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虞氏易学的重要性

皮锡瑞在《论近人说易张惠言为专门，焦循为通学，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一文中，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易类提要》和惠栋《易汉学提要》后指出：“惠栋为东南汉学大宗，然生当汉学初兴之时，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汉学》采及《龙虎经》，正是方外炉火之说，故《提要》谓其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则惠氏书亦可从缓。近儒说《易》，惟焦循、张惠言最善。其成书稍后，四库未收，故《提要》亦未及称许，实皆学《易》者所宜急治。……张氏著《周易虞氏义》，复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易事》《易言》《易侯》，笃守家法，用功至深，汉学专门，存此一线。治专门者，当治张氏之书，以窥汉易之旨。”^[17]

梁启超在论及张惠言时也指出：“张皋文所著书，主要的是《周易虞氏义》九卷，还有《虞氏易礼》《易言》《易事》《易侯》及《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等。皋文凭借定宇的基业，继长增高，自然成绩要好些。他的长处在家法明了，把虞仲翔一家学问，发挥尽致；别家作为附庸，分别搜择，不相杂厕。我们读这几本书，可以知道汉易中最主要的部分虞氏易有怎样的内容，这是皋文的功劳。”^[18]

基于上述，我们知道，张惠言是汉易专家，其易学研究源于惠栋（1697—1758），高于惠栋。那么，张惠言为什么要研究易学，并且研究虞翻易学呢？汤用彤先生（1893—1964）针对魏晋玄学的兴起，曾经睿智地指出：“研究时代学术之不同，虽当注意其变迁之迹，而尤应识其所以变迁之理由。理由又可分为二：一则受之于时风，二则谓其治学之眼光之方法。”^[19]张惠言生活时代之“时风”是怎样的呢？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即提倡程朱理学。但以江浙为中心的民间，“反宋学”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对抗。到乾隆时期，汉学派殆占全胜。汉学派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梁启超称之“纯汉学”。皖派以戴震（1724—1777）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梁启超称之“考证学”。张惠言研究汉易，研究虞翻易学，“时风”使然。而张惠言之所以研究易学，是因为其“治学之眼光之方法”：推究“文”所以载之“道”，必须从被汉人誉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开始。

（一）“文以载道”：研究《周易》的初因

《清史稿》张惠言本传：“张惠言，字皋闻，武进人。少受《易经》，即通大义。”^[20]张惠言《杨随安渔樵问对图赋》“序”文记载：

杨子图其貌为一渔一樵，取邵康节氏之文，题之曰“渔樵问对”。于时岁在己酉，以书命余于京师曰：“其为我赋之。”余时甫涉易学，自以为未知道，不敢以为。其后余南还，罹母氏之戚，则又不暇以为。今年之春，乃得就杨子而观所谓“渔樵问对图”者，纵言及于《易》。^[21]

“己酉”年为1789年，时张惠言二十八岁。可见，“少受《易经》，即通大义”，指的是惠言年少时即已接触到《易经》，初步了解了易学的基本精神，而真正下功夫研究易学，是二十八岁前后开始的。

张惠言为什么而立之年对易学产生兴趣呢？其《文稿自序》曰：

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余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时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其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已而思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和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荀卿，贾谊，董仲舒，扬雄，以儒；老聃，庄周，管夷吾，以术；韩愈，李翱，欧阳修，曾巩，以学；柳宗元，苏洵、轼、辙，王安石，虽不逮，犹各有所执持，操其一以应于世而不穷，故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浅深醇杂见乎其文，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故乃退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庶窥微言奥义，以究本原。^[22]

其《送徐尚之序》有曰：

余少学诗，不成。年三十余，始为古文，愧未闻道。而尚之独见许，亟称之。于其别也，超然曰：“子不可无言。”余曰：“然。”乃审之曰：古之以文传者，传其道也。夫道，以之修身，以之齐家、治国、平天下，故自汉之贾、董，以逮唐宋文人韩、李、欧、苏、曾、之俦，虽有淳驳，而就其所学，皆各有以施之天下，非是者其文不至，则不足以传今。子为古之文，学古之道，立身事亲，既至矣，独位卑，任之者浅，道不得于下。古之人，不能必其道之果行也，而无一日忘道之行。故十室之邑，未尝不以先王之道治之。……若曰古之道不可用于今，则非吾之所敢知也。^[23]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韩愈在《原道》中说：“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4]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25]张惠言所以研究《周易》，是为了作“第一流”的“文”。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原道》传焉。周敦颐倡“文以载道”，为宋明道学开山祖师。“文”不载“道”，读之无味，行之不远。所以，张惠言转向经学的研究，诚如阮元在《茗轲文编序》所言：“武进张皋文编修，以经术为古文，于是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圣人之道在六经，而《易》究其原，《礼》穷其变，知扶阳抑阴之旨，然后交际之必辫其类，议论之必防其流失也。”^[26]

（二）主汉易，弃宋易(www.xing528.com)

我国传统之经学，就内容加以区分，大体可分为汉学与宋学。前者乃汉代之学，广义言之，凡是以汉唐训诂之学为主的都是汉学。后者乃宋代之学，凡是以宋明义理之学为主的都是宋学。在清代，有治汉学的，有治宋学的。邓广铭先生说：“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27]汉学严禀师承，笃守家法，不越雷池一步。宋学疑古惑经，不守传统，敢于创立新说。汉学宋学，彼此水火，互相攻讦。清代惠栋父子是汉学研究的一面旗帜。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元和（今江苏苏州）人，清代易学大家。惠氏四代治汉《易》，至惠栋，《易汉学》《周易述》成。惠栋《易汉学原序》曰：

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二经犹存。毛郑两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较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故宋人赵紫芝有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盖实录也。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易》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先君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栋趋庭之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自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呜呼，先君无禄即世三年矣。以栋之不才，何敢辄议著述？然以四世之学，上承先汉，存什一于千百，庶后之思汉学者犹知取证，且使吾子孙无忘旧业云。^[28]

张惠言承接惠栋父子研究易学，主汉易，弃宋易。其《丁小疋郑氏易注后定序》云：

自王弼注兴而《易》晦，自孔颖达《正义》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学者争说性命，莫不以王、孔为本，杂以华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独尽心郑注，搜集阙佚，汇为一书，可谓伟矣。自是之后盖五百余年，而得惠定宇氏，始考郑氏爻辰，增补伯厚《集注》所未备，然后天下知有郑《易》。又数十年，丁君小疋从而定之，正其违错，补其阙漏，次其篇章，然后郑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习郑学为耻，其考郑书者，无虑数十家，而以丁君此书为最善。^[29]

其《周易虞氏义序》曰：

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学官，而汉世诸儒之说微。独资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颇采古易家言，而翻注为多。其后古书尽亡，而宋道士陈抟以意造为龙图，其徒刘牧以为《易》之“河图”“洛书”也。河南邵雍又为“先天”“后天”之图。宋之说《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拔，而《易》阴阳之大义盖尽晦矣。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征士惠栋，始考古义孟、京、荀、郑、虞氏，作《易汉学》，又自为解释曰《周易述》。然掇拾于亡废之后，左右采获，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氐宗祢虞氏而未能尽通，则旁征他说以合之。盖从唐、五代、宋、元、明，朽坏散乱，千有余年，区区修补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复明，斯固难也。翻之学，既世又具见马、郑、荀、宋氏书，考其是否，故其义为精。又古书亡，而汉魏师说可见者十余家，然唯郑、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又较备。然则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所传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为《虞氏义》九卷，又表其大旨，为《消息》两卷，庶以探赜索隐，存一家之学。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30]

（三）“《易》本为卜筮而作”

对《周易》一书的性质，历来有不同看法。朱熹说：

《易》本为卜筮而作。古人淳质，初无文义，故画卦爻以“开物成务”。故曰：“夫《易》，何为而作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此《易》之大意如此。

古人淳质，遇事无许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无所适从。故从《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业、断疑，所谓“开物成务”者也。^[31]

朱熹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后来的道理都是源于卜筮。虞翻颇精于卜筮。据《三国志》记载，关羽被打败后，孙权让精于筮法的虞翻占筮，得兑下坎上之节卦，变卦为临卦。虞翻断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结果与虞翻断语惊人一致。孙权大加赞赏，说：“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32]我们认为，张惠言之所以研究虞翻易学，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对卜筮的兴趣，对虞翻的羡慕。惠言对卜筮是下过工夫的。其《青囊天玉通义序》云：“余读《青囊》《天玉》《宝照》书，久而不解，乃尽屏注说，冥心思之积十余日，费食寝焉。”^[33]张惠言应该也是精于筮占的，其《答钱竹初大令书》云：“春间辱手书，伏承忧患之余，有加年寡过之想，以惠言稍知易理，命决之于筮占。惠言之于《易》，盖所谓臆说，而不知是且非者。”^[34]张惠言虽然谦虚，没有一定水平，钱竹初也不会让他算命的。可以推知，以张惠言之才智，加以十数年，他一定会有卜筮方面研究成果的，虽然囿于时代不可能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