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研究》第四章：何谓道

所谓道者为何？此则因学者派别之差而有种种不同之解释，然自形式方面而诠释之，则道要之为道路之义。人生日用不可离之道，与夫来往率由之康庄孔道同，此道之所以名，而为一般通行之解释。以后主要释儒教之道，而其他亦略及之。

意义　考其原始字义，吾人行动规范之道，即今日所谓德与一般熟称之道德。而在孔子以前，道德尚属分途。然则其意义如何？《周礼·天官》之宫正，有“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一语。郑注：“道者先王之所以教导其民，艺礼乐射御书数之谓。”又《春官·大司乐》载：“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郑注以“道为多才艺而德为能躬行者”。又《周礼》冢宰之职，并言师儒，而于师言贤（以贤得民），于儒言道（以道得民）。而此所谓儒，即诸侯保氏之以六艺教民者。征之于此，则道当为艺术礼乐刑政之通称。故道与艺通常亦称道艺。以擅长道艺而称之为能者，擅长德行而称之为贤者。又《管子·君臣》篇，“道者上之所以导民”。《国语·吴语》韩注又以道为术，而曰“道者术也”。然则道为艺术礼乐刑政之称，更无疑义。我国物徂徕氏，以道为统名而其言如下。“道统名也，此自人之所率由者言之。盖道为古先圣王之所立，使天下后世之人由之而行，而己亦一步一趋，罔取逾越。故借喻于通行之康庄而名之为道。内自吾人孝悌仁义之行，外至国家礼乐刑政之大，合而名之，故曰，道统名也。”（《辨道篇》）盖举道德全体之总名而一以赅之。

与道关联而不可不知者为德。《礼记·乡饮酒》篇，则以德为得，即得道于身之意。观其言曰：“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此则结合道德二字而为一体之道德。

由上述诸论加以己见而阐明之，其意则如下解。

广义之道，为道德全体总括的名称，亦即物徂徕氏统名之谓。盖吾人习常合道（狭义）与德而称之为道，一切反于忠孝仁义而目之为不道德，则一般之所公认也。

虽然从狭义之解，则道与德未能强同，其相异之点则如下述。

其一，道为客观的而德为主观的。即一言道，显然为客观的法则，与吾人日常所由之路无异。反之而德为主观的，《礼记·乡饮酒》所谓“德者得也”，即此之谓。故人而体道于生活体之自身时，即名为德。

其二，德为个人的而道为社会的。何则，德之内容，不待言为道之自体，如是则德与道为一致，而德为道之个人获得的结晶，在个人个性存在之范围，而德之胚胎共具焉。换言之，德为诸多异中心的形成。道则起乎个人而为社会的。因而为社会全体一致之规范，无例外之原则。以此较德，在个人行动之范围，无强合于他人之理由。

其三，德为有限的，个体灭亡而德之体亦同时消灭，道为无限的，与社会（民族）共垂久违者也。固然立德不朽，其人虽死，非无几许之影响。圣人之“生荣死哀”，其明证也。但此非德之自体而为其影响，其体则早随个人之死亡而消灭矣。而道为超个人的永久的存在，此当然为社会自体之本质。但道亦非固守旧质，不改新机，彼则伴社会人人之新陈代谢，而与世代之变迁共其进化者也。其体无限，不似德为有限的，而生命力之悠久，几为不朽之原则。此则稍谙社会学者之所共认也。

依据上述诸点就狭义之道而下定义时，当如下说。“道者德之概念而为客观社会活动的规范，一切习惯、风俗、礼乐、刑政，皆其具体的表征也。”

虽然道德本非有二，即非并立主观、客观之两者。盖根本原理不当有二故也。所谓主观的德，客观的道，不过为讲说上之便利。读者幸勿误解可也：

原始儒教之道　儒教之道，略言之为儒道，此外亦时称为尧、舜、文、武、周公、仲尼及其他圣人、先圣、儒者之道。盖此道发于尧、舜，经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而集大成者也。固然此外儒教之道，不无与此异趣者，荀子、宋儒之道是也。

原始儒教（至孔孟时代）之道，其特色比之其他老庄、宋儒之道，显然为形下、实践的特质。盖老子以自然之道为道，宋儒以本体界之理为道，而此则以日常人偷之道为道。固然虽儒教亦不能置天道地道而不言。然而与老庄一派及宋儒等，假定本体界之大道，然后由此而演绎人道，二者显然异趣者也。盖儒教之道，以道为基础而着眼于性，更进而到达于天地之道故也。要之二者一则为演绎的，一则为归纳的，其实质则大相迳庭焉。

然则原始儒教之道为何？先就三代观之，其最为卑近者，不外以五典、五品、五教等语，而表明日常实践之彝伦。至五典、五品、五教为何，至今仍属茫然。但此为当时人道之自身，毫无可疑之余地。而其原理，不外一中之观念。即人而能为无过不及之行动，则于任何方面之彝伦，敢信其无应付失当之处。所尤为重要者，为父母兄弟亲子间之“义、慈、友、共、孝”之五者。后世之五伦五常说，即于此发其端。而此卑近的日常彝伦之道，随社会之发达与文化之进步，内外扩充，至周则成“郁郁有文”之观。周之文即周之礼也。前言道为礼乐刑政客观的彝伦，于此益得其理由之所在矣。

进而言之，以道为礼乐刑政，而其本义，存在于礼乐刑政原理之自身，自不待言。从原理方面研究此道者，为孔子其人。彼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诸语，即昭示此理于吾人。何则，孔子之道，一面基于三代以来之伦理，一面存于客观规矩之礼乐，至为显著者也。

所谓孔子之道为何？直言之为仁，缕述之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之道，即义、亲、别、序、信之五常。但孔子于口语上，不曾连称此五者，而实则一一具备于其思想之中。故分其目为五，或更增多，要之不外一仁。故曰：“吾道一以贯之”。又此仁为道之质素的表明，客观的表明则为礼，更形式的规定则为中庸。要皆道之同实而异名也。（参照第三篇“《论语》研究”）

孔子之道为仁之一字，子思以诚及中庸之语表明之，更分为五达道，孟子则以仁义二者表之。孟子之仁义，详述之为仁义礼智，以五伦之名称分之，为亲、义、别、序、信。此五伦五常，实为原始儒教之道。然无论为仁、为诚、为仁义，要之为义、亲、别、序、信之本体也。

次之问题，即道之起原如何？换言之即道何自起，如何而生之问题。

对此问题，主要与以深远（哲理的）解释者，不在孔子而在子思、孟子。换言之，即不始于《论语》而始于《中庸》《孟子》。盖两者将孔子大成之道而使成为有系统之合理化、组织化为任务者也。此于《中庸》一书最为显然。

先论道如何生之问题，依儒教—子思、孟子—之说，则此实渊源于人之本性，子思“率性之谓道”、孟子“良知良能”之发现，其谓此也。故道亦可谓为本于“人性之固有”而生。此与老庄之道“本之自然”者大异其旨。而荀子则以道（礼）为由于圣人之伪作，一面。又认其发出于人类之德性，此亦可为道原人性之一说。故孟子对告子仁内义外之论，而以义亦为内，其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即其明证。又道既出于性，自为吾人日常率由而莫能外。《中庸》所以又言“道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其意义至为明了。

虽然所谓性者，不仅如孟子之德性，而亦兼有荀子情欲即《周书·召诰》节性之一面。因而依其本性而行，欲以放射道之异彩，发挥道之真义，毕竟为不可能（今之自然主义，即此之类）。此道之修明所以为必要也。换言之，即由自然之道而点缀成人群之道为必要，而此惟圣人能之。此几经修明之“人伦之道”，换言之即自三代以来圣王之修明，更经孔孟大成之儒道。因而道者，亦得谓为本于人性之特有而发挥光大之者也。此特有之性，非饮食男女之欲，实为社会、道德本能所使然，孟子固曾言之矣。孟子又言道德萌芽之端，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者。函养而发挥之，其得成为完全之道（仁义），自不待言。(www.xing528.com)

以上仅言道本于性，尚未加以根本的说明。若再进而追溯人性之本源，则不能不归之于自然之理。然则其本源为何？儒教于此则始言“天”。即人与万物既同为天之所生，则其性亦当同发于天而与天道同体。而此之论理，与近世科学的伦理学之研究同趋。何则，哲学的论究，其归宿为能究明故也。

道之本源在天，《中庸》既明言之。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也。又《易》亦言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依此思想，则人与天为同体。岂惟人与天为然，天地人三者亦皆同体者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为其明证。要之，道者本于人生之固有，鉴于天而修明之者也。此不言圣人之作为而言修明者，为表明道亦自然之所产，而非如荀子之所谓伪作者也。而惟此天为儒教究竟的根据。

此外儒教之道所谓仁及仁义，非无阐其本质之必要。而此已于“《论语》研究”“《孟子》研究”两篇详之，兹不赘言。

于此有当附陈者，因阐明孔道之真义，有不得不连类及之者，为老子之道。

如前所述，孔子之道，为吾人日常生活之彝伦，故其特色，在于卑近实践之一点。老子反之，以天地自然之道为道，而儒教所言之人道非真道。然则老子之道如何？依吾人之所见，老子之道，至少含次之三概念。（一）强去一切差别之相对，而为一无极绝对的本体；（二）为天地万物之根兀；（三）无名无象之冲虚体，同时而为一切定名著形之实在是也。

前述老子之道最重要之三概念，可以列老子之文义证明之。老子开端推言道之所从出，而归之于虚无至静。其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虚无至静之总名也。老子又即无欲观妙而模拟其状态。其言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此于无欲之妙，形容可谓宛肖。老子又申前万物之母，而有名之四大，即原本于混成无名之物。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毕竟自然之道，为唯一之道，故老子以此纯理哲学应用于人生，而唱自然主义，返真主义。盖以真道存于自然，而欲冥合此自然之粹美，到达于一切人事之理想者也。因而道德为离去仁义礼智之法则，而回归于赤子淳一之天真，政治为去刑罚法令之烦文而返还于无为自然之化育。其他摄生则归于寡欲，涩神而精一其气，而真生即解脱生死之境而以虚无之道为体者也。盖此为其当然之结论。兹再述其重自然而恶作为之言论如下。其关于尚自然者，如“道之首、德之贵，夫莫之名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其关于恶作伪者，如“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又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刑，盗贼无有。”此则又谆谆于去人为而返自然矣。

虽然老子之道，亦非全然否定人道。此于次之征引服部博士之文而知之。

补　老子之道如何—服部宇之吉氏

道之名为尚矣。原其始立，则自孔子、老子。老子之道与孔子之道有别。老子以道绝对无限之原则。故不可以相对之物名之。示有限之物名，不能用为无限之道称。故曰“道本无名”，而强名之则曰大，字之则曰道也。所以称为道者，先天地而存也。然然所谓“混成”何义？凡事之属于形而上者，则不可以混名之。一言混，则其道即非纯然形上的原则。此如《易·乾凿度》及《列子·天瑞篇》，“所谓气形质三者混沦相杂而未剖判”之情态，与儒教所谓“一元之气”同。但一元之气包含动静变化之物，而气中有理，理非超然于气之上也。老子则特抽出动静变化之理，名之为道。故老子之道，一面则自气形质三者之未判言之，一面则自其动静变化之理言之。由前言之，则万物皆自道生，由后言之，则万物皆依道而生也。万物既生之后，又统名之为道，此自气形质三者混沦未判之道来，以较动静变化之道，则此为总万物而名之道，范围之广狭，固自不同也。老子之道，常兼两面意义者以此。

万物皆自道生，其次序则先判于气，一气判而为阴阳，更生冲和之气。阴阳二气，性相反也，二气冲和而万物生。盖阳气之精成天，阴气之精成地，由是而天地生。冲和之气行于两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二者有饱和之可能。天地二气合而人物成。儒教言天始之，地生之，或天生之，地成之。而老子则云道生之，德畜之，或物形之，势成之。盖德亦气也，万物依道而生，依气而养，天地二气合而万物形。形有上下四方，即空间之安排有定也。势由上下内外之相关而生，故曰：势成之。而动静变化之理无已，故万物之生生化化亦不已。生者以时而化，生化循环不已，此道之所以为大也。然则“物化”如何？曰，化而复归于本也。复本者，其即返还于自始混成之情态乎！即宇宙而复其天地未判之始，更由此情态而启新机乎！老子言天地悠久，不言宇宙之生化而言物之生化者此也。然则物之化复于天地而止，天地自身则无复于道之理。是故道生德养，实则仍为天生地养而已。于此意味，而道可作一天观，德可作一地观。道者，无知无情无意，其生化不已者，一皆自然而然。此道之所以为自然法则也。有此自然法则，万物以生以化，循环不息矣。万物之生，有自然之次第。生生之极而有人，人能返还于道，道之生化，为一大循环。人之所以能返于道者，谓其致虚守静，入于道而与道冥合也。致虚者，去我见而归自然，守静者，去私欲而清尘扰。盖万物之中，人最多知而亦多欲。知欲本自然所生，未可言去。唯人执我见而持私知，以己律物，欲随知动，遂去自然而日远矣。诚能去我见私知而返自然，则知为自然之大知，欲亦不出自然大欲之范围，至是遂与自然一致而与道冥合矣。此老子虚静之说也。以此处世，则物之来也不迎，物之去也不送，吉凶祸福成败利钝，皆去人力而返自然，忧喜悲欢，不形于心，动静行止，皆合于道，此仁义礼法之用也。

但老子所谓“从自然”，非否定社会生活，亦非否定国家生活也，社会国家亦自然形成也。而由虚静主义言之，则不用仁义礼法，人皆自足而全其生矣。盖仁义礼法，其过涉人为而违自然者，此自在排斥之数。老子之说，屡说兵刑，兵刑不得已而用之，尚不背于自然，岂有仁义礼法而独可绝对排斥之乎？唯其涉于人为者，则不能勉强迁就耳。其后庄子，于老子之道为更进一步，而其书喜诋圣人，击仁义，一细读之，则知其反对拘泥仁义之末节，而非迳反对仁义。非曾参史之行，而非迳非圣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无所遁于天地之间也。要之老子之道，本自然而说仁义，孔子殊不类是也。（《东洋伦理纲要》四四至四八页）

荀子之道　同属儒教系统而异其道之解释者，为荀子与宋儒。今就荀子之道言之，荀子之道与孔孟之道异者，至少则有下述之二点。（一）道之起源；（二）道之本质。

先就道之起源观之，在孔孟则以道之本源在天，而受成于人性，盖德性为人生所固有也。换言之，则人性本善，道之渊源亦不外是。而荀子之道与此异趣。即依荀子之见，则道乃圣人之作为也。其言“为善者伪”，即其明证。彼以人性本恶，一放任之，则人类将有不能完其生活之势。因而荀子则重外部强制的设施，遵守此之各个人，于内部本质无何等之关系，此点则于孔子之道大异。何则，孔子之道，发于各个人之本性，是明明于内部本质有关矣，而其与荀子异者此也。

次比较其本质，则亦有显著之差异。即孔孟之道，起自本性之仁及仁义，详言之即五伦五常主观的道德是也。由依荀子之所见，则道之为道，显然属于客观方面之礼乐刑政。故孔孟之道为自律的道德，而荀子之道则为他律的道德。何则，彼之所谓道德，一如礼乐刑政之依达于客观的规律故也。吾国物徂徕氏之说，及后世刑名学派之道，皆所此旨。此则先天良心说与经验说本质相异所使然也。

宋儒之道　荀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有如上之差异。而其立说之为科学的（非形而上学的）则同。至于宋儒，于孔孟之思想，更加入老庄思想、佛教思想，因而成为一种特殊宋儒之道。

宋学起于周子，中经张、程等子，至朱子而大成之。今先说明朱子说中心之道的观念，依彼之见，则宇宙之本体，为无极太极之理。即“太极者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则天地一太极，在万物则万物亦一太极”也。而道总之不外此太极阴阳动静本体之总称。

朱子又唱“性即理”说，而谓“道者即所以率由其性之理”也。《中庸》“率性之谓道”，即此之谓。《章句》释之：“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此“性即理”说之明证。

由此观之，宋儒之道与孔孟之道，显然分途，即孔孟之道，为日常彝伦之人道，宋儒之道，为宇宙之本体、形而上学的实在。此外宋儒之道为理性的静寂，与孔孟之道为人事的繁颐，亦其区别之一点也。

结论　关于道之解释而有上述之诸说。要之所谓儒道，即舍孔孟之道而外无余事。荀子之道，则惟见道之一面而未及其全体。尤其宋儒之道，则亦自成其为宋儒之道，而与孔孟之道有显异之特质。况于老佛之道乎？兹再复述前意：儒教之道，除孔子之仁、孟子之仁义，即除日常卑近彝伦而外无他道。而此道本于人性之固有，置其本源于天，此为儒教之哲学的基础，实则此道为儒教之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