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或作“皋闻”，江苏武进人。有书斋名“茗轲堂”，学者称茗轲先生。惠言年十四为童子师，十六七岁时方治科举业，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中进士，改庶吉士，充实录馆编修，后升任翰林院编修。嘉庆七年（1802）卒，年四十二。张惠言一生虽然短暂，但其文学、易学等方面的成就颇为显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一）世代为文，三世贫寒
研究张惠言家世，最重要的依据是张惠言撰写的《先府君行实》《先祖妣事略》和《先妣事略》。《先府君行实》记载：
先府君讳蟾宾，字步青，号云墀，姓张氏。其先自宋初由滁迁常州。常州张氏，多由滁。谱牒废，世不可纪。其后曰端，当明弘治中，居南门德安里，是为大南门张氏。张氏非大南门不共谱。端孙钦，钦生洲。洲生宏道，万历中举于乡，官开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铭枢。铭枢生采。采生金第，娶于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补郡县学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为事。而铭枢当明之亡，独不为制举业云。
府君生九岁而孤，有兄曰思楷，弟曰瑞斗。家贫，日不得再食，奉白孺人教，兄弟相砺以儒学。补府学生，试高等廪膳，常教授乡里间。其后游杭州，一岁得疾归，遂卒，年三十有八。府君既不得志于世，无所表现，又不获永其年，充所学以致不朽，所论著皆未就。其卒时，惠言方四岁，翊遗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纪者弗得闻，闻之于人所传，又弗敢审。而府君之执友，汤先生宾辂，郑先生梦扬，笃君子也，知府君深，守道德，不毁誉，故著其言，以为府君行实焉。汤先生曰：“君好学深思，不事穿凿，善为诗及制举文，操纸笔立就。性沉挚，寡欲少言，尤不喜与人说过。与人交，不设城府，久而能敬。”[1]
《先祖妣事略》记载：
先祖妣白孺人，年二十二，归我先祖考政諴府君，生子三人，女二人。政
府君倜傥好学，通六艺、诸子之书、天文术数、剑骑之说。家贫，屡困童子试。父文复府君命北游，占天津商籍。乡试顺天，俄得疾，卒京师，年三十五，是岁雍正十一年也。讣至，孺人恸绝。是时文复府君年七十一，呼曰：“天乎！儿与妇偕亡乎！”顷之，孺人苏，文复府君曰：“我老矣，诸孤幼，新妇死耶？”孺人泣曰：“不敢。”明年，文复府君病，及革，顾孺人泣曰：“吾死矣，诸孤与新妇为命，新妇存一日，诸孤亦存一日也。”良久，唏嘘曰：“贫甚，无可倚者。吾死，新妇存焉？”孺人泣对曰：“新妇生死与诸孤俱。”文复府君遂卒。
是时孺人三子：曰思楷，年十一岁；曰蟾宾，九岁；曰瑞斗，六岁。两女稍长，年十二三岁。孺人率二女纺织以为食，而课三子读书，口授四子《毛诗》，为之讲解，有疑义，取笔记，俟伯叔父至者就质焉。或谓孺人家至贫，令儿习他业，可以糊口；今使之读，读未成，饿死矣。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为文儒，吾夫继之，至吾子而泽斩，吾不可以见吾翁。”卒命之学。文复府君有弟曰衍黄，老矣，教授于家，怜诸孙，恒诲之。尝语孺人曰：“而子可教，吾欲严督之，念其枵腹，不忍也。”孺人谢曰：“翁幸督之，枵腹何病焉？”及孺人所以教，言行出入，罔间。三子皆以文行有声。
自文复府君卒，后十数年，日常不得再食，冬衣无袽，夏无帐，食以糠覈为粥，唯岁时及家忌日，乃具蔬食以祭。孺人曰：“虽不成礼，不敢阙也。”戚族中有周恤之者，一泉一粟，皆簿记之，曰：“他日不可不报。”而政
府君之卒于都也，内阁中书许公宏声为经纪其丧；文复府君之终事，则衍黄办之；孺人尤感焉，曰：“吾子孙勿忘此大德。”[2]
《先妣事略》记载：
先妣姓姜氏，考讳本维，武进县学增广生。其先世居镇江丹阳之滕邨，迁武进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归我府君。十年，凡生两男两女，殇其二，惟姊观书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后四月，遗腹生翊。是时先妣年二十九，姊八岁，惠言四岁矣。
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资教授以养先祖母。先祖母卒，各异财，世父别赁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无一夕储。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殁，两儿未成立，是我责也。”然世父亦贫，省啬口食，常以岁时减分钱米，而先妣与姊作女工以给焉。惠言年九岁，世父命就城中与兄学，逾月时乃一归省。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飱，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耶，吾与而姊而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时有从姊乞一钱，买糕啖惠言。比日昳，乃贳贷得米，为粥而食。
惠言依世父居，读书四年，反，先妣命授翊书。先妣与姊课针黹，常数线为节，每晨起，尽三十线，然后作炊。夜则燃一灯，先妣与姊相对坐，惠言兄弟持书倚其侧，针声与读声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寝，先妣乃就寝。然先妣虽不给于食，惠言等衣履未尝不完，三党亲戚吉凶遗问之礼未尝阙，邻里之穷乏来告者，未尝不佽卹也。
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恃纺绩以抚府君兄弟至于成人，教之以礼法孝弟甚备，里党称之，以为贤。及先妣之艰难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时，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为与白太孺人无不合也。[3]
乾隆二十六年（1761），张惠言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大南门德安街德安里张氏宅。惠言之祖自宋初由安徽滁州迁至常州，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居南门德安里，后有“大南门张氏”之称。根据《大南门张氏家谱》，张惠言七世祖张宏道于万历中（1573—1620）中举人，官至开封府通判。从七世祖开始，“大南门张氏”开始发迹，世代为文，但科举不利，功名不显：自六世祖张典至祖父张金第，皆补郡县学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为事；唯四世祖张铭伛时当明亡，不事科试；祖父张金第屡困童子试。
在古代，有“功名”才有“利禄”，所谓“功名利禄”。张惠言祖上虽世代为文，但只有七世祖张宏道中举人，有利禄。从张惠言《先府君行实》《先祖妣事略》和《先妣事略》记载可知，自祖父张金第辈，张家“三世贫寒”。祖父张金第倜傥好学，通六艺诸子之书、天文术数剑骑之说，可谓多才多艺。但因为“家贫”，疲于谋生，没有时间备考，经常“裸考”，所以“屡困童子试”。更不幸的是，雍正十一年（1733）参加顺天府乡试时暴死，年仅三十五岁。这时，惠言父亲张蟾宾才九岁，“九岁而孤”。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三不幸也。惠言祖父去世时，其曾祖父张采七十一岁。白发人送黑发人，悲恸之至可想而知。张金第去世后第二年（1734），张采亦病卒。一家两“顶梁柱”接连去世后十几年间，一家老小只吃一顿饭，冬无棉衣，夏无蚊帐，以糠覈为粥为食，只有过年及家忌时，才“具蔬食以祭”。屋漏偏逢连阴天。1764年，张蟾宾三十八岁病卒，时张惠言才四岁。又一“顶梁柱”倒下了，家里只依靠母亲与姐姐张观书“作女工以给焉”，生活十分艰难。惠言五岁时，母亲数十日日夜哭泣，后上吊自杀，“幸而得苏”。[4]惠言九岁时，一天傍晚，从伯父家中回到家里，因没有饭吃，“不食而寝”。第二天天亮了，惠言因饿而无力起床。母亲说：“儿不惯饿惫耶，吾与而姊而弟，时时如此也。”惠言哭了，母亲也哭了。
（二）“当事事为第一流”(www.xing528.com)
出身“寒门”的张惠言，内心是非常矛盾的。要摆脱贫穷困境，首选是走科举之路，诚如宋代汪洙《神童诗》所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是，其仕途并不顺利。张惠言一生历程，恽敬《张皋文墓志铭》论之颇详：
张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迁武进，遂世为武进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宾，皆县学生。母姜氏。皋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儒人守志，家甚贫。皋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补县学附生，十九试高等，科廪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乡试中式。第二年赴礼部会试，中中正榜，例充内阁中书，以特奏通榜，皆损罢。是年，考取景山宫官学教习。五十九年，教习期满，例得引见，闻姜太孺人疾，请急归，遂居母丧。嘉庆四年，今皇帝始亲政，试天下进士加慎，皋文中式。时大学士大兴朱文正公珪为吏部尚书，以皋文学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武英殿协修官，盖皋文前后七试礼部而后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馆，奉旨以部属用，文正复特奏，改授翰林院编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5]
惠言十四岁，“以童子教授里中”。“童子”，犹言“童生”。齐如山先生讲：“童生本不算一种科名，……他虽不算科名，可也得算是一种阶级。因为从前读书人，经过考试不得进秀才者，方名曰童生。尚未经过考试，虽一生读书，也只名曰白丁，就是将来成了经学家，可以称为处士，也不得称为童生。秀才之考试法，分三级，一为县考，考五场；二为府考，亦考五场；三是院考，主考者即皇上派往各省之考官，这种考官名曰学差或学政，学政取中，才算秀才，所有考不中者，都名曰童生。”[6]惠言十四岁“以童子教授里中”，说明张惠言十四岁时还未考中秀才。
没有考中秀才不要紧，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考举人。齐如山先生讲，明清两代的考试，大致以乡试为最重要的一个阶级。清朝科举之制，每届三年，集诸生于各省城，朝廷特派试官，以《四书》经义及时策等等考之，名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参加乡试的士子种类很多，如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廪生、增生、附生、秀才、监生，都可以乡试。[7]张惠言从“十七补县学附生”起就可以参加乡试，但是直到乾隆五十一年，才“本省乡试中式”。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年，时惠言二十六岁。按三年一考的话，张惠言乡试至少两次落榜。
惠言中举后第二年（1787）参加会试，落榜。直到嘉庆四年（1799），才考中进士。清代是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未戌年会试。乡试第二年，中举者可以参加会试，都是每三年一考。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嘉庆四年（1799），有五次会试，若张惠言每次都参加的话，至少四次落榜。
从以上分析可知，张惠言仕途坎坷，但坚韧不拔。为什么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呢？家风使然。惠言祖母是个“女强人”。张金第（1699—1733）去世时，给白孺人（1696—1759）留下不成年的三子二女。有人看到其家庭生活困难，就劝白孺人不要让儿子走科举之路了，不然“读未成，饿死矣”。惠言祖母却不以为然，说：“自吾翁而上，五世为文儒，吾夫继之，至吾子而泽斩，吾不可以见吾翁。”仍然坚持让孩子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惠言母亲姜氏也是“女强人”，与白孺人一样，坚持让孩子走科举之路：“及先妣之艰难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时，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为与白太孺人无不合也。”
张惠言内心是不喜欢科举的，时时露出对“时文”的厌恶。《文稿自序》：“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余年，乃往往知其利病。”[8]后来科考失利，苦不堪言，其《送恽子居序》云：“余少时尝服马少游言：‘求为乡里善人以没吾世。’年二十七，来京师，与子居交，观其议论文章，䃺切道德，乃始奋发自壮，知读书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间，共踬于举场，更历困苦，出頫仰尘俗，入则相对以悲；已，相顾自喜益甚。”[9]
一方面要服从母命参加科考，走出“寒门”；另一方面，发自内心又厌恶科考，这种人生矛盾压迫着张惠言。恽敬《张皋文墓志铭》云：“皋文清羸，须眉作青绀色，面有风棱，而性特和易，与人交，无贤不肖皆乐之。”[10]从恽敬描述看，张惠言面相有突出的“风棱”。“风棱”即“风骨”。有风骨之人，往往性格顽强，内刚外柔，志向远大。有诸内必形之于外。惠言的风骨，表现为事事争当“第一流”。《送恽子居序》：“始子居之语余也，曰：‘当事事为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尝忘也。”[11]恽敬《张皋文墓志铭》曰：“始至京师，与王灼滨麓、陈石麟子穆及敬最友善。尝曰：‘文章末也，为人非表里纯白，岂足为第一流哉？’”鲍桂星《受经堂汇稿序》云：“武进张编修皋文，吾畏友也，与余丙午己未同出朱文正夫子之门。君与其徒以第一流自期待，视今之为学者蔑如也……独念君生晚近时，慨然为举世不为之学，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少贬以从俗，其磊落卓烁瑰异之气，可谓壮哉！”[12]“当事事为第一流”可谓张惠言之座右铭。
（三）英年早逝，彪炳千秋
张惠言嘉庆四年（1799）进士，嘉庆七年（1802）六月辛亥，以疾卒，年仅四十二岁，非常可惜。惠言祖父张金第：“俄得疾，卒京师，年三十五。”惠言父亲张蟾宾：“其后游杭州，一岁，得疾归，遂卒，年三十有八。”张家三代英年早逝。因为祖父、父亲都是英年早逝，至少张家从张惠言开始注意中医学习。惠言《上阮中丞书》云：
惠言尝窃以为在上者之用人也，如良医之聚蓄百药焉，自紫芝、人参、丹砂、石乳，以至柴胡、桔梗、乌头、钩吻，莫不备具。故一旦有所用，取之笼中而不匮焉者，其求豫也。求之不豫，而用之匮，其不至杂投也者几矣。虽然，其取之也，则有间矣。命之于野，捆载而来者，柴胡、桔梗也。乌头、钩吻，其得之也不难，然制而用之，达其性而杀其毒，迨其熟也，非一朝夕也。紫芝、人参、丹砂、石乳，则必求之深岩之下，幽谷之中，盖有旷年而得之，或亦有不得者焉。虽然，其用之也，则又有分矣。柴胡、桔梗，为用也广，而不足以起痼疾。乌头、钩吻，投之当，其力十倍，然而惧其元气伤也。紫芝、人参、丹砂、石乳，可以起沉痼，奏殊效，常服而无后患。用人者亦然。跅弛之士，贪诈之才，任之以济事，殆有所不得已也。今夫子既能制乌头、钩吻而用之矣，则其无所遗于紫芝、人参、丹砂、石乳决也。浙东西之广，士大夫之都，夫子不亦得其人乎？毋亦有伏匿深岩幽谷而不得接于笼中者乎？如得其人，其与乌头、钩吻之用，当什伯也。如未得其人，则世道之忧。愚窃以为方今之务，未有先焉者也。[13]
张惠言以备药、用药喻储人才、用人才，驾轻就熟，足见惠言对中医中药很有研究。惠言弟弟张琦对中医也下过功夫。李兆洛《张君翰风传》记载：“翰风，皋文先生母弟也。初名翊，更名与权，再更琦，又字宛邻，而友朋但称其初字曰翰风云。……长子曰珏孙，甚聪敏，未冠而夭，盖误于庸医。君因发愤医术，得掖县黄元御所著书，善之，遂推其意，贯串《素问》《金匮》，旁罗诸家，皆洞悉其得失之本，以治久痼宿疾，无不随手起。治县，时值天患，民病，所全活甚众。”[14]张琦因为长子夭折于庸医，所以发愤学医。张惠言对医术有研究，可能自身身体原因。恽敬说张惠言“清羸，须眉作青绀色”[15]。“清羸”，清瘦羸弱，皮包骨，身体不健康。“须眉作青绀色”，是说惠言胡须和眉毛是微带点红的黑色。总之，张惠言先天营养不良，加之后天生活条件差，身体更差。所以，惠言了解自己身体，经常翻阅医书，一般药性医理都能通达，不然不会在《上阮中丞书》中以医药讲用人的道理。
张惠言以四十二岁的壮年遽然辞世，但“事事争当第一流”的精神却使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一是入选“明清八大家”。本世纪初，钱仲联先生启发于明后期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计划选录明清两代古文，也以八大家为代表，取它可以接踵“唐宋八大家”。入选哪八大家呢？钱先生给出的标准是：“首先考虑到的，是八家散体古文，必须是卓越杰出的，代表明清两代各种主要文派的，必须是学问高深，儒林文苑，人们一向仰为山斗的。”在明代，钱先生选取了刘基、归有光和王世贞；在清代选取了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和曾国藩。在谈及选取张惠言理由时，钱先生指出：“张惠言，代表‘阳湖派’，惠言是学人，以‘虞氏易’名家；又能为古赋，词为‘常州派’宗祖，可谓一专多能。”（《明清八大家文选·总序》）
二是入选“清代易学三大家”。皮锡瑞（1850—1908）非常称道张惠言易学，其在《经学通论》一书中，有《论近人说易张惠言为专门，焦循为通学，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一篇。梁启超（1873—1929）更是盛赞张惠言易学，指出：“可以代表清儒易学者不过三家，曰惠定宇，曰张皋文，曰焦里堂。……此外说《易》之书，虽然还有许多，依我看，没有什么价值，一概不论了。”[16]
张惠言虽然家世贫寒，英年早逝，但其文学成就和易学研究却彪炳千秋，可谓从“寒士”到“名士”一经典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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