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四书》中王道论本质，孟子的重要观点

王道之理想　所谓王道，即孟子政治说理想之自身，别言之曰仁政。然则王道及仁政为何？依孟子之所见，则不外于“推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然则“推不忍之心”又如何？孟子则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说明之。而此亦正不外孔子之恕。行不忍之政又如何？此即本四端之心而施之政治，换言之，即使斯民生活充裕养生送死各无遗憾之政治，总之不外增进人民之安宁幸福而已。

但此之利用厚生，不得误为孟子政治之究竟目的。孟子政治之究竟目的，尚别有所在，即使斯民而为仁义礼让之民也。利用厚生，不过为其准备及应用手段而已。此由孟子“养生送死虽无憾，王道之始”（《梁惠王上》）之言而知之。

所当注意者，孟子利用厚生及安宁幸福之企图，与管仲、晏子之功利说，是否为同一之问题。吾人于此，苟一为比较两者之思想，不难判明。其理由，孟子之功利，不过为王道之手段，且以图人民一般之功利为主旨。管晏之功利说，则功利之本身即目的，道德为手段，不特此也，其功利不外富国强兵，尤其在于谋国家及王侯之功利而止。此之功利，与孟子高唱为人民之功利，绝难强同。故孟子之利用厚生与管晏之功利说，根本之歧异，不容掩也。

虽然，以此比于孔子之政治思想，则又不同。孟子于思想中有功利之观念，对于孔子之罕言“利”，认为极重大的政治条件而从始主张者也。故由此点，则孟子之政治思想，比于孔子之思想，确乎有进。然此亦非孟子之独创，勿宁视为三代伦理思想之复兴。何则，于前“《论语》研究”之条件下，在孔子以前之儒教中，此功利思想，固有极强烈的表现也。

要之、孟子置政治之究竟理想于仁义，为其第一目的，因而唱道利用厚生之功利说，以此为其应用之手段。

补　王霸之区别(www.xing528.com)

关于王道论之本质，首论究者，为王霸之异同。孟子乃唱王道论者，故其鄙夷霸道为最甚。王霸之辨，为其倾注全力之一端。

孟子之言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此言霸者以功利为目的，以道德为手段工具，王者则专以德报民者也。何则，霸之目的为富国强兵，其手段为力，道德则非其意念所及之事。王道反之，以道为目的，而以德治为其重要手段故也。因而两者之结果，霸道则能立奇动，而不能心服其民，故随时可见霸业之崩溃。王者则心服其民，由衷心而感化之，胥人我而共营其平安乐利之生活，此则为其责任当然之事。孟子即依据此点而卑视霸道、鼓吹王道主义者也。

王道之方法 孟子王道之理想，在于广布德教，使民遂其养生送死之愿。而其方法如何？彼则对于此问而以制民之产使其衣食无缺为先。盖民无恒产斯无恒心也。是以制恒产为王道之先决问题。

然则制产之方策如何？孟子则以四者答之。即（一）行井田之法；（二）轻减租税；（三）数罟斧斤之禁；（四）农时之尊重是也。更详述之，第一，行井田之法，使民生活之有赖。井田之法：以一井九百亩之地，分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其他八区，分与八家为私田。公田则八家协力所耕而纳其收获于官者也。此田则以时而易其制，如夏之贡、殷之助、周之彻，皆井田之法，随时代而易施也。又别建室家，使营园林，为五亩之宅。此为不易之制。即《孟子》所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各种规划是也。第二，轻减租税，以休养民力。盖赋敛若重，无论如何良田美制，不过徒苦吾民而已。此“薄税敛”，所以与“省刑罚”（《梁惠王上》）并重也。第三，数罟斧斤之禁，此设禁令防民之乱网鱼鳖擅伐山林也。盖欲永远保证人民衣食之无缺，则此池沼山林之厉禁，极为必要。所谓“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梁惠王上》）是也。第四，农时之尊重，所以防乱命役民，夺农时而绝民食也。此在战国之世，尤为必要。盖任王侯之意旨，夺民之时使之不得尽力于田亩，则废时失业，其影响于民食者至大。《孟子》所谓：“不远晨时，谷不可胜食。”（《梁惠王上》）其以此也。

以上为孟子王道方法重要之事项，彼又推论其结果如下。“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观此则王道入手之作法，其重要所在，可以明了。但孟子之王道，其究竟理想，在于使斯民为仁义礼让之民，是以仅如上述之四项，不能为满足，尤要者要于教育。故孟子又有下列之议论。即“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斯即说明仁义之教必为政治之必要也。孟子复归纳其作法及明效而为如次之言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此言王者之富国强兵，一一从教化而来。要之孟子之王道，不外以养生送死之法，而导之以仁义礼让之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