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开第一篇至第四篇之所论述者,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个别的研究。故其中有思想上应系统叙述而强行分割者有明认为重复而不能省略者,又有应行扩大精细论究之事项,而以兴他部均衡之故、不能详举者。例之散见于四书之(一)天;(二)性;(三)道;(四)教等观念是也。而此皆属特殊的研究,非可忽视。因而本书特设此篇,就上述之四项而为详密的研究。
继而思之,研究此等特殊之事项,所有四书五经具体表象。儒教之自身者,先使一般明悉为至要。因而先就“何谓儒教”之概念,略为申说,然后就各个之事项阐明之。
何谓儒教 对于“何谓儒教”之问,有从诸种方面考究之必要。先就字义言之,“儒”之文字始见于载籍者,以《周礼》为始。即《周官》天官大宰之职中,有“以九两盘邦国之民”一语,其第四为“儒以道得民”。此即其始见也。然则其字义如何?郑玄注:“儒,诸侯保氏,以六艺教民者。”依此则儒为教六艺之诸侯保氏(学官)。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三保氏之官,不兴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此以养国子以道德一职,在诸侯师氏之下,而为保氏之官。征之于此,则教六艺兴教道德者有异,而其为诸侯乖教之官名则同。更详言之,周代天子之学官所谓师氏、保氏者,而诸侯之学官,则称之为师、儒。此保氏与儒,当为异名同实,而要之为诸侯之儒官也。又所谓师者为何?《周官》有“师以贤得民”。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疏:“诸侯已下,立教学之官为师氏。以有三德三行,使学子归之,故云以贤得民。民则学子是也。”此为有德行以教学子之诸侯教官(天子亦然)。位于儒及保氏之上者也。此外《论语》有“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此君子儒为德行文学兼备者,小人儒则有文学而德行不无稍有出入而已。又《韩诗外传》:“儒者濡也,以先王涵濡其身也。”由上所引事例观之,则儒与师略同,备具学德教人而导之于善者也。换言之为修己治人之谓。又教者,邦语为“シヘ”,结合两者,则儒教之教义,总之不外儒者之道。
以上由语意及形式上阐明之,次之从思想史上考之,则儒教即所谓“先王之教”。此先王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更上溯至伏羲、神农、黄帝),由此点言,则先王之教,当不外于此等帝王之教。而集先王之教的大成者为孔子,继承而扩张之者为子思、孟子、荀子及汉唐诸儒子,此外是异样发展之观者,宋儒之教,要亦不失其传统。
又从其起源、本质上论究之,儒教,要之其于汉族特有之先天实践性,加以自然、境遇之后天习尚,更进而加入社会、历史生活之倾向形式,积渐形成,而其本质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其起源与中国民族同,乃德教而兼政治之要道者也。
由斯以观,可得儒教之定义如下。即儒教为中国民族本有之思想,自远三代以前,至孔子而集大成,经子思、孟子,远及宋、明、清诸儒,传播朝鲜日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伦理、政治为教义者也。
备考 世之学者,以孔子之教与儒教同,殊不尽然。服部博士于此则立区别,余亦然之。此当详之于后。
儒教之要义 儒教之要义,依于三代、春秋、战国、宋明各时代之学者,其枝叶之点虽不无稍异,而其根本之思想,大体则同。即(一)其究竟的理想为道德的完成,(二)修己治人,其原理为道德与政治,(三)其手段为德本主义,(四)其修省为畏敬天命,(五)其倾向为和平主义。此五者无论其为何时,何世,亦无论其为中国、朝鲜、日本之儒教则皆同,因而儒教之根本观念,不能谓为不当。即就事实言之,三代之儒教,道德与利用厚生之观念,为极幼稚的形成。德离长人安民之事功不彰,而政治上之特长,舍德亦无由表见。又吾人而若赞许帝王之禅让放伐,则其思想中显然有宗教要素之存在。而其理想为道德完成,修己而后治人,政治与教育一致。慎修厥德,崇奉天道。以德施治,使天下之人熙熙然度其太平暇豫之岁月,此点则无论何等儒教之根本要义则皆同。又持此以观孔子之教,标榜仁道,基础孝悌,唱中庸,尊礼法,行忠恕,又罕言利,重大义名分而鼓吹尊王,以视霸道,颇受迂远之非难,而其根本要义则皆同。其他子思之诚、未发之中,既发之和,择善固执之修为,孟子之性善、仁义并立,四端扩充,良心固有寡欲养气之修为,强烈的民主主义,养生送死方面之尊重,以及荀子之性恶说等,一见甚异其趣,而其本义之为道德完成,为修己治人,然德本主义,以及政教同一,畏敬天命,希求人生和平之旨则无不同也。虽在翘然立异之宋儒理气心性思想中,上述五大要义亦俨然存在。又返观我国之儒教,其枝叶之点虽时有变更,而其理想精神则亦息息相通也。
固然上述之五大要义外,不无其他之重要观念,(一)尚中观念;(二)易世革命思想。此虽犹是孔子政惟民本之旨,而其易世革命之原则。则大异也。
要之如右所述,儒教自有其重要之共通观念,更要约之,则悉包含于修己治人二语之中。此其所以为儒教最根本的要义也。
儒教之变迁 从来儒教之发达变迁,凡分五期。第一期为发生及奠基时代,所谓孔子以前即三代是也。第二期为组织及大成时代,即孔子、子思、孟子、荀子之春秋战国时代。固然此时代,春秋战国之间,不无多少异趣。而其入于组织大成之阶段,则固一般之所共认也。
第三期为汉唐时代,此期之特色,非如第一期之发生奠基,亦非如第二期之组织大成,实为对上记二代之儒教经典,施以训诂注释之时期。故学者称此期为训诂及注释时代。但为别于后来之训注,而称此时代之训注为古注。第四期为宋明时代。此期之特色,于古来之儒教附加道教及佛教之思想,因而与古代儒教有显著之异彩而成为当代独特之教。即宋明儒教是也。第五期为清代。此期之特色,在于考证之一点。要之儒教如前所述经各期以至于今日,历史悠长。以下即就各期之特色及中心问题而为该括的说明。
(一)发生奠基时代(第一期) 此时代为尧、舜、禹三代及周初文武周公之时代。即此时代为中国文明奠基时代,远自伏羲、神农、黄帝创造之文化,稍稍具体,因而儒教此时则尚未至组织而大发达之时代。就中尧舜时代之德教,文武周公时代之礼,均大有可观。孔子后来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为此也。然则此时代儒教之中心思想如何?可分四程如下。(一)中的观念,以此成为道德之准绳;(二)政治与道德为一致;(三)敬天法天;(四)礼让放伐民主思想之存在是也。其中当注意者,(二)之道德政治始为幼稚的调和,所谓德者,不外具有利用厚生之卓越能力,而政即施此德于民之政治行为也。又(三)畏天法天之中,其含有道德的要素及宗教的成分,皆为明白显著之事实。而此等思想显于第二期儒教者,1.为孔子之“中庸”,子思之“诚”及“中和”,孟子之“中之权”,2.为孔子,子思之德本主义,孟子之王道主义,荀子之尊礼主义,3.为孔子之伦理的敬天说,子思之哲学的天论,4.孟子之森严的民主主义是也。故三代儒教,为后来儒教发达之根干,谓其胎息一切之思想,亦无不可。
(二)组织大成时代(第二期) 此时代如前所述,为春秋战国时代。而其特色,在于集后来偏重思想儒道之大成而为一实际教学,更由承继者一一大事刷新者也。前如孔子之集大成,后如子思、孟子学说之革新。所以多数学者,以儒教为始于孔子之教及孔子。是项观察,殊非正当。何则,孔子只可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集大成者,又孔教与儒教之间,亦有诸多之异趣故也。唯儒教至孔子而稍有组织,实行教学而重于后世。由此点言,则谓儒教始于孔子,亦非不可。
第二期中儒教之重要观念,即孔子之仁、子思之诚、孟子之仁义、荀子之礼。固然此外子思之性道教论,孟子之性善论、四端论,又荀子之性恶论,为各个特创,成为其学说之中心特色,自不待言。而儒教本来之思想,道德完成,修己治人中之尊重,政教一致,天人合一等观念,则毫无所异。
至此期儒教特色之不可忘者,(一)日常儒教,附有哲学(形而上学)的基础。(二)三代宗教的天之观念,一转而为伦理的。(三)德本主义之孔子,至孟子则含多最功利的要素。即(一)之哲学基础在于子思之诚论。(二)由孔子之伦理主义,而将古来之拜天、敬天、畏天命之宗教盛情的质素,一扫而空。(三)之功利主张,不能不归功于孟子之仁政主义。故认此期之儒教,依孔子之组织,较之三代儒政呈显著之进步,更由承继者之革新而日形发达为至当。
(三)训诂注释时代(第三期) 此时代互于汉、六朝及唐,而其儒者之研究,毕竟文字、章句之训诂注释的研究,较之内容发展为特别生色。故此时期之贡献,谓为经典之整理,儒道之精练,亦无不可。(www.xing528.com)
(四)性理学时代(第四期) 此时代为新哲学勃兴时代。即道教佛教之思想,影响儒教,而成一种儒教特异之新哲学,于其主义之下而大张旗帜者也。故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不能不认为有进步,而由儒教之本来思想言之,则有显著之异趣,未免邻于失其本直之虞。
此时代儒学之研究,逸出从来道德、政治的对象,而专一,于根本哲学方面之研究,即以讨究人性宇宙之关系为目的。(一)求教之本于性;(二)求性之本于宇宙;(三)进而论太极之为何,此所谓宋学之大成也。亦即宋明性理学、及理气心性学之所由起也。但同一宋明学,而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其间不无多少之差异。其详细则不遑论。
(五)考证学时代(第五期) 此为有清时代。考证学者,本之汉唐训诂之学,依考证而解经书之真义,因而得窥孔孟真意之一种复古学风。此亦可为一种训诂学,要之不外文字之学。故清代无独立之哲学,因而儒教思想上之进步,则有难于承认之势。
儒教之经典 儒教之经典,通例皆以四书、五经当之。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为《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加《乐记》一书而亦称为六经。
虽然由批评的见地观之,以四书、五经为儒教之经典,始于后世,其中非无议论之余地。何则,先就其中《大学》《中庸》言之,此二书者本《礼记》中之文,程子则离而为单行本,又加《论语》《孟子》而成为四书或四子书故也。六经则孔子自身之所删定,故由此点言,儒教之经典,主要为六经,而以四书次之为至当。唯《论语》为直接表明孔子思想之书,则此书为儒教经典之中心,亦属当然。
以上四书、五经之外,又有《周礼》《仪礼》《大戴礼》及《春秋》三传等。而此诸书亦均可窥儒教之精神,而为根本之经典。
儒教根本之思想 儒教中有诸多重要之思想,其最基础而最根本者,(一)关于天之思想;(二)关于性之思想;(三)关于道之思想;(四)关于教之思想。何则,儒教本来以天之信仰为基础,认天有人格的意义,以此为天地人之主宰者,同时以人为禀性于天,循是而道生,行之而教存,此则明明为儒教之原理。子思于《中庸》所论明者,要之为此等之观念。本书于次节详之。
儒教与孔子教之别 最后一阐儒教与孔子教之别。由意义之见地言之,孔子之教当然为儒教。故谓“孔子教为儒教”,或“儒教为始于孔子”,亦为至言。
而由狭义的见地言之,两者之间殆明立区别。因而依此见地,自不能径谓儒教即孔子教或孔子教即儒教。此则服部博士之所详切辨明者也。
然则儒教与孔子教之所异者为何?先一言其要点,儒教为中国民族在历史深长而发达之民族的教义,孔子教则依孔子之思想人格积累而成之世界为教义,即人道教是也。此则稍一比较孔子之教学与孔子以前之儒道,自易明了。次再摘录其主要之点。
第一,儒教附带多许民族的宗教思想,孔教则专属伦理的方面。征之事实,孔子以前之儒教中,道德的拜天思想以外,若者为民族特有之竈神,若者为人间司命之神,其他天神、地祇、人鬼种种之神,莫不有祭。又其动机,不含道德的意义,而有多许之迷信混在其间。例之依祭而为祈得一身一家之福,及依祭而为禳免灾祸,其明证也。而此皆为利己主义之产物。若孔子,其崇拜道德渊源之上帝,亦为继承此思想而来,而此外之泛滥的迷信要素,早已荡涤净尽,即将宗教一变而为伦理的宗教,其明证也。故由孔子之教,其祭人鬼,全为报本追远之诚意,而于一身一家之利己有祸福无关。盖其动机为彻底的伦理主义也。因而孔子非常重视鬼神之敬,所谓“敬鬼神而远之”是也。
第二,儒教高唱禅让放伐之民主主义,而孔子之教则发挥正名定分之尊王主义者也。但孔子言政,非不崇尚民本之旨。但此为王侯之心得示教,而非依政治上民主主义立言。何则,孔子固明认易世革命为非者也。观其于《春》秋唱大一统说,即其明证。然则孔子何故否认此易世革命思想乎?此由儒教传来之天命说,专属伦理的方面。政治上之天命说则否定之故也。然而孟、荀二子肯定之,观其昌言汤武放伐,此非其明证耶?
第三,儒教有排斥异民族之思想,孔子之教则专为人道的。即汉代以后,因种族而区别夷夏,凡非我族类者,辄目为犬羊禽兽而卑下之,以致酿成自尊排他之陋习。若孔子则不立种族之别者也。虽其文化之低下者,不无多少卑视之处,此亦文化主义使然,断非依于种族如何而定标准。且孔子不尝言“夷狄有君”,而又明明为“欲居九夷”者乎?
第四,对于天命态度解释之差异。由孔子之教,则天命为天之命令,非人力所能左右于其间。虽然无人力而得来者,则又不能为真的天命。盖人各有完成性命之义务故也。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其教人则“尽人事而俟天命”,即至人力之不可能时而始委托于冥冥之定数也。孟子教人亦同斯说。然而后世儒者之间,动辄不尽人事而冀获得异外之非分,此则大非孔教之本义也。
第五,对义主张之别。何则,孔子言仁而其中早含有义的要素,但仍规定平等的方面。而差等一面,则未明言。孟子之义,则充分发挥其差等性,而其为道德的要素则一。后世儒教言仁义者亦颇不少,但多含有个人实利的要素。此又孔子之教与儒教不同之一证也。
此外细小诸证,不再琐举。读者于此,亦可释然于二者区别之所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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