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德、经济二者之关系，而孟子有极允当之见解。今为解说于下。
由孟子所见，则道德与经济，即仁义与利用厚生，决非两不相涉，更进而有重要关系之存在。故就此点，则谓其较孔子之教，近于实际，亦无不可。
然则孟子于此，何故重视经济一面乃尔乎？此可三方面言之。
第一，孔子之教有远于实际之嫌。何则，孔子之教，总之不离乎仁，而功利一面，直视为不足挂齿，结果则去社会之实状为远，动辄邻于迂远之讥。此于孔子自身周游所到病莫能容而知之也。换言之，则孔子之教，于道德，多关精神的方面，物质方面之条件，则付缺如。其极至有管晏等之功利主义，与之对峙，而得多数之同情。贤明如孟子，窥破此点，至以完成道德，不可不由经济植其基。
第二，当时之社会，多以不顾功利之道德、政治，为无用之赘物，此则一时人心最为关切之一事。若以前者孔子之教为内的缺陷，此正时代之要求，当进一步而为孔教之刷新。富于政治识见之孟子，有见于此，因而不惮为大胆之尝试。
第三，真的德化，必借经济的基础，始能一蹴而几。具斯见者，孔子遭逢不偶，与管晏之功业惊人，当为其主因也。(www.xing528.com)
要之有上述之三大原因，为其重要之动机，而孟子之功利倾向，于以形成。
由斯见地，孟子殆重视道德经济两者之调和，其论恒产与恒心之关系如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梁惠王上》）由此观之，施德教者，以恒心之启发为先务。而恒产之有无，则为其重要之前提。凡不先制产，使民无所凭藉，铤而走险，致触刑网者，皆孟子之所极端非难者也。此观其“及陷于罚，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之言而益信。孟子则更进而为“仁人不为”之结论。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其所以儆戒有位者之意深矣。
虽然孟子之真意，犹不只此，彼盖不仅以经济的完成为政治之究竟目的。如前所述，究竟目的，则进一步而为仁义之完成。故彼一面主张经济的确立，而他面则非难之以期达于仁义的高潮。但此非谓忘仁义而驰逐功利之途也。观其言曰：“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告子上》）此斥忘道德而专意厚生之非也。所谓“失大”，即失其仁义之意。由斯言推之，在不失仁义之范围而谈经济，敢断言为孟子所不罪，或反而为其所期许，亦意中事。此则不可不一为注意也。
由此点观之，孟子殆为薰心富贵利达者下针砭。何则？就利就善，最初不过一念之差，而其后则为舜为蹠，高下判若霄壤。毕竟迷于物欲，即不能不失其本心也。观其言曰：“鸡鸣而起者，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善与利之间也。”（《尽心上》）其示人以慎于善恶之动机，何等深切。
要之，孟子就道德经济之关系以明经济之必要。此非理解经济之真义，确认经济道德之有真正关系者，不能为此透切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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