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的绿色基础设施思想
中国古代关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相关理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的思想精髓,也成为指导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的总体认识,是中国哲学、文化的基本精神。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比德山水”一说,即以山比德,以水比智。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比德山水的观点开始摆脱物质性的功能,融入了人性方面的内容,体现了超然的精神状态。
战国时期,与绿色基础设施相关的思想分布在《管子》《周礼》《禹拱》等著作内,较多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如何利用自然条件进行聚落选址和城市建设的思想。在城市选址和建设上,古人十分看重良好的现状自然环境,在城市选址时优先考虑气候宜人、宜农宜牧、依山傍水、森林资源丰富的地方。《管子》这部古代经典著作中所提的一些城市选址和建设的原则和方法就包含了朴素的生态思想,如《管子·乘马》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防沟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度地》写道:“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这些都反映了古代因地制宜、趋利避害的规划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城市选址和建设的重要特色,强调在建设的过程中把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注重长远发展,突出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追求因地制宜,融入自然的法则。[9]
中国古代的“风水”学以传统哲学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蕴涵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哲学思想,融合了对人性和自然的崇拜,包含了气象学、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社会伦理道德及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目的是探究安居乐业的理想空间结构模式,推崇“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的理念。提倡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建房之前要先了解现状环境,使居住地点与山水有机融合。“风水”学的精髓与现代生态学中的很多理论相吻合。(www.xing528.com)
2.中国近代绿色基础设施相关理论发展
相对于国际上对绿色基础设施的研究而言,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历史相对短暂,但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1990年,钱学森先生提出“山水城市”的概念,其要义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山水城市非常重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二是把中国的山水诗词、古典园林建筑以及山水画融合在一起,人虽然不在自然但仿佛身处自然;三是山水城市融合中外的文化,结合了城市园林和城市森林;四是山水城市是21世纪中国的城市构筑模式。钱先生提出的山水城市理念,推动了城市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绿色基础设施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0]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于绿色空间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俞孔坚提出了景观安全格局的概念,认为区域中存在着一些关键的生态要素,保护这些要素对于延续地区景观空间格局,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1993年,黄光宇在乐山地区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了“绿心环形”的城市结构模式,构建了“山水中的城市,城市中的山林”的区域空间构架,在城市层面建立了绿心环形结构模式,城市中心为一永久性绿地,城市围绕中心绿地呈环状发展,城市外围由自然森林组成的环城绿带环绕。
国内关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国外绿色基础设施研究成果的梳理和介绍,如《加拿大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导则评介及讨论》(沈清基,2005)、《国外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周艳妮,2009)、《绿色基础设施评价(GIA)方法介述——以美国马里兰州为例》(付喜娥,2009)、《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及其体系构建》(应君,2011)等。有少部分成果是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在实际中的运用,如《绿色基础设施与城市蔓延控制的研究》(李博,2009)、《绿色基础设施与地铁的复合规划策略探讨》(田雨灵,2009)、《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在城市河道景观规划的中运用》(李峻峰等,2011)、《干旱区生态治理及绿色基础设施构建——以新疆塔里木河下游为例》(唐晓岚,2011)、《矿业废弃地:完善绿色基础设施的契机》(冯姗姗,2017)等,天津大学刘佳的《新型城镇化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研究》(2010)和华南理工大学朱澍的《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广佛地区城镇发展概念规划初步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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