒上衣适合于那些有点儿亲英，或者还痴于普鲁斯特，喜欢去海滩度假的女孩。”（罗兰·巴特2011：226）巴特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服饰写作可以重新构建一个文学性较强的生动的画面：诺曼底海滩上的花季少女。除了文学情境，还可以是活动情境、节日情境、时间情境和地点情境等等。而且，旅行是流行的最大阵地，流行可以理解为地点的迅速更迭。因此，“异地”不仅是具有异国情调的乌托邦，更是流行神话中的天堂。无论如何，服饰写作的流行理念杜撰了一部初级的、无形式的、无时间感的小说，并从中获得了愉悦感。

由此看来，流行变成了一个自主的文化物，一种叙事。于是，服装书写与小说或梦具有同样深刻的真实性：“如果你周末准备去都兰（Touraine），去你丈夫老板的乡村小屋，这件毛衣是必备之物。”（罗兰·巴特2011：261）巴特又用这个例子说明服饰写作营造了一个既虚幻又真实的情境，向世事开放，以完整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巴黎的时装发展，远看井然有序，近观庞杂凌乱。虽然流行讨厌体系，但流行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一种制造无序的秩序。而且流行实现了从现实到神话的转化，最终达成意义的失落和记忆的淡漠。正是服装诗学和流行理念，构建了巴黎“世界服饰之都”的现实乌托邦情境，也解读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既要对世事敞开怀抱，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又要对世事保持距离，无可救药地武断随意。如果巴特在《流行体系》中建构了一个符号化的流行巴黎，那么在另一篇题为《埃菲尔铁塔》的分析性长篇抒情散文中，他又建构出一个符号化的时空巴黎。

2．管中窥“塔”：现代化空间和历史性时间

莫泊桑常在埃菲尔铁塔上用午餐，因为只有在那里才看不到铁塔。巴特却时常在写作时把铁塔框入窗中，认为埃菲尔铁塔是世界性的旅行语言：“它除了表示狭义的巴黎，也触及最一般的人类形象语言。它简单质朴的外表，赋予它一种含义无穷的密码使命，结果随着我们想象的推移，它可依次成为如下事物的象征：巴黎、现代、通讯、科学或19世纪、火箭、树干、起重机、阴茎、避雷针或萤火虫，随着我们梦想的遨游，它必然总是一个记号。”（罗兰·巴特2008：2）任何身处巴黎的人，目光不得不与之相遇，幻想时不时受到它滋养：“当我们望向它时，它是一件物体；而当我们去游览铁塔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目光，并因此构造着作为其注视对象的、既伸展于又收拢于其脚下的巴黎。”（罗兰·巴特2008：3）接下来，巴特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铁塔是一个既具有主动式又具有被动式的完全动词，不欠缺任何功能和语态，而且违背了看与被看的习惯性分裂，在两种功能之间形成了充分的流动性：“铁塔吸引着意义，犹如避雷针吸引着雷电。对于一切意义创生的爱好者来说，它都起着一种迷人的作用，一个纯能指的作用，即这样一种形式的作用：人们可以不断地把意义纳入这种形式中（他们可以任意地从自己的知识、梦想和历史中抽出这些意义），而意义并不会因此被限定住或固定住。谁能说铁塔对明日的人类又意味着什么呢？但不容置疑，它将永远是某一物体，是某种与人类本身有关之物体。目光、物体、象征，这就是功能的无限循环，它使铁塔能够永远会是某种其他之物，会是远远超出埃菲尔铁塔自身之物。”（罗兰·巴特2008：3）

然而，铁塔的无用性一直隐隐约约地被人们视为丑闻，虽然埃菲尔为其辩护列举了许多科学用途：空气动力学测量、材料耐力研究、登山心理学、无线电研究和气象观察等。但这些用途和铁塔压倒一切的神话力量相比，可谓微不足道。为了逃脱理性的束缚，铁塔的无用性恰恰使其成为非理性边缘的奇异梦想，承载了人类征服空间的愿望。起初，人们企图使铁塔成为一座科学庙堂，但它并不是一个博物馆，塔内全无可看之物，基本处于纪念塔的“零”状态。它与艺术和宗教仪式也无关联，那么为什么埃菲尔铁塔每年接待的游客要比卢浮宫多两倍呢？因为登塔是在寻梦，以一种单纯而深入的方式去探索未知的景象。而这种未知的美景就是巴黎这座城市的现代化空间：“于是，去参观铁塔，并非是去与历史圣地神交，像参观大多数纪念建筑物时的情形那样，而是和一种新的大自然、人类空间的大自然相亲和。铁塔不是一处遗迹、一件纪念物或一种文化现象；而是对人性的一种直接体察，人性，由于被转换为一种空间的目光，而成为自然的了。”（罗兰·巴特2008：6）的确，铁塔使城市成为一种自然，使川流不息的人潮成为一道风景。而在铁塔出现之前，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米什莱的《编年纪事》都以杰出的诗意写作体现了俯瞰全景的幻想：这幅图景呈现的不仅是被察觉的世界，更是被解读的世界，一种物象之流。(www.xing528.com)

在巴特看来，每一位登塔者都在不知不觉中实践着结构主义；他们会对地点进行分类、组合、关联、感知、解读和构造，构造一个巴黎的模拟物。在面对全景图时，知识和感觉在冲突，因为感觉的愉悦并不足以逃脱心智的求索。于是，从上空俯瞰巴黎，必然会联想到一段历史，眼前风景的变换将空间景象沉浸入时间长河之中，全景式的现代化空间转换为绵延式的历史性时间：史前的巴黎被一片水域环绕，而如今的铁塔似乎仍是塞纳河的卫兵；中世纪的巴黎圣母院和当代的埃菲尔铁塔构成了古老砖石和现代金属的匹配和对立；君主和帝国时代的法国史通过巴黎的荣军院和凯旋门娓娓道来；最后是当代人创造的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厦和无线电电视中心的现代建筑也逐渐开始成为地标：“在铁塔的注视下，在历史绵延中的巴黎，使自己成为一块抽象的画布，在这块画布上，（从很久以前沿传下来的）深色的椭圆形，与现代建筑的白色长方形交错并列着。”（罗兰·巴特2008：12）

在现代化空间和历史性时间交叠中，都市变成了亲近、熟悉的东西，游客们可以破解其中的各种功能，例如蒙马特区的声色娱乐，歌剧院周围的企业和商业，先贤祠脚下的知识和学习。而且铁塔吸引着城市，参与了城市作为有机体的神话功能的构造活动，它虽非大脑也非器官，但却是见证人和目击者：“由铁塔的目光所实现的对巴黎的读解，不只是一种心智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入族’礼仪。爬上铁塔以便好好眺望巴黎，犹如从外省来的巴黎的少年所做的征服巴黎的初次旅行。”（罗兰·巴特2008：13）幼年的埃菲尔，在随母亲来到巴黎后，立刻就发现了这里的都会神话，而铁塔的旅游，至今仍能唤起巴黎的“魔力”，无论外国人还是外省人，都要登上铁塔，完成“入族礼”。

另外，砖石虽然易磨损，但不易被拆解，而钢铁既坚硬又轻便，使得人类的移动变得更轻快，从而排除了自然给人际交流设置的障碍。因而，化学家出身的埃菲尔把铁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创作物中，始终贯彻了人际交流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铁克服了时空障碍。而埃菲尔铁塔就是一座“直立的桥”，它把大地、城市和天空统一起来，空间被人性化了，于是当钢铁进入建筑业，艺术品可以遍地矗立，例如自由女神的支托骨架也是钢铁。本来“像一个黑色巨大的工厂烟囱”似的铁塔也因为表明一种即将征服未来世界的新价值而具有了功能美。

而且，作为物体和目光的埃菲尔铁塔，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法国大革命和巴黎新时代的自由观：概念大胆，材料新颖，形式非美学，功能无用性……铁塔就这样消解了巴黎的历史重负，成为了现代性的象征之后才真正成为巴黎的象征。即使当今时代，摩天大楼比比皆是，铁塔也并没有退化为老旧过时的纪念碑，而是完成了一种高度存在于自身、宽度被取消的整体上升的努力，代表了现代人攀升和翱翔的梦想。

硕大的体型、质料的轻盈、镂空的工艺，这些看似与飞翔有关的设计也隐喻着“植物”：挺拔的茎秆和透空的枝叶，来自地面连接天宇；但这不是铁塔的最后一个隐喻，它还含有一种潜在的动物性，宛如长颈鹿；它也是人的变形，人的侧影，没有头部和肩膀。

总之，无论作为目光、物体还是象征，埃菲尔铁塔总是在无限延展的现代化的空间里向历史性的时间深处无限延伸，它是被注视的和注视着的景象，是无用却又不可替代的建筑，是不可模仿却又不停被复制的物体。在巴特眼里，它是“一个纯记号，向一切时代、一切形象、一切意义开放，它是一个不受限制的隐喻”。（罗兰·巴特2008：33）

结语

经过两部作品的解读，掩卷而思，巴特为什么要建构符号化的流行巴黎和时空巴黎呢？表面看来，是对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中的象征和记号现象进行“去神秘化”的文本意义解析，揭示了某些神话的“欺骗性”和“误导性”；深入探究，是对唯物质主义的工商社会和对唯娱乐至上的文化风向的批判，是呼唤西方理性怀疑主义和非理性唯美主义的回归。而巴特本人兼具唯美主义追求的诗人气质和怀疑主义思辨的哲人气度，虽然不可避免地散发出逃避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息，仍然堪称一面映照当代西方文学思潮的透镜。

参考文献

罗兰·巴特．敖军译．《流行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86.

罗兰·巴特（著）．安德莱·马尔丁（摄影）．李幼蒸译．《埃菲尔铁塔》．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6.

张迎旋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法国现当代文学，法国戏剧，修辞学，城市文学等

E-mail：ameliezh@hotmail.com

注释

1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法国杰克·朗格时期的文化政策研究’（201413051）”的阶段性成果。

2　本论文为“文学中的城市文化：巴黎与北京”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WYC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