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会
内容提要：
1815年－1821年，拿破仑滑铁卢失败后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与岛上的华人苦力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一事实很多法国人的回忆录中有过记述，甚至成为一些法国文学作品的素材。本文介绍了这些华工的来历及其在拿破仑身边的劳动和生活点滴。本文在汇集不同回忆录等历史资料的同时，希望展示拿破仑与华工的交往和对华工抱有的同情态度，以及普通华人给法国人留下的中国印象。
关键词：
拿破仑；中国苦力；圣赫勒拿岛
引言
拿破仑对中国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曾大量阅读西方传教士的记载、使节的报告以及有关中国的游记，在其统治时期，促成了法国第一部《法汉词典》的出版以及法兰西公学院汉语教席的开设。这些无疑都在当时促进了法国人对遥远的中国的了解。拿破仑的中国情节或许源于他的个人兴趣，抑或对当时大国关系的个人解读，但是其身边中国人的影响也逐渐被世人了解到，比如在他被流放圣赫勒拿岛期间与中国人的交往。
1．拿破仑身边中国人的身影
拿破仑说过一句名言：“中国是一头睡狮，当它醒来时，全世界将为之震动。感谢上帝让他继续睡着吧！”这是他在被流放圣赫勒拿岛期间对途径这里的英国赴华使节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说过的话，拿破仑的中国情结因此而闻名，至于他在圣赫勒拿岛期间身边生活着多名中国仆役的事实，大多中国人还是近些年借助文学作品才得以了解到。
2010年，法国人蒂埃里·布伦（Thierry Brun）用西班牙语发表小说《拿破仑的中国间谍》（El espía chino de Napoleón，秘鲁Ed Universidad San Martin de Porres出版社出版），故事描写拿破仑被押圣赫勒拿岛期间，岛上的600多名广东人中一个名叫陈晋（Chen Jin）的中国人是嘉庆帝的老师之子，他接受皇帝密旨来到岛上，暗中搜集英国情报，之后成为拿破仑的耳目。布伦的小说尚未有中译本，在中国基本没有影响。
而早在1998年，另一位法国华裔作家勒内·韩（René Han）就已然围绕同样的主题写出了小说《圣赫勒拿岛上的中国人》（Le Chinois de Saint-Hélène），法国Plon出版社出版。小说的主人公君昱为乾隆的私生子，于1810年受嘉庆帝派遣，乘英国商船前往英国打探其国力的虚实，途中被英国水手偷走所有钱财而被迫留在圣赫勒拿岛，沦为奴隶，后与拿破仑相遇，并成为其身边的中国仆人，直至拿破仑病逝。该小说于2008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翻译出版，中文译本名为《乾隆遗子与拿破仑》，在中国读者中反响很大。
其实，早在19世纪，法国大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撰写的《墓畔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中就已经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有一条狭窄的山谷，过去叫‘斯拉纳谷’或‘鹳草谷’，现在叫‘坟墓谷’，山谷内有一眼泉水流淌；拿破仑的中国仆人像卡蒙斯的爪哇仆人一样忠诚，习惯用双耳尖底瓮到那儿汲水。两棵垂柳遮蔽着泉水，周围生长着用菖蒲点缀的青草。”（学龄2000：350）
夏多布里昂对圣赫勒拿岛一隅的描写充满抒情色彩，文学描画中仅以点染技法留下了中国人的模糊身影，没有做更深入的介绍。
三位作家笔下的圣赫勒拿岛乃是大西洋中的一个小岛，面积不过122平方公里。它孤悬海外，离非洲西岸约1900公里，离南美洲东岸3500公里，距中国更是超过1万公里。当时押送拿破仑的“诺森伯兰”号（Northemberland）军舰1815年8月9日启程离开英国，至10月15日方抵达圣赫勒拿岛，已经航行70余日！如此遥远的地点和如此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传奇般的中法对话，莫不是作家们离奇的艺术想象？
但是，了解这几位法国作家的创作灵感来源之后，我们便会肯定拿破仑与中国人的相遇并非子虚乌有。
夏多布里昂为与拿破仑同时代的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曾任驻英国大使，蒂埃里·布伦与拿破仑家族后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吸引勒内·韩关注拿破仑身边的中国人的则是他本人特殊的身世：勒内·韩为法籍华人，1930年生于法国，由一个法国农民家庭抚养长大，毕业于法国国立政治学院后一直从事新闻媒体工作，退休前担任法国国家电视三台台长，曾发表自传体小说《走出凯旋门——一个华裔法国人的故事》13。勒内·韩表示，他是大量阅读了法国人回忆录后发现中国人在圣赫勒拿岛上的存在的：“1995年，我读了法国19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夏多布里昂的遗著《墓外回忆录》全书，……我又读了拿破仑放逐孤岛的陪伴者之一拉斯卡斯（Emmanuel de Las Cases）所写的《圣赫勒拿岛备忘录》。”（高发明，张敬群2008：2）
的确，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被放逐圣赫勒拿岛，至1821年去世，这期间身边有很多忠诚的陪伴者：Bertrand Las Cases（Emmanuel, Auguste, Dieudonné），Gourgaud（Gaspard），Montholon（Charles-Tristan de），Bertrand（Henri-Gratien）等将军。他们以及拿破仑身边的总管、医生等人后来陆续写出很多回忆录，记下了拿破仑最后几年的囚禁生活。而在其记述中，中国人的影子总能时不时跳出来，为这群流落异乡的法国人的故事又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2．拿破仑身边华人何许人也？
圣赫勒拿岛这样的荒蛮之地的中国人其实是当时远涉重洋而来的华工或称“苦力”。1785年，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充当了运送东南亚苦力到西印度群岛的中转站，下“西洋”的华工逐渐多起来。关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出国华工曾有零星记载：
1785年、1797年、1805年和1820年，东印度公司多次输送华工到槟榔屿、特立美尼达和圣赫勒拿岛等英国新侵占的殖民地充当“契约华工”，“1805年我国苦力也有到西印度洋特立尼达群岛的。……东印度公司在1812年到1814年的两年间从我华南运去1700多苦力到班卡岛。同年东印度公司从我广州黄埔运去几百名苦力到圣赫勒拿岛当建筑工人。”（陈翰笙1985a：154）
“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在广州招募了300多名华工，租用葡萄牙人的船只将这些华工从澳门运到槟榔屿，再换英国船分二批运到英属特立尼达，第一批147人，第二批192人。这些华工抵达后，全部到甘蔗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徐世澄1995：311-325）
“1812年以后，东印度公司驻澳代表应圣赫勒拿岛英国总督之请，连年雇用木匠、石匠和专做粗工的契约华工，从澳门装船运往该岛。”（艾周昌1989：105）
以上记载虽不够精确，但种种线索都指向了东印度公司、广东和华工。
英属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股份公司。1600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从而给予了其在东印度贸易21年的垄断权。之后，东印度公司逐步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蜕变成为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殖民机构，甚至从自己政府那里获得贸易独占权而且拥有军队（包括舰队），开始在殖民地建立政府机构，对殖民地进行残暴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以至于贩卖毒品、奴隶和苦力。在羁押拿破仑期间，东印度公司答应向英国军方让与其对圣赫勒拿岛的特殊权力。
华工指在国外从事体力劳动的中国人，外文档案和书刊都把华工称为苦力，我国档案中则称之为猪仔。明清时期，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地狭人稠，一些破产的农村劳动力便自发结伙去当时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南洋地区谋生。他们大多分布在东南亚，人数较少；而从鸦片战争到清末，下南洋的华工人数剧增，他们几乎全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拐掠、贩卖的契约华工，分布在世界各地。随着列强殖民地的不断开发，去南洋的华工日益增多，“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殖民者以卑鄙的欺骗和绑掠方法，从中国各港口运出了大约300万的契约华工。”（王启民1989：1）而陈翰笙则认为：“从我国前后被贩运到世界各地的猪仔总数不少于6—7百万。”（陈翰笙1985a：159）
契约华工分为“欠债劳工”和“契约劳工”。前者是同华人“客头”或包工头订约的债奴，后者是同白人雇主订约的契约奴隶。南洋的“猪仔”华工属欠债劳工的一种。1800年槟城出现出售立约劳动一年的华工被称为“卖猪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很多原来的侵略国家开始推出“文明的”合法契约华工，但因为华工报名不积极，便借“合法”招工之名行非法掳掠之实。《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表示：“1860年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使外国招工人员在通商口岸招工出洋合法了。”（陈翰笙1985b：4）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苦力贸易正式终结。可见，在1860年之前西方国家在华的所谓“契约招募”只是掩盖“新奴隶贸易”的外衣罢了。绝大多数“契约华工”是由勾结在一起的洋行、买办、奸商、拐匪、人贩等通过欺骗、拐卖、暴力等方式获得，然后强迫签订契约的苦力。
1659年，英国占据了圣赫勒拿岛，“1672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圣赫勒拿岛……同时，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来自非洲各省、马达加斯加甚至亚洲的奴隶开始修路、种植……”（Ganière 1998：88-89）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圣赫勒拿岛上的华工应该属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从广东沿海经槟榔屿被卖到该岛上的早期“猪仔”华工。开始几批华工先于拿破仑来到岛上，在拿破仑在岛期间也可能还有其他华工随英船前来，如1816年3月2日，由数艘船只组成的英国船队从中国驶来，停靠圣赫勒拿岛（Las Cases 2012：135），1817年又有两艘船途径。
但中国苦力具体人数在不同的记载中出入却很大：“1806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来650个广东苦力，4年后又弄来一批。其实几乎全由英国船员或商人拐骗或抓来，运送出来卖为奴仆。”（高发明，张敬群2008：250）这与圣赫勒拿岛法国博物馆馆长吉尔伯特·马尔蒂诺（Gilbert Martineau）的记述略有不同：“中国人是由东印度公司于1810年‘进口’来的，先运来50人，后因所有人都对其劳动满意……，几个月后又运来150名。……1820年，他们的人数达到481名。”（Martineau 1005：288）拉斯加斯（Las Cases）和古尔戈（Gourgaud）等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Napoléon à Sainte-Hélène）则记载：“1815年岛上人口：3395个欧洲人，218个黑人奴隶，489个中国人，116个印度人或马来人。”（Las Cases 2012：11）
华工数字上的出入想来是由于管理的混乱和统计困难造成的，如华工虽然不是奴隶，但得不到起码的尊重，英国人不登记其姓名，而仅以编号称呼。而且，当时英国人也很容易将广东的中国人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劳工混淆。
3．圣赫勒拿岛上中国人的生活
当年的西方雇主不会为这些“卑微的”华工著书立说，法国人对苦力们的记述也是非常零散而随意的。因此如今很难完整地再现他们的全部生活和故事，我们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搜寻零星的记载，汇集整理，透过历史时空的迷雾，朦朦胧胧地展示他们残破的生活片段。
圣赫勒拿岛上包括华人在内有两千来个奴隶和仆役，居住在专门的营地。华人的身份不是奴隶，受英国人管理，由一名“牲畜及华人总管”指挥。他们中大部分受雇于农业，如将土地用栅围起来、平整土地、烧荒、赶车、种植、收获马铃薯，或者服务于英国军队，从事拖炮车、运弹药等体力劳动。拿破仑在岛期间，英国统治者专门调拨一批华人到拿破仑的住处“长林楼”（Longwood House）供法国人驱使，具体事物由总管马尔尚管理：
“总管马尔尚身边有一个中国人供他使唤。”（Ganière 1998：125）马尔尚（Louis Marchand），是拿破仑身边最信任的总管，陪伴拿破仑多年直至他去世，著有《马尔尚回忆录》（Mémoires de Marchand : premier valet et exécuteur testamentair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一些中国人（有时人数达到50）在一位会他们语言的英国军官的带领下在长林楼花园劳动，他们中多数由一个园丁管理……一个中国人专门负责拾干柴，以便使蓄水池里的水保持合适的温度，为皇帝的洗浴缸供应热水。”（Ganière 1998：126）
“而其中一个华人侍仆，忠厚、儒雅，且会点儿外语，则专门负责皇帝饮用山泉和洗浴热水。”（高发明，张敬群2008：250）
勒内·韩的小说中，中国人君昱被安排每天为拿破仑背水，而相关记载证明确有其事。拿破仑不满意饮水糟糕的味道，幸运地“在一次散步时发现了一处被海芋和垂柳掩映的泉水，皇帝很喜欢这清冽的水，从那天起，一个仆人每天早晨负责来此用一个银罐子取水，供皇帝当天饮用。”（Ganière 1998：129）《墓畔回忆录》中明确地说这位仆人为中国人，而凭我们的推断，这种枯燥的工作的确极有可能交给华人，因为，“这些小个子华人苦力，年轻人居多，吃苦灵巧，主要干那些粗重杂活，如石匠、木工、机修和种菜栽花等。”（高发明，张敬群2008：250）
吉尔伯特·马尔蒂诺的记述印证了其中的一些信息：“1818年8月为长林楼工作的华工有23人：在花园工作的11人，厨房工作的3人，运水的6人，……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有一个华工专门负责为皇帝做饭，但拿破仑不喜欢他的烹饪方法，于是将其辞退。”（Martineau 2005：289）皇帝身边有两名华工为其服务，一个制作了鸟笼，为花园中的小岩洞做装饰；另一个擅长做木工活，人非常聪明，通过几个英语单词和手势，看看现场的情况，就能明白法国人想要他做些什么。(www.xing528.com)
长林楼花园的整修工作主要由华工们完成，拿破仑还要他们尝试在这里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土豆。往往，拿破仑早上4点起床来到花园时，他们已经从驻地赶来开始劳动了。法国Musée national du château de Malmaison博物馆收藏了一幅水彩画，画中拿破仑所居住的长林楼位于中心位置，拿破仑站在楼前的台阶上，宽广的花园内有两个头戴斗笠的华人在劳动。他们位于画中比较显眼的位置，不过人物很小，不甚清晰，而垂在背上的长辫子却十分显眼。其中一个穿着蓝色上衣，低头蹲在田间；另一个穿浅色上衣，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踩在铁锹之类的农具上做挖掘状。远处可以看到一个中国风格的亭子的顶端。该画为拿破仑的总管马尔尚于1820年创作。而Musée-Hôtel Bertrand de Châteauroux博物馆现在还收藏着当时华人工匠制作的一个中国风格的鸟笼，其复制品至今保存在圣赫勒拿岛的长林楼。
从画中可以看出，远离祖国的华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拿破仑的）仆人们都穿着与工作对应的衣服，……而中国人非常留恋他们的传统，总是穿自己国家的衣服和奇怪的尖顶帽子。”（Ganière 1998：127）
有的资料中甚至记录了拿破仑与华工共同劳动的场面：
“1809年10月，鉴于拿破仑身体状况不佳，医生建议他多进行活动。拿破仑于是带人整修长林楼的花园。贝尔唐的孩子们、仆人、英国人、中国人、医生，甚至神父都被邀请来一起参加劳动。……皇帝身着‘种植者’的衣服。拿破仑尽量垂范，手上却很快磨出了几个泡，于是拄着一件工具的把，大声催促着落后的人和散漫的人，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一天连一个先令都挣不到。’”（Ganière 1998：363）这话显然是对身边从未接触过农活的“上等人”说的，而一先令正是这些青壮年中国华工每天从法国人这里得到的工资。
几个月之后，花园整修一新。应拿破仑的要求，华工在“书房山墙的延伸部分建起了一堵种满了草的土墙。土墙通向一个平台，上面修建了一座方形的小屋，里面垂着白色的薄纱，皇帝夸张地将小屋称为自己的‘中国亭’，因为屋顶上有龙的装饰。”（Ganière 1998：363）从这里可以眺望大海。从作于1821年的一幅表现长林楼东边花园的素描画中（Jardin de Noverraz），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略显简陋却充满东方风格的亭子和顶部的龙形装饰。14
除此之外，我们在马尔尚的回忆录中还会时不时看到中国人的身影：长林楼准备弥撒时有几个中国人帮忙，马尔尚的梳妆台和椅子由中国人修理，长林楼中甚至还有两个中国大花瓶……
以上对于流落他乡的华工的描述看似轻松，但其背后则是他们的悲惨境遇。
首先，近代出洋华工几乎与奴隶无异，饱受猪仔头与猪仔官的虐待，转运途中被封禁在船舱内，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贩运华工的船只因此被称为“移动地狱”。其次，侥幸到达工作地后，“猪仔”必须绝对服从雇主的驱使，收入微薄，圣赫勒拿岛上的华工的工资每人每天只有1先令和定量的食物，而有资料显示，19世纪30年代英国成年男工人的平均周工资能达到18先令15。“猪仔”头和拐贩等可以从他们身上层层分润，而他们却需要为自己的身价付出为期一至三年的债奴劳动，之后才有可能攒下一点点积蓄。另外，他们不但要从事最艰苦繁重的劳动，而且工作生活条件恶劣，缺少起码的医疗卫生保障，因此大多“猪仔”都客死他乡。可以推测，圣赫勒拿岛上的中国人的命运或许没有赴南美洲的华工那样悲惨，但海上活地狱的情景应该相差无几，其劳动强度和待遇也不会好到哪里，如吉尔伯特·马尔蒂诺介绍，圣赫勒拿岛上的华工被安排住在木板房中。由于拿破仑住处老鼠肆虐，“有时需要组织捕鼠活动，人们用火钩子赶走了数十只老鼠。中国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很乐意用老鼠来改善自己的伙食。”（Martineau 2005：129）圣赫勒拿岛上气候炎热多变，潮湿闷热，高烧、肝肿胀、神经痛等疾病很常见。马尔尚的回忆录中记载，拿破仑身边的法国人中有几个人因气候不适应、肠胃问题等去世，可想而知，生活条件艰苦的苦力中疾病和死亡也一定不鲜见。
圣赫勒拿岛偏远的弹丸之地，契约结束后重获自由的华人大多选择回国，少数滞留下来的与当地妇女（岛上的非洲、印度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数量不多的女性劳工或奴隶）结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声教，语番语，衣番衣，读番书”。“2004年统计，圣赫勒拿岛上人口4950人，非洲奴隶后代约占一半，英荷及印度等国移民后裔占四分之一，其余多为广东和东南亚及马尔加什来的华人后裔和其他族群。”（高发明，张敬群2008：256）
4．拿破仑与华工的关系
由于拿破仑在岛上享有一定的活动自由，所以有机会接触到岛上的当地居民、驻守的英军和外籍劳工。但拿破仑与岛上的不同人保持着三种迥异的关系：
与伴随身边的法国人的关系。在岛期间，拿破仑虽然仍表现出皇帝的姿态，但是对陪伴自己不远万里来到此地的心腹心存感激，加之单调的生活使他们的距离更加贴近，所以，拿破仑每日与他们散步、骑马、读诗、下棋（法国人还有一副中国棋）、口授回忆录，俨然成为朋友的关系。在去世前的遗嘱中，拿破仑给每个人都留下了一份钱财。
与英国人的敌对关系。英国人视昔日的法国战神拿破仑为自己的阶下囚，拒绝承认其皇帝的身份，在岛上只是称呼其为“将军”，而且有意把其姓氏（Bonaparte）写成“Buonaparte”。同时英国人通过各种宣传手段丑化拿破仑，让当地人相信这是一个“吃孩子的妖魔，无恶不作的真正恶魔（Martineau 2005：22）”。1817年拿破仑与英国国王特使阿美士德勋爵会谈后，英国人把拿破仑形容为“狂妄的招摇撞骗者”，认为他仍然可能再次对英国发动战争，总之是个不驯服的犯人。而拿破仑虽然战败，却在英国人面前表现得很高傲。比如，因为新总督哈逊劳（Hudson Lowe）第一次来看拿破仑时因为态度傲慢而吃了他的闭门羹，随后因为拿破仑的名分问题双方的关系始终紧张。拿破仑曾将哈逊劳说成是自己的“看守和刽子手”。
与百姓和外国仆役的关系。拿破仑在下层人面前却显得温文尔雅和平易近人。相对于严厉的英国雇主，拿破仑给华工们留下的印象要好得多。“长林楼里不实行体罚，将军的侍从们并非完全冷漠和不在乎地看待仆役制度。这些法国人比岛上大多数英国人更有教养，在他们家里当仆人，只要顺从，不会受罚，不会挨先前那种家常便饭般的粗暴欺侮。”（高发明，张敬群2008：166）在不大的岛上，拿破仑一行法国人的服装、语言、受到的英国人的待遇的特殊性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华工们一定能够感受到。他们不会确切地知道拿破仑为谁，至多模糊地猜想这位身份特殊的洋人“将军”的不幸。而相貌、装束都与众不同的中国人自然也会吸引拿破仑，让他对他们的经历和遭遇会很自然地产生怜悯。
所以，同样失去自由的拿破仑和华工彼此保持着距离，互为局外人，语言不通而没有真正的交流，但这些都不妨碍其相互同情。在布伦的小说《拿破仑的中国间谍》中，拿破仑对中国人非常信任；而在勒内·韩的《圣赫勒拿岛上的中国人》中，拿破仑对身边的华工们同样十分友善，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根据记载，在拿破仑逝世前的几天，的确有多位证人曾听到他发出这样的叹息：“往后谁来关心我下面这些可怜的华人啊？”（Martineau 2005：291）拿破仑在写遗嘱时将他称之为“积谷防饥”的30万法郎中的一部分分发给了身边的军官和仆人，而“剩余的钱留给英国医生、中国仆人，以表示感谢，同时也留给教区一些，以作布施。”（Martineau 2005：291）
这样的描写和记录是真实而可信的：以拿破仑的性格，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在英国人面前可以桀骜不驯，对地位卑下的外国仆役则容易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他曾经想出钱替岛上英国人家中的一个马来奴隶Tobie赎回自由，也经常赏给华工一些钱，或者赏赐些小礼物，充满人情味。有一次，拿破仑送给一位华工一瓶酒，而侍从Saint Denis（又名Ali）却很粗鲁地把酒扔到地上，招呼中国人来取，于是拿破仑便教训侍从：“您这样不得体地送人东西，无异于使其失去了所有的价值！”（Marchand 2003：266）拿破仑对华工们的好感也与后者的性格不无关系：他们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寡言少语，安分守己。据说，拿破仑被囚在圣赫勒拿岛上时，曾宴请路过那里的英国海军军官巴塞尔·贺尔舰长。“当时拿破仑指着窗外花园中的中国花匠对贺尔说：‘你看，这些人很善良。他们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决不会长期像这样受英国人或其他任何西方人奴役。’”（陈翰笙1985a：154）
拿破仑对东方和中国充满着好奇，也不无好感，在其随从留下的回忆录中，我们没有找到拿破仑对于中国的任何负面言语，更没有西方人后来常使用的“贫穷”“野蛮”“愚昧”等词语。1817年6月5日，一艘从中国驶来的船抵达圣赫勒拿岛，拿破仑接见了M. Mannering，这位在中国走过很多地方的英国人向拿破仑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特别是他的西藏之行：关于时年7岁的“大喇嘛”的情况，转世灵童的宗教习俗。拿破仑对当地的行政管理和地理情况更加感兴趣。（Marchand 2003：169）同年6月27日，英国国王特使阿美士德勋爵乘坐“凯撒号”战舰，从中国返回途中经过圣岛16。拿破仑接见了勋爵。对于英国人在中国遭遇的“礼仪之争”，拿破仑显得相当公允，他表示：“外交使节并不等同于君王本人，外交场合，一位君王不会把另外一位君王的使节视为君王本人，使节应该享受的只是出使国能够给予本国最高地位的那些人的礼遇。英国特使拒绝行叩拜礼，便丧失了他本来可以通过出使活动取得的所有利益。”（Marchand 2003：170）
于是，在远离尘世的孤岛和被限制自由的环境里，面对外国仆役，拿破仑表现出的自然人的人性超越了阶级性，这种情感固然多少算是一种填补寂寞的需要，但却是真诚的。
如今，西方人也开始会对这段中法邂逅的故事思考。吉尔伯特·马尔蒂诺在书中感慨道：“这些东方人并没有将这些故事写下来，因为他们都是些地位低下的体力劳动者，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如果是一个中国文人，他又会对拿破仑这位曾经统治了整个西方的人物的孤独痛苦作何感想呢？”（Martineau 2005：291）而勒内·韩则写道：“在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身为英国人阶下囚，而华人则是英国殖民者的奴隶。拿破仑和法国被英国及盟军打垮，而大清帝国则被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门户。通过法国战败皇帝和中国皇帝的子民在圣赫勒拿岛的关系，我想显示中法两国在患难与共之中相互接近，彼此同情。”（高发明，张敬群2008：2）
结语
拿破仑与中国苦力的邂逅只能算是一个历史偶然，中法两国也没有能够因为这一段“患难之交”而在当时实现“相互接近，彼此同情”。对于今人而言，这段故事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反思。的确，西方殖民国家19世纪开始的针对中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工贸易，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仅次于持续了400多年的黑奴贸易，并成为其崩溃后的继续，它同样是人类历史上悲惨耻辱的一页。苦力贸易中流落到世界各地的中国华工，使很多外国人初次认识了中国人和中国，但同时西方也从此对中国产生很多根深蒂固的误解与成见，需要中西双方通过更多更深入的交往共同去一点点修正。
参考文献
艾周昌．近代华工在南非．《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
陈翰笙．《陈翰笙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a.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八、九、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b.
勒内·韩．《乾隆遗子与拿破仑》．高发明，张敬群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王启民．契约华工在航途中的反抗斗争．《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
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学龄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徐世澄．拉丁美洲与华人．《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南美洲与加拿大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Ganière P. Napoléon à Sainte-Hélène. Paris :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1998.
Las Cases et al. Napoléon à Sainte-Hélène. Paris : Robert Laffont, 2012.
Marchand L. Mémoires de Marchand : premier valet et exécuteur testamentair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Paris : Tallandier, 2003.
Martineau G. La vie quotidienne à Sainte-Hélène au temps de Napoléon. Tallandier Bibliothèque Napolénne, 2005.
王吉会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翻译学
E-mail：jihui_ww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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