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尔夫人小传：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潘　丹

内容提要：

斯塔尔夫人的一生都与法国大革命紧密交织在一起。革命初期，她曾在父亲内克的影响下倡导君主立宪制；但伴随着革命演进，她逐渐皈依共和派，即便经历了雅各宾恐怖，也未曾对共和制失去信念。热月政变之后，雅各宾派失势，热月党上台，为探索新的共和体制带来可能，斯塔尔夫人对这一温和、中庸的政权寄予厚望，并努力帮助他们构建一个能够确保自由实现的政体。但她的期望落空了，取而代之的是拿破仑专制。虽然因流放而被迫远离巴黎，但斯塔尔夫人也伴随着她的著作走向欧洲各国，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

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科贝团体

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原名日耳曼妮·内克（Germaine Necker），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文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她的父亲内克先生曾出任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在当时的政界具有一定地位。日耳曼妮十分崇敬她的父亲，她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关系：“这不是简单的父女关系，它是友谊、挚爱、宗教，是我的精神支柱。”（Fairweather 2005: 312）在父亲的影响与帮助下，她较早涉足政界，并与一些政界要人，如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塔里安（Tallien）、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等过从甚密。日耳曼妮的母亲苏珊·内克（Susan Necker）是当时著名的沙龙女主人之一，她的沙龙是启蒙哲人们经常聚会的场所。日耳曼妮在母亲的沙龙中长大，狄德罗（Denis Diderot）、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等启蒙哲人常常出入其间，因此，她自幼便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并常常在客人们的鼓励下发表自己的看法，言谈中流露出的智慧与聪颖往往博得人们的称赞。1786年，日耳曼妮与瑞典大使斯塔尔男爵结婚，此后，人们称她为斯塔尔夫人。

1789年，大革命爆发。在斯塔尔夫人看来，这是一个年轻、热情、充满活力的时代：“人们更加自由地呼吸，胸中有更多的清新空气，整个民族被无穷的幸福所笼罩，就像人们的青春时代，充满激情与梦想。”（Fairweather 2005：104）而她父亲对革命的态度要比自己的女儿保守、冷静得多，他知道国家业已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并希望革命能到此结束。崇尚英国政体的他，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法国最好的选择，它既能避免民众的无政府状态，又能抵抗顽固保皇党的进攻。内克对政体的看法深深影响了女儿，斯塔尔夫人也十分推崇君主立宪制，她认为这是自由与君主制的妥协，1791年宪法¹⁷的诞生，预示着一个政治新时代的开端：“它对于政治的意义，正如牛顿定律对于物理学的意义。”（Fairweather 2005: 113）

斯塔尔夫人对君主立宪制的看法，除了深受家庭的影响，也与其自幼接受的政治学说有关。孟德斯鸠在斯塔尔夫人宪政思想的形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君主制是最适合法国的政体。不过，孟德斯鸠所言的君主制与法国旧制度下的绝对君主制不同，绝对君主拥有无上权威，他代表上帝的旨意，对臣民进行统治。但在孟德斯鸠看来，君主必须遵循既定的法律进行统治，与此同时，还应当设立中间权力阶层和独立的法律监护人，由他们来监督并限制君主的行为。孟德斯鸠强调，要保证政府的稳定，关键在于设立一个良好的政体结构，它比君主的个人道德更加重要、可靠：“一个好的君主政府仅有一个好的君主是不够的，政府只有在它的结构不依赖于一个重要的人的自然的或培养出来的道德天资这样的不可靠的条件下才能保证其稳定。”（施特劳斯，克罗波西1993：599）孟德斯鸠以英国为例，对这种非绝对主义制度做了颇为欣赏的解释，认为英国比“古代共和国或他自己的民主政府不仅更为自由而且更公正，在某些方面更明智”。（施特劳斯，克罗波西1993：603）

内克也十分崇尚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他认为这个制度将英国的传统与变革的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当欧洲处于中世纪时，英国的贵族力量十分强大，国王无法完全制服贵族，两股力量始终彼此抗衡。在与王权抗争的过程中，贵族们形成了自己的议会，作为制约王权的机构，国王不管颁布什么法令，都需要征得议会的同意。不过，在绝对君主制时期，议会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只是起到了橡皮图章的作用。光荣革命之后，议会权威大大提高，对王权进行了有效限制，国王虽然拥有否决权，但他“几乎不行使其否决权，因为贵族院几乎为他免去了这个麻烦”。（De Staël 1983：202）同时，英国政体对国王的保留体现了对传统的尊重，国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拥有形式上的否决权，但毕竟因此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成为有助于维持政体稳定的制衡力量。内克相信，英国的繁荣与自由即得益于这个智慧的体制。（De Staël 1983：393）

不难见出，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内克，都对英国的立宪君主制颇为欣赏。在论及国王时，他们都认为应当保留君主的位置。不过，与绝对君主制时期不同，此时国王已不再拥有绝对权力，反之，他的权力受到其他力量制约；同时，王权本身也是一支有助于维持政体稳定的制衡力量。比君主的道德、能力等个人素质更重要的，是整个政体的结构是否稳定。

斯塔尔夫人对国王的态度与他们是一致的。她同样反对旧制度下的君主专制，并尤为反感绝对君主制时期的密札制度。通过这项特权，国王能够不经审判就流放或监禁任意一个人，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束缚与专制。（De Staël 1983：185）斯塔尔夫人肯定大革命摧毁了这种专制，《人权宣言》给予人们自由的希望。但要使人们真正获得自由，还须建立能确保自由实现的政体，与孟德斯鸠和内克一样，斯塔尔夫人在英国看到一个可能的模板，并希望在法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在这个政体中，国王的权力受到宪法与议会的制约，国王也被赋予必要的行政权力，以保证国家的秩序与政体的稳定；同时，还应当允许国王拥有否决权，以使其能够参与立法过程，但否决不适于行政需求的提案。

因此，斯塔尔夫人赞同保留君主制，并不等于她接受君主专制。与企图复辟旧制度的极端保皇派不同，她并不认同君主的绝对权威；斯塔尔夫人更关注的，是如何使王权成为一支有助于维持稳定的制衡力量¹⁸，从而构建一个确保秩序与自由的政体，成为捍卫革命果实的坚固堡垒。

然而，自由与君主制的妥协并未就此达成，革命也无法就此停住，它始终遭到各种旧势力的顽固抵抗：国外反法同盟日益集结，并对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教俗贵族叛乱不断，并会同外国势力图谋颠覆革命。在内外交困之中，法国民众感到祖国处于危机的边缘，反革命威胁无处不在，人们的革命激情也因此不断高涨。1791年6月20日，国王逃出杜伊勒里宫，企图投奔奥地利王室，不过图谋未遂，逃至瓦伦时被捉拿归案。路易十六的企图虽未得逞，却大大激化了民众对贵族阴谋的忧虑，人们不再相信国王对革命的诚意，要求废弃君主立宪制，建立共和国。愿望与现实的差异，使斯塔尔夫人失去了革命初年那份自信与热忱，增添了几分焦虑与不安，她曾这样描述与几位议员会面的情形：“似乎革命已经结束，自由得以建立，然而，当我们相互对望时，却试图从彼此的眼睛里，找到自己所缺乏的安全感。”（De Staël 1983：122）

不过，斯塔尔夫人并未因此否定革命，她相信，革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宣扬并力图践行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理念，如果君主立宪制不能有力地捍卫这些革命果实，共和国也是可以接受的选择：“要是人们更愿意选择共和国，我也能够接受它。”（De Staël 1983：113）然而，共和国也没有如斯塔尔夫人所愿成为捍卫自由的壁垒：9月2日的大屠杀揭开了雅各宾专政的序幕，在恐怖统治的日子里，她看到，人们在革命初年那份热情与活力，转化成一种令人恐惧的、对暴力的激情甚至狂热。斯塔尔夫人不得不离开动荡不安的巴黎，并开始着手《论激情对个人及国家幸福的影响》这部著作。在书中，她论述了狂热这种充满悖论的激情：它兼具罪恶的力量与对美德的热忱；狂热的人，往往以最崇高的美德为由犯下最血腥暴烈的罪孽。

1794年夏，国民公会发动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倒台，救国委员会解散，恐怖统治结束，随之而来的热月时期，这是一个希望与迷茫并存的时代：人们终于摆脱雅各宾专政的束缚，这为探索其他政体带来可能与机遇；不过，君主立宪制与雅各宾式的共和国都已遭到摈弃，未来的路究竟应当怎么走？人们似乎没有一个可供参照的模板。热月时期也是一个混乱与反思同在的时代：顽固的保王党借着反恐怖的名义，谋害暗杀左派分子，为自己的亲友复仇，这些举动激起了左派的反抗与民众的骚乱，似乎老雅各宾分子的恐怖活动又在蠢蠢欲动。在左右对抗的动荡之中，人们也开始反思：应当从革命过程中汲取什么教训，才能避免重蹈恐怖统治的覆辙，以防导致与革命初衷相悖的后果？应当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体，才能结束当前的混乱状态，确保秩序与自由实现，有力地捍卫革命果实？

1794年6月至10月，斯塔尔夫人撰写了《论国内和平》一文，针对时代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她既反感保皇派复辟旧制度的企图，也讨厌雅各宾分子过于狂热的革命激情；在她看来，前者意味着背叛革命，后者则必然带来血腥暴烈的独裁。她希望人们不再被复仇的情绪所驱使，也不再被过于狂热的革命激情所支配，而应当宽容、冷静地彼此协商，客观、理智地分析当前局势，谋求建立一个温和、理性的立宪政府，唯此方能构建一个确保自由实现的政体。斯塔尔夫人认为，这个任务应当由居于两个极端之间较为中庸的派别，即君主立宪派与温和的共和派共同完成。她相信，这两个派别对政体的看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所遵循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为了实现自由的梦想，他们应当也能够和解与合作。

1795年5月17日，斯塔尔夫人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巴黎，并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各种社交活动当中，希望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些什么。她重新举办沙龙，并向社会各界名流发出邀请。出于对斯塔尔夫人的智慧与政治经历的仰慕，许多知名人士都出席了她的沙龙。其中既有她昔日的立宪派朋友西耶斯，也有出身贵族、但后来皈依热月党共和派的巴拉斯（Paul François Jean Nicolas, vicomte de Barras），还有即将参与制定共和三年宪法的布瓦西·当格拉（François Antoine de Boissy d'Anglas）等人。此外，许多能够引导舆论的新闻记者、出版商等也加入了斯塔尔夫人的沙龙。她秉着自由的精神，宽容地接纳不同流派的思想，让人们在这里尽情地谈论时政、展开辩论，并在经历了思想的交锋之后，能够彼此理解，达成共识。这是巴黎当时最为著名的沙龙之一，“它凝聚了各种政见的智慧，而它的女主人，则成为沟通旧有的君主立宪派与新生的热月共和派的桥梁”。（De Staël 1983: 211）

1795年4月18日，国民公会任命布瓦西·当格拉斯等11人组成“制宪委员会”，起草共和三年宪法。6月23日，制宪委员会向国民公会提交了宪法草案。宪法规定，议会掌握立法权，分设两院，即元老院和五百人院，后者负责提出法案，称为“决议”，然后呈交元老院审核，获得通过后，称为“法律”，两院权责分明。（郭华榕2005：196）此外，元老院根据五百人院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确定五人组成“督政府”，作为行政机构，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得到明确界定。斯塔尔夫人认为，与既往的宪法相比，共和三年宪法更好地实践了“分权制衡”的原则。在明确界定了立法权与行政权各自权责的基础上，宪法又规定分设两院，对立法权做了进一步分割；其中，元老院（上院）议员250人，必须年满40岁，五百人院（下院）议员500人，必须年满30岁。“较为年轻的下院锐意创新，负责提出法案；更加年长的上院保守沉稳，负责审核法案；这就有利于政府在变革与求稳之间维持平衡。”（De Staël 2009）因此，斯塔尔夫人充满信心地写道：“这是一部十分合理的宪法，我们相信，它能在法国重建秩序与自由。”（Fairweather 2005：212）

然而，在颁布共和三年宪法的同时，国民公会又通过了“三分之二法案”，规定新议员的三分之二必须是现任国民公会议员。这让斯塔尔夫人感到失望而愤怒。在她看来，这部法令违背了选举自由的原则：“国民公会不过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雅各宾时期的专断与独裁。”（Fairweather 2005：212）斯塔尔夫人对宪法修正案的批评，引起了热月党国民公会的不满与怀疑，他们认为这是她敌视共和国政权的表现。继之而来的葡月事件，让她的处境更加不利。共和四年葡月12日到13日夜间（1795年10月4日到5日），保王党占据了巴黎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一个中央委员会，包围了国民公会。巴拉斯受命组织反攻，与拿破仑·波拿巴等将军联合摧垮了叛乱分子，镇压了保王党的反叛，拯救了国民公会。十日后，国民公会清算了与叛乱分子有所牵涉的王党议员，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斯塔尔夫人的朋友。愤怒的国民公会认为她暗中勾结保王党叛乱分子，阴谋颠覆共和国政权，勒令她十日之内离开巴黎。

面对政府当局的诘难与排斥，斯塔尔夫人撰文澄清了自己对大革命与共和国政府的态度。她认为，虽然革命中的恐怖与暴力让人们遭受了许多灾难，但不能因此否定革命；恐怖并非革命的必然产物，而当归咎于旧制度的罪恶：“难道革命中狂热暴乱的倾向不是源自数百年愚昧而专横的统治吗？”（De Staël 2009）正是为了推翻旧制度，实现自由、平等的美好理念，人们才发动革命，建立了共和国，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任何妄图颠覆共和国、复辟君主制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更何况，热月政变后，掌权的不再是极左的雅各宾分子，而是温和的共和派，他们作为有产者，必将倾向于维护秩序与稳定。然而，在认可、支持共和国的前提下，我们也不可否认，共和国政府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对它提出批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它、建设它。

1795年底，国民公会解散，督政府建立。这个较为温和、中庸的政权，受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极端派别的攻击。1796年春，来自左派的巴贝夫（Gracchus Babeuf）发动“平等派密谋”，惊惶的督政府极力镇压雅各宾派，右派势力趁机抬头。1797年6月，经过多番斡旋，斯塔尔夫人终于得以重返巴黎；为了对抗蠢蠢欲动的王党分子，她与贡斯当一道创办了“立宪派联谊会”（又称萨尔姆俱乐部），（马胜利，高毅，王庭荣1989：416）呼吁立宪派团结在督政府周围，齐心捍卫共和国。尽管许多立宪派成员都与斯塔尔夫人交往匪浅，但她的言行仍然引起了保王派的不满。过去曾被督政府视为王党同谋的她，如今又被保王党斥为雅各宾分子的共犯，谴责她妄图再次发起恐怖主义运动。

面对这样的抨击，斯塔尔夫人阐明了自己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她认为，这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过”，（Fairweather 2005：230）并且要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重蹈这样的覆辙。她进一步指出，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才呼吁立宪派捍卫共和国：正如上文所述，就法国目前的形势而言，共和国是既已存在的事实，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人心所向，如果此时违背时势与民意的要求，强行重建君主制，很可能导致革命再次爆发，让法国重新陷入“暴乱与恐怖”。（Fairweather 2005：234）

与此同时，斯塔尔夫人也深感，在一个政局动荡、派别纷争的年代，要恪守中间立场，宣扬妥协、和解的理念，实在非常不易。她阐述了派别之间的猜忌所造成的恶果：当人们结成党派后，就会“倾向于盲从同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往往是极不宽容、且毫不妥协的”。这样，看问题就容易走极端，而且容不得异己观点，“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表示应当温和一些、有所让步时，他必将遭到排挤，引起他人的猜疑、敌视，甚至因此遭受迫害”。因为“这些极端分子，永远不会明白，懂得妥协是多么美好的品质”。（De Staël 2009）

同样，对于督政府来说，要在动荡的时局中，维持温和、中庸的政策路线，也实属不易。在来自左、右派别的夹击之中，热月党当局感到，无法在宪法的框架范围内维持政局稳定，只能诉诸非常措施，来捍卫共和国政权。在共和五年的选举中，保王党候选人占据了议会大多数席位，于是操纵立法机关，干涉督政府事务，甚至妄图复辟君主制。为了挽救政权，督政府求助军队支持，于果月18日发动政变，宣布5月选举无效，把王党议员逐出两院，史称果月政变。在保王派的势力瓦解后，雅各宾派又在共和六年的选举中获胜，面对来自左派的威胁，督政府又故伎重演，强制取消选举结果，史称花月政变。

斯塔尔夫人对果月、花月事件的态度是矛盾的。从内心深处，她并不赞同发动政变，因为这违背了合法的程序，侵犯了自由的原则。但就法国目前的形势而言，只有赋予督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才能在动荡混乱的局势中，维持政局稳定。这样，在斯塔尔夫人看来，督政府的非常措施就多了几分迫于形势的无奈。因此，她仍与贡斯当一道，呼吁人们要支持政府：“督政府是捍卫自由与共和国的堤坝，尽管这个堤坝不够坚固，存在缺陷，我们还是应当尽力加固它。”（Fairweather 2005：233）

然而，在来自各方的夹击之中，督政府不但没能进一步巩固政权，反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威信渐失。经济萧条、税收加重、实行征兵，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保王党与雅各宾分子相继发动叛乱，迫使督政府陷入日暮穷途的境地，共和七年的牧月30日事件，加剧了这一趋势。这天，议会两院向督政府发起进攻，指责督政们破坏了国民代表制和自由选举的原则，并弹劾了两名督政，迫使他们辞职。

牧月30日事件，是议会针对果月、花月政变向督政府发起的反攻。共和八年春天，新一轮的选举又将开始，必将再次激化各方势力的角逐。厌倦了政局不稳、政变频起的人们，以西耶斯、贡斯当、斯塔尔夫人为代表，掀起了“宪法修正论”的思潮。他们希望用“自行遴选代替选举”，进一步加强行政权，建立“强有力和稳定的政府”。（郭华榕2005：440）在他们看来，唯有这样，督政府才能经受住来自各方的冲击，并在宪法的框架内维持政局稳定，避免频繁采取非常措施。然而，根据共和三年宪法规定，修改宪法的过程需历时9年，既然合法程序走不通，西耶斯决定再次求助军队，诉诸政变，迫使两院就范。

雾月18日，西耶斯联合军事统帅拿破仑等人，强制开除反对派议员，宣告督政府不复存在，成立了由西耶斯、拿破仑、罗歇·迪科组成的执政委员会，议会两院则被两个各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替代，史称雾月政变。斯塔尔夫人在巴黎亲历了这场政变。在遭受了重重挫折之后，她感到，要在法国目前的局势下真正实现自由的确很难，但与雅各宾分子的叛乱、保王党人的复辟相比，还是执政府更有可能维持政局稳定，也距离自由的理想更近一些：“这一切不是为了自由，因为自由在法国从未真正实现过；而是为了实现自由的希望，如果没有它（执政府），法国将遭受更多的不幸与灾难。”（Fairweather 2005：247）更何况，政变的发起者是与她交往颇深的西耶斯和她一度十分景仰的拿破仑。

在革命中，拿破仑曾率军征战，一次又一次击退了反法联盟的围攻，并迫使他们停战谈判，签订了《康波福米奥条约》。¹⁹当他于雾月政变前夕载誉返回巴黎时，大多数人都把他视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拯救者与维持欧洲秩序的和平使者。斯塔尔夫人曾盛赞道：“他（拿破仑）是法国最杰出的共和主义战士，是最崇尚自由的法国人。”（Fairweather 2005：237）在她眼中，拿破仑富有才智、充满激情、热爱自由、重视荣誉，具备她理想中自由斗士的一切品质。雾月政变刚刚平息，她就重新举办沙龙，人们在这里热烈地讨论着各种修改宪法的方案，成为当时政治精英汇聚的中心。此外，她还多方游说，积极推荐贡斯当、塔列朗等出任政府要职。

1799年12月15日，共和八年宪法颁布，规定由三名执政领导参政院行使行政权力，并制订法律草案。法案评议委员、立法团对法律草案进行讨论，然后做出表决，组成立法机构。最后，法律交由元老院进行审查，获得通过后，由第一执政公布此项法律。拿破仑出任第一执政，“拥有全部行政权，部分立法权（任命参政成员与领导它制订法律草案、公布元老院通过的法律）与部分司法权（任命部分法官）。如此状况包含着一种隐约可见的政治趋势，第一执政可能走向个人专制”。（郭华榕2005：214）对此，内克在致女儿的信中写道：“这不过是一个共和国的幻象，事实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将军手中了。”（Fairweather 2005：250）而斯塔尔夫人曾经对拿破仑的期待，也因此落空了。

不久后，拿破仑宣告，任何反对他政令的人都将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要求严格限制宪法评议委员会的开会时间。斯塔尔夫人等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希望建立的，是英国式的可以充分进行讨论，并发表不同政见的议会。身为宪法评议委员的贡斯当，决定在1800年1月1日召开的首届会议上，代表他们这一团体公开反对拿破仑的专制措施。他谴责政府“妄图飞速对法案进行表决，以使委员会没有时间好好审阅法案，也没有机会为人民辩护”。最后，他强调，宪法评议委员会“在本质上应该是独立的，否则，将只剩下奴役的沉寂，一种整个欧洲都能感觉到的沉寂”。（Fairweather 2005：251）在这一天到来的前夕，斯塔尔夫人如期举办沙龙，名士齐聚，高朋满座，贡斯当对她说：“如果明天我发表反对演说的话，这一切都将不存在了，你的沙龙将十分冷清，甚至被迫关闭，你会因此感到悔恨吗？”斯塔尔夫人答道：“诚然，我喜爱社交生活，热衷政治活动，陶醉于智慧的交流与思想的交锋，孤独与寂寥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魔鬼；但我的原则是，‘一个人必须忠于自己的信仰’。”（Fairweather 2005：251）

尽管拿破仑自心底反感斯塔尔夫人的言行，但考虑到她的政治影响力，仍然试图与她维持友谊。他曾派遣其兄约瑟夫与斯塔尔夫人和谈：“需要将军给你什么，你才不反对他呢？归还你父亲的财产，还是能够留在巴黎？”她答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要什么，而是我怎么想。”对于斯塔尔夫人来说，友谊意味着平等、慷慨、宽容、忠诚、自由，彼此的欣赏与尊重；但对拿破仑而言，友谊就是对他忠诚，意味着完全服从、保持沉默，这是斯塔尔夫人无法做到的。这为他们将来关系进一步恶化埋下了伏笔。

1802年5月5日，元老院通过决议，将第一执政的任期延长十年。对此，斯塔尔夫人评论道：“这是继共和八年宪法之后，拿破仑走向帝制的第二步。”8月2日，“元老院法令”宣布，拿破仑为终身的第一执政；8月4日，“元老院组织法令”进一步规定，第一执政可以指定自己的继任者，这部法令被称为“共和十年宪法”。（郭华榕2005：224）针对这些措施，内克撰文评判。他认为：共和八年宪法，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法令，导致法国步步走向专制，共和制徒有虚名；拿破仑终身担任第一执政，并能自己选择继承人，已为建立君主制做了最好的铺垫；最令人担心的，是拿破仑凭借着杰出的军事才能，与手中握有的强大权力，在来自各方的夹击之中，诉诸军事独裁，“这是与启蒙理念绝不相容的，但愿法国不会遭受这样的厄运”！（Fairweather 2005：278）拿破仑对此十分不满，并谴责斯塔尔夫人是这些言论的幕后煽动者。

同年12月，斯塔尔夫人出版新著《黛尔菲娜》（Delphine），她与拿破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这部颇具自传色彩的小说，以1790年—1792年的革命时代为背景，塑造了正直、热情的女主人公黛尔菲娜，她是一位年轻、富有的寡妇，有着独立自由的思想与敏感善良的心灵，渴望追寻内心的真我；在遇见才华横溢、但恪守传统的贵族青年雷翁斯后，他们一见倾心、彼此相爱。黛的姨妈凡龙夫人，是一个精于算计、自私冷漠的人，她觊觎雷的地位财产，于是百般阻挠这对恋人；她以黛违背传统、不守妇道为由，致使他们产生误会，雷迫于传统和舆论的压力，离开黛，与凡龙夫人的女儿订婚。真相大白后，雷痛不欲生，决心出走，但被革命军俘虏，黛服毒后，陪他走上刑场，双双殉情。

这出悲剧映照着斯塔尔夫人自己的遭遇，正如拿破仑所言，按照传统的评价标准，女性应当“顺从”，这对于斯塔尔夫人来说无疑是困难的，她渴望自由、独立地思考，积极、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一味被动地服从。与此同时，这个故事也折射出启蒙理念与社会成见在革命中的紧张与冲突，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制，但社会成见仍然束缚着渴求自由的灵魂，尤其是在拿破仑图谋建立专制的时代，这种冲突愈加剧烈。斯塔尔夫人希望通过这部小说，鼓励人们独立思考、捍卫自由，因为它是“最美好的幸福，最值得荣耀的社会秩序”。（Fairweather 2005：284）这本书在巴黎造成很大影响，正如当时的报纸所言：“为何到剧院的人突然减少了？为何周日没人参加弥撒？因为全巴黎人都在家里为黛尔菲娜流泪。”（Fairweather 2005：283）这让拿破仑郁积已久的怨恨全部爆发了，他在盛怒之中，将斯塔尔夫人逐出巴黎。

斯塔尔夫人伤心而失落地离开巴黎，回到她在瑞士的家——科贝城堡。科贝地处勒芒湖畔，是一座宁静而秀丽的小城，远离巴黎的喧嚣与动荡。1781年，内克在巴黎的事业受挫，于是退隐到科贝，并买下了这座城堡。似乎从一开始，这里就成为斯塔尔夫人一家遇到挫折时隐居休憩的恬静港湾。无论是躲避雅各宾派的恐怖屠杀，还是在督政府时期遭受排挤，她都曾回到这里。

不过，退隐并不意味着完全离群索居，斯塔尔夫人在科贝继续举办沙龙，邀请她昔日在巴黎结识的故友，并接纳同样出于政治原因被迫离开巴黎的要人。他们齐聚一堂，或者彼此交谈，或者同台上演戏剧，或者通过信件了解革命进展，以各种方式追忆过往的经历，关注当前的事态，思考革命的影响。正如贡斯当所言，科贝沙龙“把最单调的隐居生活，变成了最活跃、最多彩、最智慧的社交活动”。（Hofmann 2005：37）在巴黎，他们亲历了随着革命诞生的幸福与痛苦；而科贝，则让他们能够在一定距离之外，反思革命带给人们的一切。更为可贵的，是他们把这些智慧的思考与交谈转化为反思法国革命的著作。斯塔尔夫人的《论文学》就是这么写出的：“她每天早上都会考虑一个章节的内容，然后在晚餐时与大家共同探讨，记录下可取的意见；第二天，新的一章就写成了。”（Hofmann 2005：39）伴随着这些著作的出版，“科贝”不再仅仅意味着一座城堡，而是凝结成一种智慧与精神上的存在——“科贝团体”；他们共同撰写的文字，构成了反思法国革命的重要思潮之一。(www.xing528.com)

而斯塔尔夫人也伴随着她的著作，在流亡期间走出了科贝城堡。她亲历德国，与歌德等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深入交谈，并将他们的著作翻译、引介到法国，为“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Fairweather 2005：256）她来到意大利，创作了《柯琳娜》，歌颂了这个民族在音乐、戏剧方面的艺术成就，并谴责拿破仑通过征服，迫使意大利接受共和制的做法，极大损害了其特有的文化价值。她认为，意大利“应该通过自身的团结与改革，探索最适合自己的体制”；（Fairweather 2005：325）她走访英国，亲自观摩了父亲最为推崇的政体，深入探索了英、法两国对自由的不同理解及其对政治制度产生的影响；她甚至远游至俄罗斯，感受了这个地处亚、欧之间的民族在文化上对欧洲模糊的、若即若离的认同感。当她于1814年重返巴黎后，她感叹：“在流放前，我是一个法国人；在流放后，我却成为一个欧洲人。”（De Staël 1996）

斯塔尔夫人不仅在空间上为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交流架起了桥梁，也在时间上折射着不同思潮之间的承继关系：她考察了君主立宪制的运转，又探索了建立共和制的原则；她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理念，又开启了法国浪漫主义的先河；她与贡斯当、西耶斯等同时代人，共同经历并思考着革命时代遇到的问题；她被誉为复辟王朝时代的“缪斯女神”，影响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等人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1817年7月14日，斯塔尔夫人在巴黎逝世。她的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感到茫然若失，仿佛曾经引导自己的智慧之光就此熄灭了：“参加她的沙龙，曾让我感到像在自己家一样惬意舒适，但这样的日子就此结束了！她就仿佛一座神奇的灯塔，自从第一眼看到，就照亮了我的心灵，从她那里，我学到太多太多！但现在，我不得不痛苦地告别这样的生活。（……）她的离开，让我仿佛失去一条手臂；从今以后，我不过是个思想上的独臂人。”（Hofmann 2005：9）不过，她那闪耀过的、智慧而灵动的光芒，已经凝结为文字，散存于她的著作、信件和各种回忆录中，仿佛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理解法国革命——一个处于大转变中的时代。

参考文献

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马胜利，高毅，王庭荣译，张芝联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Fairweather M. Madame de Staël. New York :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5.

Hofmann E, Rosset F. Le Groupe de Coppet : une constellation d'intellectuels européens. Lausanne : Presses polytechniques et universitaires romandes, cop. 2005.

Staël Madame de. Considération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 Tallandier, 1983 : 202.

Staël Madame de. Dix années d'exil. Paris : Fayard, 1996.

Staël Madame de. « Réflexions sur la paix intérieure. Œuvres complètes ». Tome III, 1, Descirconstances actuelles et autres essais politiques sous la Révolution. Sous la dir. de Lucia Omacini. Paris : Honoré Champion, 2009.

Staël Madame de.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arranged by George Solovieff ; and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athleen Jameson-Cemper.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2000.

潘　丹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讲师

研究领域：法国革命史，欧洲思想史

E-mail：xueecho1207@163.com

注释

1　本文为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重大项目“中国在推进海洋战略过程中的法制完善研究”（批准号：CAMAZDA2015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学概念，陆海复合国家是指濒临开放性海洋，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国家。西欧的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东亚的中国都是陆海复合国家的典型代表。陆海复合国家多处在海陆势力的夹击之下，面临陆海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和吸引，战略资源因而配置分散，这一地缘政治的不利因素是造成陆海复合国家在近代竞争中不敌英美等海洋国家的主要原因。“陆海复合国家”由中国学者邵永灵教授与时殷弘教授在《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一文中提出。在西方地缘政治学术语中，与“陆海复合国家”相对应的是“边缘地带国家”的概念。

3　风帆时代（Epoque de voile）亦称为风帆战舰时代，是指海军战舰以风帆为主要动力，以火炮为主要打击兵器的时代。一般认为，风帆时代起于1570年的勒班陀海战，止于1853至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勒班陀海战标志着桨船时代的结束和风帆时代的开始，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攻防战则标志着风帆时代的终结。

4　1672年，法国海军拥有196艘战舰，名列欧洲第三位。1677年，法国海军在编服役人数超过4万名。到了1688年，法国海军拥有各类战舰221艘，其中战列舰达到93艘。1690年，法国战舰总数达到276艘，超过同时期英国与荷兰海军战舰数量的总和。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时，法国皇家海军规模超过英国皇家海军与荷兰联省共和国海军，稳居欧洲第一位，这一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707年8月，因地中海舰队在土伦战役中被英荷联合舰队包围而集体自沉，法国皇家海军元气大伤，英国皇家海军获得西地中海的制海权，超越法国成为欧洲第一海军。数据来源：帕克．《剑桥战争史》．傅景川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07-209；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李少彦，董绍峰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93.

5　按照科尔贝于1669年12月1日颁布的战舰分级标准，法国的战舰划分为五个等级，装备80门火炮可以构成三层贯通的火炮甲板。法国人将此类拥有三层火炮甲板的战舰归为一级战列舰（Vaisseau de ligne de Premier Rang）。这个分级标准在路易十五时期略有变动。随着造舰技术的提高，战舰体量与舰载火炮数的增加，到了18世纪末，一级战列舰的舰载火炮最多可达120门，法兰西共和国与帝国时期的海军战列舰划分为四个等级，舰载100—120门火炮的战列舰被归为一级战列舰。

6　资料来源：http://koti.mbnet.fi/felipe/html/1th_rates_1627-1854.html.

7　资料来源：http://koti.mbnet.fi/felipe/html/1th__rates_1627-1854.html.

8　资料来源：http://koti.mbnet.fi/felipe/html/1th__rates_1627-1854.html.

9　资料来源：http://koti.mbnet.fi/felipe/html/1th__rates_1627-1854.html.

10　资料来源：http://koti.mbnet.fi/felipe/html/1th_rates_1627-1854.html.

11　J.Glete. Navies and Nations:Warship,Navies and State Building in Europe and America,1500-1850. Stockholm, 1993.

12　本文曾经删节后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6期。

13　Un Chinois de Bourgogne和Un Bourguignon en Chine，两本书合译为一本，王文融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14　中国亭素描画与马尔尚所画长林楼花园水彩画均见：http://www.lautresaintehelene.com/autre-sainte-helene-articlesjardins3.html.

15　参考Pat Hudson, W R Lee. Women' s work and the family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650-1914. U K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51.

16　阿美士德勋爵1816年代表英国率团访华，然而与清廷在礼节上出现分歧，他拒绝向中国皇帝行双膝着地的叩拜礼，结果未获嘉庆帝接见即被赶出北京。

17　1791年宪法是法国革命中的第一部宪法，它规定法国的政体为君主立宪制。此时，斯塔尔夫人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法国最好的选择，因此极为推崇这部宪法。

18　斯塔尔夫人多次强调，人们应该关注的不是某位具体的君主，而是抽象的王权在整个政体中的作用。“我今天要探讨的更多的是王权的本质，而不是国王的个人利益和想法。”见Madame de Staël. Réflexion sur la paix intérieure. p.47.“不管国王在内心是否顺从整个民族的利益，都不应当检查他私密的想法。王权的建立应该独立于人们对某位具体君主的担忧或希望之外。”Madame de Staël. Considération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200.

19　1797年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的和约。1796年—1797年期间，为打败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强敌奥地利，拿破仑征服意大利，威逼维也纳。1797年10月17日，在意大利北部的康波福米奥村，由拿破仑和科本茨伯爵分别代表法、奥两国正式签署和约。规定：奥地利承认莱茵河为法国边界，承认法国在北意大利新建立的西沙尔平共和国和占有爱奥尼亚群岛，奥地利占有阿迪杰河以东的整个威尼斯。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