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朗德、法国社会党与德国在2013年5月的多重利益角逐

——追析2013年5月奥朗德、法国社会党和德国间的多重利益角逐

尹永达

内容提要：

2013年5月，法国总统奥朗德上任满一年便面临来自法国各方的质疑和媒体的挞伐（Hollande-bashing）。右派的反对自不必说，法国左派各党对其也是颇多质疑。左派反奥朗德的矛头直指他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软弱”态度。本文试透过2013年5月期间媒体所展现出的现象，从社会党的性质和权争等角度梳理和分析奥朗德当时腹背受敌的原因。

关键字：

奥朗德；社会党党政；法德关系

1968年，一场左派知识分子主导的革命风暴成了戴高乐下台的直接导火索。45年后的2013年，虽然左派成了法国的执政联盟，但他们依旧未学会如何“息事宁人”，这让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法国政府身陷危机：对内，奥朗德要面临的是法国人民对其执政能力和振兴法国经济的希望的质疑，更重要的是党内对其推行的多项政策持公然反对的态度；对外，他要面对和德国的较量。本文将对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追忆和阐释。

奥朗德身处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他自身工作方法的问题，也有党争问题，更有法国政治文化的因素。

1．奥朗德五月政治危机的表现

法国BVA（Brûlé Ville et Associé）2013年4月底的民调显示，Hollande执政一年来支持率曾一度降至29％，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前6位总统同期相比创下了最低纪录（Sliman 2013：3）；如果仅仅从表面观察，导致法国人对现任总统信任率创新低的原因自然是奥朗德上台以来法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2013年4月失业人数创历史新高，失业威胁带给法国国民的心理压力是第五共和国前所未有的。此外，奥朗德还被迫放弃将2014年财政赤字与年度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缩减至3％的目标。5月3日，欧盟委员会驳回了法国将2013年和2014年年度财政赤字分别缩减至3.7％和2.9％的财政计划。欧盟委员会认为，法国将2013年和2014年的赤字分别预定为3.9％和4.2％较为现实。这意味着法国将不能兑现其改善公共赤字状况的承诺。这些都为法国国民的心理罩上了一层阴霾。

此外，据法国网站“媒体参与网（Mediapart）¹⁰”揭露，法国预算部部长卡于萨克（Jérôme Cahuzac）自2000年以来在瑞士UBS银行持有账户。在这一逃税行为败露后，卡于萨克（Jérôme Cahuzac）蓄意隐瞒甚至对总统和法国国民编造谎言企图蒙混过关。这也让法国人对奥朗德政治集团乃至所有政客产生道德信任危机。此事件尚未水落石出，以低调“闻名”、时任奥朗德总统竞选部财务总管的奥吉尔（Jean-Jacques Augier）又被爆出在开曼群岛开有避税账户（Gubert 2013：48 ; Hanne 2013：VIII－XI）。民调机构CSA（Conseils, Sondages, Analyse）副总裁圣玛力（Jérôme Sainte-Marie）分析认为，奥朗德正在渐渐失去左派尤其是极左民众的支持，眼下支持他的多是中间选民。左派选民及左派议员同奥朗德在政治主张上存在龃龉，这将不利于奥朗德某些政策的推行。

事实上，奥朗德甚至在失去社会党内的支持，身居要职的党内大佬纷纷提出反对意见。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巴尔多洛纳（Claude Bartolone）率先向法国总统发难，反对奥朗德对德国的软弱态度和他对社会党议员在财产透明度问题上的苛刻，他认为公布议员的个人财产行之无效且相当危险（Sergent 2013：3；Bekemezian 2013：2）。

不仅如此，奥朗德在上台前曾经与其他左派小党联盟以拉得更多选票。当下，曾经的盟友也纷纷站出来反对奥朗德。例如1975年被一个诺曼底家庭收养的韩国孤儿、如今的绿党主要政治头领之一普拉西（Jean-Vincent Placé）就批评奥朗德在某些议题上不与其他盟友协商（Zennou 2013：4），并威胁说可能走向街头游行示威（Barbier Chet Calvi Y. 2013）。

同前面几任总统比较，奥朗德正在经历的政治危机是空前的。《雷蒙·阿隆传》的著者巴维列（Baverez）认为，在奥朗德治理下，法国从经济低迷走向了彻底的败退，法国的政治领袖正在丧失公信力，国家凝聚力也在逐渐销蚀（Baverez 2013：54）。总之，似乎是上述因素致使奥朗德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

2．德国，奥朗德政治危机的根源？

如果关注法国媒体的报道，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法国最大在野党的人民运动联盟（UMP）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表达的声音相对微弱，向奥朗德开炮最积极的倒是社会党内部成员，而社会党的主要矛头又直接指向奥朗德同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经济问题上的“媾和”。如果仔细推敲，我们发现奥朗德和社会党其他成员之间其实并无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奥朗德可能想借此次社会党对自己的挞伐“敲山震虎”。在此次“敲山震虎”行动中，奥朗德将自己作为“山”，甘愿接收社会党异见分子的攻击，从而来给默克尔施压，为自己和她的较量争取筹码。

要探讨这个问题的原因，首先需要探讨一下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法国和德国之间存在着合作和竞争关系，他们是欧盟经济的两驾马车，有共同的目的，即共同面对欧债危机和缩减欧盟各国赤字。尽管两国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德国经济状况远远优于法国。在具体操作上，两国也存在路线上的分歧。例如：德国要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这些南方国家严格执行财政紧缩路线，而法国则希望能更多地寻找经济增长点，认为严格执行缩减开支路线会戕害经济增长。奥朗德在竞选总统时就提出要就预算协议（pacte budgétaire）和德国重新进行商讨。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将经济增长和紧缩措施对立起来，认为紧缩政策和经济增长只能取其一。索邦经济中心经济学家、法国左翼党（parti de gauche）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任哈默（Christophe Ramaux）是法国左派民主经济路线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¹¹，他强调，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投入开支，否则，国家的经济活动将会瘫痪。总之，投入开支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从基本的经济数学上来讲，政府预算赤字率是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公分母的，当缩减开支时，国民生产总值势必会降低，如此一来很难实现欧盟委员会下达的缩减政府预算赤字的目标（Ramaux et al. 2013）。仅就缓解缩减赤字压力而言——即仅从数字游戏角度来看，奥朗德可能会听信法国左派经济学家们的建议。

从政治理念角度来看，法国左派的性质及其所标榜的前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左派政治家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终极目标，而奥朗德选择的是法国社会主义民主路线，主张尽可能公平地分配财富和尽可能大幅度地保留社会福利，并借此极力维系民主化程度（Grisby 2008：124）；奥朗德社会民主的另一特征是侧重劳动市场上的劳资双方及政府机构的协商机制（参见Le JDD site web）。奥朗德自竞选以来迫于经济形势做出过一些裁减开支的举动，虽然法国政论家们一直认为执政党大多逃不出“竞选时是左翼，治国时是右翼”的怪圈，但是他毕竟不可能过于偏离社会党的宗旨和完全背弃其竞选时的口号；况且左翼选民大有弃之而去之势。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及的，奥朗德毕竟不会忘记在议会里占有多数席位的是左翼。因此，奥朗德只是满足于、也只敢推行“严肃预算政策（sérieux budgétaire）”，而拒绝推行严苛的紧缩政策（Biseau 2013a：3）。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兰（Pascal Salin）在《世界报》撰文谴责了法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教学中对数学的过分依赖”和其躲藏在唯数学论后面的左倾保守经济主义。他说：“思考的科学性不在于对某些工具（例如数学这种工具）的应用，而在于严谨的推理能力。”（Salin 2013：7）他认为反对财政紧缩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的通病，但是这些政治主张逐渐演变成一些常规的、连右派也不敢触及的红线。“例如，右派政治家不敢直接批判最低工资保障原则，而只是在必要时满足于指责法定最低工资涨幅太大。右派也不敢否定社会福利制度这头怪兽，只敢提出应更严苛地管理该项制度这类主张。”（Salin 2000：27）萨兰（Pascal Salin）这一言论在左派思潮统治的法国一直处于尴尬境地。尽管法国已无力负担庞大的公务员体系所产生的费用和各项公共开支，萨兰（Pascal Salin）这类经济学家的主张对今天的法国来说也尤为中肯，但是他的言论一出就遭受到各种形式的围剿和攻讦（Nemo 2011：93-94）。

左派思想或许更能迎合民粹主义，尤其更能迎合法国文化里这种永不知足、善于批评（frondeur）的特质。法国是个左派主导的国家，在法国知识界（包括经济学界）、尤其是在法国高校内，左派知识分子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记者也是左翼分子。奈漠（Philippe Nemo）评论道：“左派分子在教育界和传媒界的独霸地位导致了左派教义对公众舆论的绝对统治。左派分子在法国俨然以新宗教的面目统治着人们的思维，独断专行……决定将那些人和那些书列入黑名单。”（Nemo 2011：19）

总而言之，奥朗德想推行的政策大概逃不出左派思潮的窠臼，这也是他上台之初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之间屡屡产生摩擦的原因之一。奥朗德的前任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合作较为顺畅，不能不说有意识形态上的因素。萨科齐所属的人民运动联盟（UMP）和默克尔所属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都具有浓厚的右派色彩。在萨科齐执政期间，萨科齐和默克尔的合作被欧洲媒体誉为“默克齐（Merkozy）”。甚至默克尔在2012年的法国大选期间还将赌注押在萨科齐身上并隔莱茵河为其摇旗呐喊。

不难推测，无论从经济理念、政治理念还是个人情谊上来讲，奥朗德都对默克尔颇有微词。社会党内部对奥朗德在对德态度上的指责尽管让这位总统如坐针毡，但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奥朗德对默克尔施压；奥朗德还认为，法国人的声音以及社会党内的反对意见或许还会影响德国2013年9月份的政权更迭，从而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推向执政党位置（Versieux 2013a：4）。关于预算紧缩的大讨论在欧洲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法国总理、曾经的德语教师艾罗在公开讲话中提及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奥朗德曾应邀参加该党创党150周年纪念活动，提及德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及其宗旨：实现经济繁荣和保护工薪阶层利益，这不无深意。艾罗认为如今要做的自然不是抄袭150年前的过去，而是清本溯源，回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Chapuis 2013：5）。这或许是艾罗和奥朗德向默克尔释出的警告信号（也是对法国社会党党内左翼的回应）。如果奥朗德对默克尔的警告奏效，他在欧盟中的尴尬地位将会改善。奥朗德也以同样的举动赢得其他北方国家的支持，希望以主张节俭著称的北欧国家（如荷兰）能看到社会党内部的仇德（germanophobie）态度。很显然，奥朗德如果想执行自己的政策不能只依靠几个经济极不景气的南欧国家。

奥朗德的胜算有多少呢？德国人是否会买奥朗德的账呢？当时，默克尔的发言人说：“对别国政党的立场我无可置喙。我们关注的是法国的政府行为；对我们而言，只有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总理艾罗还有其他几位部长直接合作才是合法有效的。”换言之，德国政府不会把法国社会党内部的分歧纳入考量范围，也不会把社会党内部各自的小算盘放在眼里（Versieux 2013b：10）。另外，德国人民是否会受法国社会党噪音的影响从而反对默克尔的外交政策呢？当时的德国民调显示，德国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投票意向只有25％，而默克尔所属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的投票意向则是40％（Lemaître 2013：3）。况且，据德国媒体分析，即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上台——从今天看德国社会民主党显然没有成为执政党，德国对欧盟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有大幅度的调整和变化（Versieux 2013a：4）。2012年，据德国的《明镜报》透露，欧洲中央银行的一项关于财富中值（richesse médiane/median wealth）的研究在德国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该研究称希腊人和塞浦路斯人远比德国人富有，而且德国人算是欧洲的穷人（Böll 2013：64-71）。当然，这是因为德国人没有购置房产的习惯，而希腊人和塞浦路斯人有此习惯；但是，随着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崩溃，当地的房产也早已随之贬值。不论如何，德国人的态度是明朗的，他们支持默克尔所推行的政策：应该说这是德国的既定政策。当然德国人也不愿意看到法国经济崩溃，因为他们不愿意独自揽下拯救欧盟经济的重担。也正基于此，德国才要求法国紧缩预算并进行结构性改革。

不论奥朗德“敲山震虎”、“借刀杀人”的战术有几成胜算，今日奥朗德政府和默克尔政府之逐势，与2008年奥运前夕法中两国的外交格局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有时在外交领域未必一定就是坏事。这种政治上的切割有时能在客观上分散敌人的攻势，避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隐藏的危险。例如，2008年法国左派势力对藏独的支持在客观上对右派总统萨科齐的外交起到了辅助作用。诚然，萨科齐个人和当时的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可能需要顶住极大的压力，但是萨科齐在面对中国政府时可以撇清自己的立场，将自己和支持藏独的左派同胞切割开来。同时，法国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在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拷问”时又可以“坦荡荡”地标榜法国的价值观。直白地说，左右两派分别扮演了黑白脸的角色。奥朗德的总理及部长们屡屡指责社会党内部的噪音，提出不要仇德，这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姿态而已。事实上，仇德现象的出现未必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只是奥朗德如今忍受的政治压力远大于萨科齐当时所承受的压力。

3．社会党在此次政治危机中的角色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提到奥朗德想以暂时牺牲个人声望的方式甘愿忍受来自社会党内部的抗议和挞伐，以期“敲山震虎”。那么，社会党其他党员对默克尔和德国的挞伐除上述经济理念之争外，还有什么其他目的呢？

社会党在上台以前长期处于反对党地位并且以反萨科齐（anti-sarkozysme）为己任，2012年上台也主要得益于法国人对萨科齐浮夸张扬（bling-bling）的作风的厌恶。那时，社会党尚未为执政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致于今天也拿不出有效的措施。他们也局限于来自本党选民的压力，没能大刀阔斧进行结构改革，如今只能靠煽动仇德（germanophobie）或反德（antigermanisme）情绪来掩饰自己低下的执政能力。需要指出的是，“仇德”在二战刚结束时只是法国极右派和右派的专利。然而，时过境迁，在这个经济利益和朋党利益主导一切的时代，这些所谓的思潮游离于任何一个党派之外，等待着被工具化。任何一个政党在利益的驱使下都可以仇德或用“仇德”这个罪名攻击别的党派。今天这些所谓的“仇德”举动与历史上那些基于民族情感和民族安全（Fryszman 2009：306）的爱恨情仇截然不同。例如2011年12月右派的人民运动联盟就曾指责左派的社会党和极右组织民族阵线（FN）仇德（参见UMP site web）。而就在前些年，萨科齐也被法国媒体和左派指责发表了仇德言论；要注意萨科齐集中发表仇德言论是在2007年3月总统大选前夕（Cambadélis 2013：9；Sarkozy, 2007）。

在利益和私心面前，一切的政治信仰和根属都显得异常脆弱。法国已故女哲学家魏勒（Simone Weil）在《根属》一文中谈到了文化根属问题。她认为“每个人都积极、实质、自然地参与某个群体的存在并以此方式根植于这个群体。唯群体才能将过去的财富活灵活现地保留下来并以同样的方式对未来做出预料和判断。”（Weil 1949/1990：62）因此，每个群体都是一种文化符号。“军事占领、经济利益和金钱诱惑都会为根属行为带来杂质，从而导致断根病。”（Weil 1949/1990：62）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附加政治利益这个因素。如今，法国的政治人物都受了政治利益乃至经济利益的驱使将各自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抛诸脑后，他们领导和牵引下的政治团体其实已经遭受了断根掘脉的伤害。

那么这些具体的政治利益是什么呢？这就是每六年一次的市级议员选举。2014年3月——2014年的实际选举结果显示左派丢失万人以上的城市160座。其实内部早就有要求反对德国紧缩和建议奥朗德同默克尔执政下的德国划清界限的声音（Bazin 2013：42）。为什么社会党的纷争今天才大规模地爆发出来呢？这是因为社会党内各大佬看到法国人对奥朗德及社会党的满意率降至极点，且左派选民对社会党的支持率急转直下。此时，社会党各派人士纷纷面向媒体发声，一则可以转移法国人民对社会党这个集体的怨恨，二则可以提高自己的出镜率和民意支持率。相对而言，攻击默克尔治理下的德国并同在默克尔前表现疲软的奥朗德切割开来是最佳方案。这些左派异议人士的推理是这样的：习惯于高福利的法国人认为他们所享的“那点儿”福利是他们最后的权益，自然要维护，自然仇恨推行预算紧缩政策的政客们。

左派对奥朗德挞伐的另一原因在于眼下利益的分配不均和行政权与立法权之失衡。奥朗德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来限制左派议员们的权限，例如：他要求社会党议员向大众公布个人财产，限制议员身兼数职（cumul des mandats）。奥朗德对社会党议员权益的褫夺也被认为是行政权向立法权的挑战。奥朗德竞选时宣称将不在总统府接见左派议员，这也被左派各位议员认为这位总统不善于听取和采纳谏言。另外，国民议会议长屡屡制造不和谐则是因为他曾经觊觎总理一职，而奥朗德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在此且不论内阁中的各位部长也都有自己的盘算。

在危机和利益面前，左派同志不惜牺牲总统所余无多的个人声望，这似乎有落井下石和树倒猢狲散之嫌。除上面所述及的动机外，左派的这一举动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历史原因。在社会党的历史上，该政党对个人主义和个人魅力缺乏认可，没有团结在政治领袖周围的传统（在这里应该将领袖的个人魅力同历史上出现的病态的个人崇拜区分开来）（Chazel 2005：870）。法国哲学家、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莫诺（Jean-Claude Monod）认为右派有“领袖文化（culture du chef）”的传统，而左派更倾向于强调共性、质疑个性和个人的声望（Monod 2013：18；Thureu-Dangin 2011：3），这导致了力量的摊薄和分散。

从2006年—2007年和2011年—2012年的总统大选选情，我们也能看出社会党的此项特征。2007年社会党推出女候选人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并不是因为该候选人本身具备多大的人格魅力。确切地说，社会党这个集团是为了迎合女性主义推出了她。因此，与其说社会党推出了一个人物，不如说它推出了一个性别、一个集体。正因为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声望的缺失，在大选时才受到党内政敌卡恩（Dominique Strauss-Khan）的支持者与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的支持者的掣肘（Nava 2011：18）。又如，2012年，社会党各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僵持不下、不能决定推出哪位候选人，最后只能将选民范围扩大化，呼吁所有认可左派价值观的选民参与投票帮助其做出决定。

4．第五共和国政体为谁量身定做？

梳理进行到这里，我们发现奥朗德在社会党内的声望地位非常脆弱，他在社会党外左派选民中也人气大减。因此，奥朗德经历的政治危机是一场定时炸弹，有可能引发社会党历史中的声望危机。

法国政论家们对奥朗德的看法非常一致，那就是：奥朗德并没有像前面几任总统那样的人气和党内声望。他是一个含糊其辞甚至倾向于“暧昧战略”的政治家，他很少出来澄清自己的立场，很可能直到最后一刻、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才站出来喊话。面对近期法国人的不满，他很少如他的前任萨科齐那样频频召见记者或进行专门访谈。这在信息交流如此发达、媒体能葬送一个政治家政治前途的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法国《世界报》2013年5月3日的社论评价奥朗德时说“他的长项是只会做最后陈词”（Editorial du Monde 2013）。言外之意，他不善于澄清和向法国人分析报告政治形势，有时他干脆含糊到底（Barbier et Calvi 2013）；尽管奥朗德的思路可能是清晰的，但是他对走的路线不表态，这是他给党内外的印象（Biseau 2013b：2）。奥朗德和萨科齐之间的差异看似是个人作风上的，其实背后有深层次的政治背景和行政背景。首先，奥朗德的此项策略以及左派的作风均与第五共和国的运转模式格格不入。第五共和国由在抵抗纳粹德国运动中树立起威望的戴高乐缔造，该政体多少都打上了魅力领袖的烙印，是戴高乐主义的结晶（戴高乐政党自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之日起直至1981年一直执政。莫诺（Jean-Claude Monod）称第五共和国是“其缔造者戴高乐个人特殊声誉制度化（Monod 2013：18）”的产物；同样，“第五共和国元首特权之大也需要占据其位置者拥有与之相匹配的个人魅力（Monod 2013：18）”。第五共和国宪法将国家重托以民主的方式委托给总统，并赋予国家元首和他所组建的政府极大的权力。根据德国史学家莫森（Mommsen 1985：chap.10）和法国里尔二大副教授莫莱尔（Morel 2010：203-247）的分析，这种政体近似于韦伯所设想的“大众民主（démocratie plébiscitaire/plebiscitarian democracy）”。在大众民主里，领袖的威望和个人魅力尤其重要。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追随者出于对领袖的信仰和忠诚而鞍前马后地逢迎打拼（Weber 1994/2002/2003：339）。法国人期待奥朗德能够有坚定个人意志、做出更多果敢的决断，而不是延续他竞选时所操守的过于平民化作风。诚然，恰是因为法国人民厌倦了萨科齐过于独断专行和过于张扬才把选票投向奥朗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对奥朗德总统的个人决策力和韦伯所谓的领袖魅力有所期盼。民调显示，当奥朗德三天内做出出兵马里的决定时，法国人对他的支持率曾经一度攀升（至于其出兵的合理性或许有待商榷）。

而在行政策略背景方面，奥朗德在其他领域制定的目标则多属于中长期计划，如2012年12月6日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刺激投资、鼓励创新、助跑青年员工和增加增长点而制定的统称为“竞争力协议（pacte national pour la croissance, la compétitivité et l'emploi）”的八项政策。在时机不够成熟时，奥朗德不愿意将自己的构想及时地报告给法国人，这是他个人魅力缺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2012年底，左派前内政部长舍韦讷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曾在法国经济日报《回声报》上呼吁法国人停止对奥朗德总统的挞伐（Hollande-bashing/lynchage médiatique de Hollande）。他认为，鉴于经济危机影响层次之深，应该给他时间去实践其制定的中长期计划（Chevènement 2013：5）。莫诺（Jean-Claude Monod）则认为政治家应该与国人多交流，树立自己个人声望。政治家的人格魅力在于他和支持者交流并说服他们（Monod 2012）；而奥朗德连同法国公众深层次的交流都不够频繁，遑论说服力。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今的经济形势让奥朗德总统面临一场政治危机，而他本人的执政风格、社会党的意识形态积淀和法国的政体特征将让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危机状态。奥朗德在客观上希望德国能听到法国左派反对自己在紧缩预算方面向德国“妥协”的声音，并借此唤起德国左派的同情，可是德国各个政治派系在要求法国调整预算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况且默克尔依然大政在握。奥朗德在面临政治危机时还有一枚棋子，那便是解散议会。但是，他不至于如此不理智：因为，解散议会后重新选举出来的可能是右派占有多数席位的议会，这将让社会党处于更为糟糕的左右共治（cohabitation）的境地。故而，奥朗德走出政治阴霾是个漫长的过程，要看他制定的中长期目标会否见效。而2014年的市级议员选举结果也证明政治危机将继续下去，2014年左派媒体在对其进行任期中期总结时戏谑地说：“有运当选总统，却无命施政（Il avait la baraka et n'a plus que la scoumoune）。”（参见Nouvelobs sit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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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永达　博士

天津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教授

法国图卢兹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研究领域：法国文学

E-mail：yinquijote@yahoo.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