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强人形象与身份意识探析

游晓航

内容提要：

本文以法国黑人女作家玛丽·恩迪亚耶（Marie NDiaye）获得2009年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三个女强人》为研究对象，探索了该作品中三位坚强的女性面对逆境的抗争与自我救赎之路，分析了恩迪亚耶的叙述特色及其对家庭、人性、种族和移民等问题的关注，并结合恩迪亚耶的个人经历剖析了其作品中体现的非洲元素与文化身份意识。

关键词：

玛丽·恩迪亚耶；女性形象；身份意识；非洲；法语文学

引言

法国黑人女作家玛丽·恩迪亚耶（Marie NDiaye）曾于2001年凭其作品《罗茜·卡尔普》（Rosie Carpe）赢得了费米娜文学大奖，2009年她又凭借小说《三个女强人》（又译：《三个折不断的女人》）（Trois femmes puissantes）荣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从而破除了费米娜文学奖获得者无法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咒语，伽利玛出版社也因此揽入其第36个龚古尔奖。作为龚古尔100多年历史上首位获奖的黑人女作家和近十几年来首位赢得此奖的女性，玛丽·恩迪亚耶曾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从未想过把‘黑人女性’和‘龚古尔’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我觉得它不可能发生”（Flood The Guardian, 2 november 2009）。她认为龚古尔评委们应是被自己“令人同情的故事和写作方式”所打动。然而，恩迪亚耶能在写作上取得如此成就实非偶然。12岁起就开始写作的她，高三时就被子夜出版社的传奇出版人热罗姆·兰东（Jérome Lindon）相中，于1985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至于远大前程》（Quant au riche avenir），1987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古典喜剧》（Comédie Classique），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在家里》（En famille，1991）、《女巫师》（La Sorcière，1996）等。除了小说，恩迪亚耶还创作了多部青少年文学作品以及戏剧作品，戏剧《爸爸必须吃饭》（Papa doit manger）于2003年入选了法兰西剧院保留剧目。

本文将以恩迪亚耶的小说《三个女强人》为研究对象，探索该作品中三位坚强的女性面对逆境的抗争与自我救赎之路，分析恩迪亚耶的叙述特色及其对家庭、人性、种族和移民等问题的关注，并结合其个人经历剖析该小说中体现的非洲元素与文化身份意识。

1．暗含呼应的女性形象

小说《三个女强人》由三个独立的故事构成，刻画了三个敢于说“不”的女性形象，分别是诺拉、芳达和嘉蒂。三人的处境都不那么让人羡慕：在第一个故事中，诺拉与父亲重逢，对于父女二人来说，这种重逢都是一种过去与现在的冲突。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能一步步重构他们之间的故事。诺拉和姐姐跟着法国母亲在法国长大，而满怀大男子主义的非洲父亲则抛弃了她们，带走五岁的弟弟索尼回到非洲生活。父亲给弟弟提供了奢侈的生活与精心的教育，对长相一般、穿着简陋的女儿却弃之不顾，他更想要的是有白人特征的孩子。三十年后，父亲召唤诺拉回到其发迹的非洲村庄，请求她做弟弟的辩护律师，因为索尼被控杀害了继母。诺拉为此离开巴黎、家庭及自己的律师工作来到非洲，而这次寻根之旅对她而言亦成为对家庭探索和回忆的见证。在第二个故事中，芳达与丈夫、儿子生活在法国的波尔多地区。自从跟随白人丈夫鲁迪离开自己的家乡塞内加尔到了法国，芳达就失去了工作，陷入了一种麻木、萎靡、平庸的生活，至少在鲁迪眼中是如此。整个故事通过鲁迪充满负罪感和苦涩的内心叙述，我们得以想象芳达痛苦、无力的移民生活。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非洲女性嘉蒂，比起前两位女性，她更为简单，充满乡土气息，然而，她却不能生育。丈夫去世后，她被婆家驱逐，陷入了被放逐、孤独、贫困和失望的困境。可能她的故事最为美丽，形象最为坚强，最充满自豪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前两位女性的钥匙。

读者起初或许会依据阅读习惯去寻求各部分之间的关联，然而串联三个故事的线索却很微弱：第三个故事中的嘉蒂曾在第一个故事中诺拉的父亲家做过女仆；第二个故事中芳达的公公阿贝尔可能曾是诺拉父亲的合伙人，因为他们都曾在达拉·萨拉姆度假村工作过；而嘉蒂则在丈夫死后被婆家赶去法国投靠她的表姐芳达。更多连接三位女性生活轨迹的反倒是一些象征性关联：在各自遭遇生活中的不幸之后（例如：诺拉父亲的抛弃与大男子主义，芳达丈夫的欺骗与失败，嘉蒂丈夫的去世及偷渡途中情人的背叛），诺拉、芳达与嘉蒂都选择了与逆境抗争。通过三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恩迪亚耶刻画了三位迷失、受伤却又果敢、高傲地寻找生存意义的坚强女性。她在提及《三个女强人》时曾说道：“我写的这本书犹如一部三乐章的音乐作品，各部分之间由一个共同的主题相连，即三位女主人公表现出来的内心力量。诺拉、芳达和嘉蒂都有着共同的反抗和生存能力。”（Rousseau Le Monde, 2 novembre 2009）透过恩迪亚耶犀利而精彩的笔触，人物内心的挣扎、对归属感的向往和对社会的拷问在三部曲中交替上演。在恩迪亚耶看来，这三位女性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内心都有一股坚持不渝的信念。即使是看起来最弱小的嘉蒂，在最糟糕、最让人蒙受耻辱的困难面前，也从不怀疑自己的独一无二。她们都具备一颗无法摧毁的内核，使其成为强大的女性，尽管从社会或职业角度来评判，她们毫无任何权力。

故事中的三位女性并非完美，也有狭隘与自私的一面，读者能从中察觉一种暗含的呼应。她们都被剥夺了某些东西，例如父爱、工作或是家庭，都有过被抛弃与被排除的经历，都尝试着恢复内心的平静。与母亲、姐姐一起被父亲抛弃在巴黎的诺拉，自小过着艰辛的生活；来自非洲的芳达被隔绝于法国的职场生活之外，没有了经济来源；嘉蒂在丈夫死后被婆家赶往欧洲，偷渡途中受尽凌辱与伤害。她们都在追寻对某个群体的归属感，却往往只能遥望，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挑剔、拒绝。诺拉曾是一个想融入父亲非洲亲人圈子的小女孩；芳达曾听信丈夫的保证，以为到法国后会在初中或高中有个职位；而嘉蒂也听从婆家安排，踏上偷渡法国寻找表姐芳达的路途。最终，三位女性都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跨越的距离，体验到在现实与理想、在贪婪冷漠的社会与自身的勇敢坚持之间的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读者甚至能发现这三个故事都透露出了一种身体上的不自主：由于失去对身体的控制而表现出的恐惧、不适或肉体的痛苦。诺拉因与父亲的记忆冲突而恐惧、怀疑、苦恼和失望，出现好几次小便失禁的情形；芳达则在遭受丈夫的欺骗后“拒绝为丈夫的这个家付出感情，悉心照料”（恩迪亚耶2011：82）；而嘉蒂是在肉体上经受疼痛：小腿肚受伤、沦为妓女、日渐消瘦。

在各自的独立程度上，三位女性的经历也呈现出一种渐进的效果。面对生活中的不幸，诺拉和芳达因为受过教育得以解放，而嘉蒂只在精神上得享自由。黑白混血的诺拉是位律师，长期在巴黎生活，在职场上获得了独立女性的地位，却仍无法拒绝远在非洲的父亲的请求，来到父亲家为入狱的弟弟做辩护律师。诺拉的强大体现在她决定为弟弟索尼辩护，并且接受自己的过去与记忆，这是一种跨越现实的精神上的强大。芳达曾经是老师，拥有过独立的职业，她敢于说不，放弃工作跟随白人丈夫来到法国，却因此造成了生活的不幸。这种不幸并非是肉体上的、如嘉蒂承受的那般沉重的痛苦，而是遭受了精神上的欺骗，失去了自己辛苦获得的职业。嘉蒂的生活似乎最为沉重，她只因丈夫而存在，未能生育使她在婆家毫无地位，因此在丈夫死后，她什么也不是。然而在她身上却始终有一种明显的力量与骄傲，她在逆境与贫穷之中与肮脏、痛苦、背叛做斗争，学会了独自面对生活，告别消极，坚信自己的尊严和人性。

2．意象烘托与人性疤痕

鸟的意象在三个故事里反复出现，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情节发展。善也好，恶也罢，鸟的象征意义与文中人物的处境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甚至赋予了人物一种超自然的命运与史诗般悲壮的场面。

诺拉的父亲像是一只身形庞大、上了年纪、翅膀缩在皱巴巴衬衫里的大鸟，“在金盏花树的高处窥伺着”（恩迪亚耶2011：55），而他曾是那般自私、傲慢和性急。诺拉“相信自己听见了父亲痛苦而沉重的呼吸，听到他悲伤的喘息，努力压抑的哭声和沮丧的轻声呻吟”（恩迪亚耶2011：24），“在她的内心深处，发现父亲这个秘密的满足和与这个男人保有同一个秘密的恐怖一直在交战”（恩迪亚耶2011：55）。而父亲也察觉到几个星期以来，女儿诺拉在树枝间的气息与存在，却并不觉得愤怒，“如果不是为了建立最终的和谐，她还为什么要来呢”（恩迪亚耶2011：65）？父女之间的陌生感与隔阂，随着双方对彼此在金盏花树边共存的感应，产生了细微的变化。芳达的丈夫鲁迪在去往客户梅诺蒂家的途中，始终牵挂着家中妻子的状态，“他看到一只鹭鸟低低地，迎着他飞来……它控诉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鲁迪的脸，它发出一声力喝，仿佛一只发情的猫……叫声是如此尖厉”（恩迪亚耶2011：134-135），鸟儿固执、冰冷地盯着他，并且一路上反复出现，仿佛是妻子芳达派来惩罚他的使者，让他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最终，鲁迪寻找到了自己最好的状态，感受到自己的尊严，见到了孩子的微笑，而那只疯狂的鸟儿则被鲁迪的车压到。此处鸟儿的形象犹如第一个故事中坐在人物肚子上的魔鬼，衬托了鲁迪对妻子的愧疚与负罪感。嘉蒂被婆家交给一个男人带上了偷渡法国的路途，一路上，乌鸦的跟随仿佛已经预示了她悲惨和死亡的命运。在嘉蒂眼中，那个不知是保护人还是邪恶的秘密缔造者的男人，“就像是远处黑白相间的乌鸦一样……也许就是这些乌鸦的兄弟”（恩迪亚耶2011：201），精心地变成了人的形象。乌鸦俨然成为嘉蒂悲剧之路中恶与魔鬼的化身。在嘉蒂死前，她“看到铁丝网上方有一只鸟儿慢慢地滑过天空，鸟儿有一双长长的灰色翅膀……她相信自己看到了神的启示，她知道，自己就是这只鸟儿，并且，鸟儿也知道”（恩迪亚耶2011：236）。虽然命中充满了沉重与苦涩，嘉蒂却始终如同鸟儿一样，对天空和自由充满了向往。

在恩迪亚耶的作品里，我们读到了人性的多处疤痕：人物常常陷入因与社会不容而带来的不适，社会圈子的差异伴随着衣着的差异、社会地位的差异，暴力和不理解经常与人物擦身而过。家庭带来了债务甚至谋杀，充斥着不信任以及交流的困难，随之而来的还有人物内心的负罪感与逃离感，家庭关系中的抛弃现象也常常出现。在《三个女强人》中，诺拉和父亲就像两个陌生人，他们血脉相通，回忆却截然不同；他们彼此窥视、轻视却又怀有不愿承认的爱。沉默的习惯抑制了话语的交流，意识的流动仿佛朝着不安前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文化差异被强化了。诺拉的父亲呈现出一个悲剧性的怪物形象，他根本不可能理解女儿的思考，“蔑视他自己的女儿，蔑视整个脆弱的、女性化的西方世界所有的这份感性”（恩迪亚耶2011：9）。而诺拉则学会了跨越父亲的限制，脱离父亲为之画出的悲剧圈，自己也做了母亲，并试着接受雅各布的角色——女儿露西的新父亲，她的命运在作者笔下实现了蜕变。不同的故事中，人物形象可能在变化，不变的是肤色和气味。诺拉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曾在父亲所说的粉墙蓝顶的小房子里呆过，最后却接受了这种可能性。在一种独特的轻与重的杂糅中，读者体会到每个家庭中的债。这笔债无法衡量，却引发了对身份的思索以及对身份与房子、地点与所有权关系的关注。

3．身份意识与非洲元素

玛丽·恩迪亚耶将自己姓氏的头两个字母ND大写，这已经显示出其独特个性。她在作品中反复体现的身份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她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恩迪亚耶于1967年6月4日出生于巴黎南郊的皮蒂维耶（Pithiviers），母亲出身于法国中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来自塞内加尔的一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父母的混合婚姻使作者对他人的目光更为关注，对差异更为敏感。而父母的分离，特别是年少时父亲的离开，亦使父爱的缺失成为她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她和如今已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非洲问题专家的哥哥巴普·恩迪亚耶（Pap Ndiaye）一起，由母亲独自抚养，在巴黎郊区长大，从童年起就被一种持续的不安与长期的迁移所困扰，以至于感到似乎没有任何一处是自己的家，没有任何一处的人会视自己为同胞。既无法说自己是法国人，也不能说自己是塞内加尔人。谈及创作小说《在家里》的体会时，恩迪亚耶曾提到自己脑海中常萦绕着如下问题：“我到底来自哪个国度？是否任何国家对我来说都不算是异域？”（Rabaté 2008：24-25）恩迪亚耶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在找寻家庭，无论最终能否找到。在《三个女强人》中，恩迪亚耶也没有为人物的命运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三个故事都以被命名为“对位”的部分作为结尾，并且带有视角和时间的间隔。恩迪亚耶灵活的笔触正在于此，不给两难的问题下定论，而是让问题存在，留下探索回味的空间。

我们无法将恩迪亚耶归入非洲法语作家的阵营，因为作为一名法国作家，她在法国长大，接受的是地道的法国教育和文化，而对于非洲文化，她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有初浅的认识。恩迪亚耶与其父亲的故乡——非洲塞内加尔之间是一种陌生而遥远的关系。她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的她已将近20岁。比起现实生活，非洲之于恩迪亚耶，更像是一场梦，有些许梦幻和抽象的意味。恩迪亚耶既被那个陌生的非洲所吸引，同时也心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她不愿人们把她视为非洲人或混合人种，因为这与她的形象并不相符。在恩迪亚耶一岁时，父亲就抛弃家庭返回了非洲，自此她再未和父亲共同生活。在接受《巴黎竞赛报》采访时，她曾说道：“我在郊区长大，在柏斯度假，是百分百的法国人。人们却误认为我有双重国籍和双重文化背景。”（Raya Paris Match,17 septembre 2009）对于自己没能具备双重文化这点，恩迪亚耶也常深表遗憾，因为她曾有获得双重文化的绝佳环境。她曾在接受《青年非洲》杂志采访时解释说，“我没有在非洲度过童年，今后也永远不会了。42岁时再去获得双重文化已经太迟。如今，我体会到没有双重文化意味着什么，仅有外表上的混血意味着什么。”（Michel Jeune Afrique,15 septembre 2009）的确，拥有非洲血缘的恩迪亚耶，与其他法国人唯一不同的就是肤色。在恩迪亚耶的生活中，非洲出身没有实际意义，除非是人们通过她的名字或肤色得知她与非洲的关联。(www.xing528.com)

看似矛盾的是，恩迪亚耶在纯粹的法国环境中长大，她的故事中却常具有很多非洲元素。尽管只去过两三次非洲，那里却是一个让恩迪亚耶为之着迷的地方，因为她感觉自己在非洲完全成为了一个异乡人：“当我在那里时，人们看到我的姓氏和肤色会认为我是当地人，然而，实际上我不是。我常碰见一些在非洲长大的法国人，他们比我更像非洲人。但在非洲人的眼中，他们仍是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法国会显得像是外国人。”（Kaprièlian les Inrocks, 30 août 2009）恩迪亚耶自己就是一位强大的女性，她的笔触由于涉及非洲而更具力度。“作为一个作家，玛丽·恩迪亚耶希望把她的梦变成一个具体的现实，让非洲尤其是非洲移民成为一个意义深刻的文学题材，让他们的故事进入文学王国”（刘成富2010：13）。《三个女强人》中提到了黑与白的问题，以及由于肤色差异带来的误解。诺拉、芳达和嘉蒂都与非洲的塞内加尔有所关联，无论她们是离开或重回这片土地。嘉蒂的故事完全发生在塞内加尔，不涉及黑白肤色差异问题。而在前两个故事中，尽管作者并未点明，我们仍能从一些名词和元素中感受到非洲的存在：金盏花、热浪、法语、混合婚姻、《太阳报》以及勒伯兹监狱、达拉·萨拉姆的度假村、格朗约夫区。芳达的经历随着白人丈夫鲁迪在法国外省的回忆而展开，故事却扎根于塞内加尔。

结语

2007年萨科齐上任法国总统后，玛丽·恩迪亚耶因无法忍受那种“庸俗的氛围”，和全家去柏林定居。从某种程度上看，《三个女强人》是对反抗的赞歌，歌颂了自由、勇敢和尊严。恩迪亚耶的叙述独具特色，其写作天赋让三个看似平凡、普通的人物成为了真正坚强的女性，成为自己命运的主角。诺拉、芳达和嘉蒂所寻求的，正是“不再为肚子上的魔鬼所困扰”（恩迪亚耶2011：64），找回自身不变的人性。同时，三个故事的平行叙述之间贯穿了人物弱点的交错，父权社会、黑白冲突、移民身份、偷渡卖身等焦点问题亦逐一凸显。恩迪亚耶在字里行间融入了语言之奥秘、存在之痛苦，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冲击感，她“就像一个土地测量员，测量法国和非洲（触及到流放和移民问题）的距离，测量那些试图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之间的距离，虽然这些人有着各自的过去，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此刻正试着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同一个城市，或是同一个国家。”（赵丹霞2010：59）她拒绝给自己贴上非洲、混血甚至是法语作家的标签，却在《三个女强人》中寻找到了连接法国与非洲的道路。

参考文献

刘成富．玛丽·恩迪耶的非洲情结．《外国文学动态》．2010（2）：11-14.

玛丽·恩迪亚耶．《三个折不断的女人》．袁筱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赵丹霞编译．叩问存在——评2009年龚古尔获奖小说《三个女强人》．《外国文学动态》．201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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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rièlian Nelly. ed. «L'écrivain Marie NDiaye aux prises avec le monde.» 30 août 2009.[10 mars 2013]. http://www.lesinrocks.com/2009/08/30/actualite/lecrivain-marie-ndiaye-aux-prisesavec-le-monde-1137985/2/.

Michel Nicolas. ed. «Trois questions à Marie NDiaye.» Jeune Afrique 15 septembre 2009. [10 mars 2013]. http://www.jeuneafrique.com/Article/ARTJAJA2540p086-088.xml1/interviewlitterature-ecrivain-marie-ndiaye3-questions-a-marie-ndiaye.html>.

NDiaye Marie. Trois femmes puissantes. Paris : Gallimard, 2009.

Rabaté Dominique. Marie Ndiaye. Paris: Coédition Cultures France/Textuel, 2008, 24-25.

Raya Aurélie. ed. «Marie Ndiaye, l'exilée volontaire», Paris Match 17 septembre 2009. [10 mars 2013]. http://www.parismatch.com/Culture-Match/Livres/Actu/Marie-NDiaye-l-exileevolontaire-128575/.

Rousseau Christine. «Le Goncourt à Marie NDiaye pour Trois Femmes puissantes», Le Monde 2 novembre 2009. [10 mars 2013]. http://www.lemonde.fr/livres/article/2009/11/02/le-goncourt-2009-est-attribue-a-marie-ndiaye_1261538_3260.html.

游晓航　博士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

研究领域：法国现当代文学

E-mail：amandineyo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