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视角下的翻译学性质刍议-陈伟

陈　伟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试图以其他学科为坐标，对翻译学进行定位。为此，我们从普遍认识论的角度出发，阐述翻译学的跨学科、经验性及其研究方向的多样性，指出该学科既没有单一目标，也没有专门方法。然后，我们从特定认知论的角度出发，论证翻译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并且分析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强调应该从译者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从具体的译作和翻译场景出发，通过对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得出方法和原则。

关键词：

翻译学；跨学科；经验性；独立性；研究对象

引言

尽管翻译活动的历史几乎和人类语言的历史一样久远，但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独立学科，在19世纪下半叶才正式诞生。此前，翻译一度被认为是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分支，也曾被视作多语种交际或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形式，还有人将它归入文学、哲学、乃至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然而，尽管上述审视翻译的角度纷繁不同，但任何一种研究或理论，都无法穷尽翻译的对象和问题。正因如此，翻译学才应运而生。

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在他的论文《翻译学名称和性质》（1971）中，第一次对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做出了严格的定义。他将翻译学分为两大分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理论翻译学主要描写翻译现象、确立翻译原则、对翻译实践做理论升华；应用翻译学则将翻译的原则和理论运用于译员培训、翻译辅助工具开发、翻译评论等领域。两大分支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既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研究，也不能以“单向”来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两者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源泉，而后者则反过来丰富和滋养了前者的内容。因此，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霍姆斯还认为，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单一的，它既包括翻译产品（即译作），也包括翻译过程（或翻译方法）；既可以是“总体的”——囊括整个学科，也可以是“特定的”——聚焦某个翻译领域、某些类型的文本、某些特殊的问题、某个历史时期。但无论如何，其关注的中心必须是翻译，而不是诸如语言、言语、心理、社会、技术等其他内容，尽管这些内容对于翻译过程和产品可能都很重要。

因此，翻译学从诞生之日起，便有着独立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如今，它已然构成了一个广阔而开放的研究领域，致力于解决翻译现象本身所特有的问题，拥有符合其多样化研究对象的理念。与此同时，它继续从其他相关学科中汲取着灵感和养分，与其保持着密切的互补关系，每一个相关学科所提供的理念和方法论，都有助于翻译学解决某一个领域的特殊问题。

但是，翻译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必须解决其存在基础及合理性条件这两个问题。换言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翻译学可以成为独立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可以／应该）是什么？

我们认为，将翻译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意味着要确定它和其他相关学科所共有的特点，同时厘清它和上述学科的区别。事实上，众多的翻译学论著，或研究翻译理论问题，或审视具体翻译案例，从而使“翻译学”所覆盖的领域非常广泛而多样，这种广泛性和多样性对于翻译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界定理所当然地会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拟从两个视角来探讨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和对象问题：首先从普遍认识论的角度，对翻译学相对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地位做出定位；然后从翻译学特定的认识论角度，审视该学科的特殊性。

1．普遍认识论视角下的翻译学

1.1　跨学科性

翻译学的本质是跨学科的，因为它试图理解翻译现象的全部特点。因此，它需要从其他相关学科那里汲取大量的养料，以穷尽其本身多元而特定的研究对象。

传统上，翻译学被列为人文科学，很多人将其视为语言科学的一个领域。一些翻译学家试图寻找适用于所有类型文本的普遍性原则，甚至是“翻译定理”（Ladmiral：1979）。另外也有一些翻译学家借用神经学的公设和研究方法，希望在聚焦翻译主体——人——的同时，把翻译研究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

翻译学的跨学科性今天已经毋庸置疑，因此，无论将其纳入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只不过是研究者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势必会对翻译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将翻译学视为“人文科学”，那么它要关注的不仅是翻译的具体特定对象——翻译产品（译作），还要关注该对象以外的一些因素——翻译环境，即决定翻译活动的历史、社会、心理、政治等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任何翻译研究都暗含着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内容。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翻译研究者使用数学等式或统计学模型来处理语料，试图将处理过程程式化、模型化。比如兴起于1950年代的机器翻译，催生了语言自动处理研究；而众多的电脑辅助翻译软件，似乎也印证了翻译的“硬科学性”。可以说，在语言领域，还没有一门学科像自动翻译那样，获得如此丰硕而深入的研究成果。我们只需浏览市场上的信息化工具，就能窥见研究者们将数学和逻辑学模式引入翻译学科的决心。

由此，我们可以把翻译学分为两类：内部翻译学——只关注翻译过程；外部翻译学——把翻译作为政治、历史、社会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加以审视。不过，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翻译学都毫不例外地受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从其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这也许正是翻译学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特点之一，也是它的长处之一。

1.2　经验性

翻译学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经验主义特点：虽然翻译活动自古有之，但人类却并未从一开始就将其理论化；同样，翻译作品在数量上浩如烟海，但有关翻译思考的论著却相形见绌。因此，我们说，目前翻译学的研究基础首先是经验，即翻译实践活动本身和对翻译事实的观察。正是因为翻译学首先关注了翻译现象——文本、语料、公认的翻译产品，它才最终获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

肯定当今翻译学的经验性，即是肯定它的描述性：翻译学试图通过观察、发现翻译活动中反复出现的原则和现象，并将它们有机地组织起来，从而构成一套理论。比如，以达妮卡·塞莱斯科维奇（D. Seleskovitch）为代表的释义派翻译理论（巴黎学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规定性的翻译学，旨在强迫译者遵守这样或那样的标准，服从事先设定的规则；这样的翻译学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应当放在特定的历史和教学环境下来审视。应该说，它今天已不能代表翻译学研究的主流，显得过时了。

1.3　构建翻译学理论的原则和过程

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对翻译现象过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倾向，以至于一些从事翻译实战的译者对翻译理论产生了不信任感。而构建一套科学理论，其首要目的就是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得到遵守。因此，一些学者（Guidère 2010：11-12.）认为，翻译学只有服从以下原则，才有可能得到译者们的接受和采纳：

——和谐性原则：翻译学内部不应有相互矛盾之处；

——全面性原则：翻译学应该反映尽可能多的翻译现象，提供尽可能多的有效例证；

——简单性原则：翻译学应该尽量减少使用复杂的公理和概念；

——前瞻性原则：翻译学应该能帮助预测新的翻译产品或其他翻译方案的有效性。

上述原则属于普遍认识论范畴，在大多数情况下适用于翻译学。当然，翻译也有其特殊性，需要通过特定认识论的视角加以审视。

和其他经验主义学科一样，构建翻译学特有的理论框架，必须经过三个阶段：观察、假设、验证。

——观察，即对翻译现象做认真细致的检查。这种检查至少有一部分是经过构思、方向明确的，因为它必须服从观察者的认知。在观察过程中，一些影响翻译的元素不容忽视：如译者的先天语言能力、文化水准、制度约束等等。此外，观察者不应以其本人的翻译活动或产品为观察对象，以便将观察主体和观察对象区分开来，从而避免观察活动的复杂化。

——假设，即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解释性原则和规则的建议。假设是一个从个体（个案分析）到普遍（翻译现象）的归纳性推理过程。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归纳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它不啻从大量个体观察中提炼普遍性原则的唯一模式。当然，研究者们提出的翻译学假设，仍有待通过试验加以验证。

——验证，旨在确认假设是否成立、是否能上升为原则或者规则。验证的过程，是一个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循环往复的过程，最能体现“经验——推理”研究方法的特点。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验证阶段比较特殊：事实上，翻译研究中的验证并不一定通过试验（即在不同的环境下重复同样的试验）来完成，更多的是通过举例（就同一个现象举出多个例子）的形式实现。需要指出的是，举例并没有证据的效力，它只能测试翻译现象的有效性。换言之，所选例子并不告诉我们如何翻译，只是帮助我们检验相关翻译是否有效。因此，举例即意味着选择，因此可能导致一些问题：如何选择例子？既然例子必须选自得到公认的来源（如正式出版物、职业译员的录音等等），那么如何获取这些被公认的来源？如何对所选例子加以组织，使之成为翻译研究可用的语料？上述问题的答案，均取决于翻译研究的目的。

翻译研究应该是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这一点如今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活动可以不受标准或规则的约束。事实上，有些译者总是自觉地遵守其所参照的翻译原则或规则，而另外一些译者则是以不自觉的方式在这样做。无论如何，尽管每个翻译现象的环境和目的不同，但翻译的标准和原则一直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和翻译学自身相关的认识论进行反思。

2．特定认识论视角下的翻译学

2.1　独立性

翻译学的独立性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曾引起过激烈的讨论。莫里斯·贝尔尼耶（Maurice Pergnier）在他的《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1978：5）中批评道：“那些号称正在构建翻译科学的人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从某一门研究领域更为宽广的学科出发，来研究翻译，并且将后者作为前者的一种应用，仅此而已。”他总结说：“今天，任何翻译科学都还没有确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特定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个研究对象“被心照不宣地认为是来自于某种重复、空洞的表述”，以至于翻译科学“总是受到众多学科应用领域的干扰。”在贝尔尼耶看来，即使是一些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如维内（Vinay）和达波内特（Darbelnet）的《法英比较文体学：翻译方法论》（1958）、穆南（Mounin）的《翻译的理论问题》（1963）、卡特福德（Catford）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1965）等——“其实也只不过是运用语言学理论，去理解翻译活动内在的困难，而不是在为‘翻译科学抛砖引玉’”。

乔治·斯坦纳（Georges Steiner）可以说是在翻译研究领域有所创新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巴别塔之后》（1975）对翻译的重要性和作用做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四步骤”理论。斯坦纳对翻译的阐释学解读，使其理论明显地有别于此前的翻译研究，为翻译学的独立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斯坦纳的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现实：译者从事翻译实践，其实也是在研究翻译学——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这种研究都处于无意识状态。事实上，任何翻译活动都要求译者具备最起码的翻译意识，即使是那些在实践中学习翻译的学生也不例外：他们的翻译活动都为某种潜在的翻译思考所左右，当然，这种思考并不一定是概念化、理论化的，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它的存在。很多译者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翻译培训，但他们照样经验丰富、能力出众，这便是一个雄辩的例子。

上述现实展现了翻译研究和认知科学的一个共同点，即研究对象（翻译）和研究主体（译者）合而为一。这种情况对翻译学造成的后果是：如果译者要描写翻译活动，就必须通过逻辑思维，借助各种原则和规则来完成。因此，对翻译的认识论思考和严格的方法论至关重要。而正是这样的思考和方法论，构成了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首要基础。

当然，强调翻译学的独立性，并非否认它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反之，这样的关系也不应该损害翻译学的独立性。当翻译学研究成果被运用于其他学科时，它的独立性不是被削弱，反而更稳固了，因为这意味着翻译学进入了应用领域：比如翻译学成果应用于语言习得、语言政策、比较文学、语言表达障碍研究等等。同样，即使翻译学运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因此而成为该学科的分支：比如从神经学、心理学或是社会学角度审视翻译，结果是促成了“神经翻译学”、“心理翻译学”、“社会翻译学”的诞生。(www.xing528.com)

翻译学的跨学科性，体现了翻译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及其研究方向的分散性。正因如此，我们更有必要厘清翻译现象本身的特点。

2.2　翻译学的研究对象

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活动的本身（过程）和结果（产品）。因此，“翻译”一词意味着一系列包含着因（原作）、果（译作）、参与者（译者）的行为。

描写翻译产品，亦即描写构成该产品的元素，但不仅限于此；分析翻译过程，亦即阐明对翻译产品元素的不同处理和组织方式。然而，具体翻译情形的多样性，使上述行为变得异常复杂。事实上，翻译总是受到利益、动机、约束、指令、期望、功能、技术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大大超出了纯粹翻译学的思考范围。

因此，为了保证翻译学研究的和谐与统一，我们应该对以下四个要素加以区分：翻译对象、翻译产品、翻译主体、翻译过程。翻译学的工作，即是分析、描写这四大要素，并将其理论化。

从理论角度而言，上述四大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多种，因此研究的情形也可以有多种。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对下列组合的双向关系的研究：

1　翻译对象——翻译产品，翻译对象——翻译主体，翻译对象——翻译过程；

2　翻译产品——翻译主体，翻译产品——翻译过程；

3　翻译主体——翻译过程，等等。

鉴于翻译研究存在各种可能的组合关系，这些关系不但是双向的，而且是变化的，所以翻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构建一整套可覆盖所有翻译现象的标准，保证翻译活动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则是分析数量众多、性质各异的翻译产品，以求回应翻译活动的多样性。

2.2.1　翻译对象

翻译对象即为原作，是指有待译者翻译的原始材料。翻译对象可以有多种形式：文字资料、报刊文章、小说、广告、网站等等。通常，对翻译对象的关注焦点，集中在其语言和文体的特殊性上，很少有在多符号体系框架下进行的翻译研究，这是因为在现实当中，“文本”是绝大多数翻译对象的载体。

根据译者理解方式的不同，翻译对象接受一系列处理，最终完成到产品的蜕变。如果说对翻译对象的理解可以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话，那么，翻译产品的生成过程就更具复杂性和个体性，它更多取决于每个译者自身的能力、个性和他所受到的条件限制。因此，翻译对象经常被看作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感知构建，在这个构建过程中，各种规则根据译者的不同被以不同的方式组合、重复、运用；换言之，翻译对象是一种模块化的、动态的感知构建，这也使人们得以生成大量的、可被接受的翻译产品。

2.2.2　翻译产品

翻译产品即为译作。在很多情况下，翻译产品被视为一种可能性、一个期待的目标、一篇即将诞生的文本。但事实上，迄今为止，各种语言组合的翻译产品多如牛毛，研究者根本不用费心去做上述有关可能性的思考。也就是说，与其抽象地去关注“即将诞生的文本”，还不如将研究的重心放到已经完成并出版的具体翻译产品上，对它们进行分析，得出理论原则和操作工具，这样也许更科学、更有效。更何况，在信息传媒高度发达的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完全有可能接触到海量的有关具体翻译产品的数据和材料。

从理论上来说，翻译产品（译作）是对一个普通、客观的翻译对象（原作）个性化、主观化的实现（翻译活动）。从实践上来说，译作是个人的产品，是信息在两门语言中理解和再表达的尝试，可以将它和其他类似的尝试做比较。这里，“尝试”一词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同一篇原作可以生成不同的翻译产品。

2.2.3　翻译主体

历史上，翻译主体——即译者——先后被认为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者、取悦读者的原文改写者、撮合两种文化相互接近的中间人、方便不同语言团体成员对话的交际桥梁。但不管怎样，翻译主体首先是一个“感知者”，他一方面必须关注出发语公众对原作的感知，另一方面则要关注目的语公众对译作的感知。这些感知反映了译者对其工作语言和相关文化的掌握程度，因为他的翻译不自觉地建立在他自己的语言习惯之上。事实上，翻译总是以译者母语的词汇和分类方式为基础，译者几乎不可能站在绝对中立的语言文化立场上从事翻译，他必然要受到某些理解模式和表达模式的限制——即使他自认为能够完全自由、随心所欲地完成他的翻译活动。

译者永远是翻译活动的中心：他是原作的判断者、意义的遴选者、翻译模块的管理者、翻译目的的决定者、翻译产品的生产者、译作的首位接受者（有时还是消费者）以及在目的语公众面前的推广者。

2.2.4　翻译过程

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但他并不一定能完全驾驭这个过程。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思维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部分地超脱于译者的控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文本理解的描述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做出审视。翻译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翻译活动和主要的翻译现象（如信息的感知、理解、记忆等）之间建立起联系。

通过对不同体裁和类型的文本的研究，我们可以根据原作文本的性质，确定不同的翻译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翻译活动和译者思想情感活动之间的关系，那么对翻译现象的描述必然是不完全的。

同所有的认知过程一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想活动是“模块化”的。换言之，上述思想活动，可根据翻译对象和译作的功能，被分解为不同的特殊系统（或模块）。每一个类型的翻译，都遵循某个特殊的信息表现和处理原则。因此，对翻译过程的思考，其实就是对译者思想“模块”进行描述，找出其共同点、特殊性、与不同翻译环境之间的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学面临着诸多挑战。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翻译现象，它试图找到语际交流活动的因与果，它占据着翻译起点（原作）和终点（译作）的中间位置，要确定并描述翻译活动的各种关系、原则、规定、手段。尽管有人认为，“确定”的过程更倾向于把翻译学拖向自然科学，而“描述”的过程则倾向于使其靠近人文科学，但不管怎样，这是两个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过程。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有着非常多样的研究方向，既没有单一目标，也没有专门方法。如果把翻译视为“产品”，那么翻译学必然和其他语言学科一样，属于人文科学；如果把翻译视为“过程”，那么翻译学似乎更加类似于神经学或者其他生命科学，可被归入自然科学。因此翻译学从本质上说是跨学科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特定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很快就会发现翻译学的另一个本质，即经验性。长久以来，翻译实践一直领先于翻译理论，因此，翻译学研究应该从译者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或者说从具体的译作和翻译场景出发，通过对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得出方法和原则。

在日趋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翻译学的研究领域仍然在迅速地扩张，其研究方法和对象也越来越多地和新媒体、互联网、信息流等新生事物相融合。因此，这门学科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当然这些挑战也意味着机遇。不管怎样，如果把翻译学比作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这棵大树依旧深深地根植于人类传统与历史的土壤之中，而与此同时，它也不忘向未来的各个角落伸展出它的枝杈。也许，翻译学的活力与魅力，恰恰蕴含在它的独立性、多样性、经验性和跨学科性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翻译学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它是一门全球化、综合性的科学，一门反映人类财富和文化多样性的科学。

参考文献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re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Guidère M. Introduction à la traductologie. Bruxelles : De Boeck, 2010.

Holmes J. «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utides (1971) ». In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 Rodopi,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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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Londres/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Vinay JP, Darbelinet J.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 méthode de traduction. Paris : Didier, 1958.

陈　伟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

E-mail：alfredchen2000@163.com

注释

1　本论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项目《法国翻译思想史》（项目编号QYGBYJ15CW）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