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思想与孟子之民主思想的关联

最后孟子政治思想中应特记者，即关于民主主义的思想。诚然，此思想非孟子所独创，而为继承中国古代之传统，特至孟子而始侈然为强烈的彻底的说明。

虽然，以此比于孔子、子思等之思想，非无一种特异之观。何则？孔子、子思思想，显然为尊王主义的表征。故孟子之民主思想，视为直接受自三代思想为至当。盖三代禅议放伐之思想及实例，与政治上之天命说，交互错综，而始形成孟子之民主思想故也。

然则孟子如何而为民主思想之提倡乎？即何故反于孔子、子思等之尊王主义而为民主主义乎？不待言，其中有种种原因。且他人之思想生活，亦未许他人妄加臆测，而余之所解者，则有主要之四因。

其一，为孟子自身个性境遇之所为。何则？孟子之异于孔子、曾子、子思诸人者，即其人格之色彩，富有权利义务之观念，且最饶兴味于政治牧民之事业。至其自身，非有何等门阀之关系，乃自然反动于世袭的专制政治，及君主之利己主义政治，而至积极主张其贤人政治（法治）与民主政治故也。此观于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滕文公上》）之豪语而益信其不谬。

其二，为天命说之确信。所谓天命说，即天命有德、施治保民之谓。若为政者而至违反天意，不顾危及民众之安宁幸福时，则已失其为政之本职，因而大行放伐，此岂惟不悖于理，宁可谓为法天之信念所使然。

其三，为彼之国家观念所使然。即依孟子之所见，则“有民而后有国，有国后有君”，依此顺序而始有政治。换言之，则人民为国家成立之主要素。因而君主必为“保障人民”之君主。政治亦必为“保障人民”之政治，殆非过言。

其四，为时代之反动。何则？时至战国，王侯只为己身而图富国强兵，策士亦只为王侯而唱合纵连横，人民则徒饱尝涂炭倒悬之苦而已。何以拯之？除有德有位布德教于全国无他法。此亦孟子民主主义之一原因也。

由上述之种种动机，而始成为孟子之民主思想，彼固基础国家观念重民而轻君者也。观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此言民为国本，有民、有社稷，而君始得存在。民为本而君为末，亦即民之幸福为本，而君主之幸福为末也。故孟子之思想，与今日政治学上之君主机关说及德谟克列西之民治说为一致。而此思想亦由古代传统而来。(www.xing528.com)

民贵君轻之思想，应于中国之国家观念，即国家形成之必要而生。何则？中国国家之形成，与日本民族、血族的国家异趣，直言之中国可视为征服的、掠夺的国家。君主与人民，其间并无何等融合一体的条件故也。即中国国家之成立，其始由多数异种族，被征于某种优秀之种族，而其种族中之有特长者，因众望攸归而始受任为君主。故与自初具备大义名分之日本国家，其性质迥殊。直言之，中国君主，不过为便宜主义之产物，即显然为一种机关而已。然则所谓民为本而君为末及民重而君轻者，不能不为事实之当然。而形成此种合理的典型者，为后所述“民意即天意”之思想。

中国天命说之存在，前已屡有声述。而天命说，有寿命（气数之命）与性命（人类禀受营生之本持与法则）之两方面，而完全发达此性命之理，及保持其气数之命者，皆有需于干涉、保护、监督之天。虽然天非自为干涉、保护、监督也，乃锡命于生民中性命之理最为完全发达者，换言之，即聪明睿知而有德者。而膺受此天命者，则为天子。故天子之任务，在努力于代天保民之天职。假设天子而有违命怠职之时，则为有名无实之天子。而其他之有德有能者，可径取而代之，此不得为非理，且勿宁为承运奉天。汤武之放伐，即适合此旨者也。昔者孟子曾据此理以非难桀纣而肯定汤武，观其与齐宣王问答之言谕如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次之为“天意即民意”之思想，此义曾揭载于《周书·泰誓篇》，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也。而孟子采用之，为其民主思想之中坚。

然则孟子之民主思想，即以彼之国家观、天命说以及天意即民意说为基础，而发挥光大者也。即彼之本务论，亦置父子关系于君臣关系之上，非无故也。

孟子之政治说，要之尽于上述之三点，此外彼又盛唱举贤说。举贤者，尊德礼才，使之分襄庶政者也。孟子关于此之言论如下：“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公孙丑上》）又“尊贤使能，俊傑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同上篇）此皆提倡贤能之举用，即人材登用之必要与其价值以为有位者劝也。

上述人材登用之思想，与《大学》《中庸》《论语》为一致。盖此为德治主义、仁政主义必然之产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