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逐步发展为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循环性、持续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主要任务的可持续发展概念。1980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和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共同发表了《世界环境保护战略》报告。它明确了环境保护和开发的概念与关系，指出开发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对人、生物、非生物和财政等资源的利用活动，保护则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控制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行为。报告中提出了将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开发活动应重视生态因素。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了“人口控制—可持续的开发—摆脱贫困—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强调了环境保护对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性，指出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恶性开发所带来的生态灾难。
1991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发布了《可持续社会发展战略》。该战略重视以生态性的生活方式为中心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环境伦理、行为方式，提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活质量、改变居民生活习惯和态度等原则。
1.景观生态学的发展
景观生态学近几年得到了迅速发展，为全面开展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统筹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和方法。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景观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景观生态监测和预警、景观生态保护与管理等。如果说麦克哈格结合自然的设计理念颠覆了追求功能分区和人工的秩序的传统模式，强调运用土地适宜性评价手段找到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结合点。那么景观生态学则强调景观空间布局对过程的控制和影响，强调景观格局与水平运动和流的关系，并试图通过格局的改变来维持景观功能流的健康与安全。[1]景观生态学与规划设计的融合被认为是走向可持续规划的有效手段，也是在一个可操作层面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途径。
2.绿道(Greenway)
美国最早开展了“绿道”研究，1987年美国总统委员会的报告书中正式提出了“绿道”的概念。该报告描绘了21世纪的美国景象：“构建生机勃勃的绿道网络体系，让人们自如地进入他们居住地周边的开放空间，通过绿道将美国的整个城市空间和乡村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可循环体系。”其后，查尔斯·粒拓(Charles Little)在其所著的名著《美国的绿道》(Greenway for American)中作出了如下定义：绿道即沿着山脊线、溪谷、河滨等自然线性通道，或沿着用作运动休闲活动的风景廊道、废弃的铁路线、沟渠等人工通道所构建的线性空间，包括所有可步行或骑车进入的自然和人工景观通道。绿道是联系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历史遗迹、城市公园和其他连接居住地之间的开放空间纽带。书中认为绿道有五种类型：自然生态型的绿道、景观和历史性的绿道、城市河流与水道形成的绿道、游憩娱乐类型的绿道、综合功能的绿道系统和网络。
菲利浦·刘易斯(Philip Lewis)最早在威斯康星州进行了绿道实践。他在威斯康星州户外休闲计划的研究调查中绘制了220个生态、娱乐以及历史资源位置，发现超过90%的资源均沿着被称为“环境廊道”的廊道集中分布，因此他提出通过廊道的规划，使得这些资源联系成一个整体(见图2-1)。
图2-1 刘易斯的威斯康星州遗产游径计划[2]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卡车取代了火车成为主要的货运工具，许多铁路被废弃，为了对这些废弃铁路进行再利用，催生了许多废弃铁路变游步道的项目。在1988年至1998年，通过“废弃铁路-步行道”保护委员会的努力已经有超过10000英里的废弃铁路被成功改造为游步道。
在区域层面上，美国的新英格兰绿道远景规划是至今最重要的绿道规划。该规划突出强调多功能的必要性以及线性空间特征、连接度的重要性。对新英格兰地区的六个州总面积超过4200万英亩土地上的绿道进行了规划，并且使之与各州的地方规划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远景规划还将自然保护、休闲运动、历史与文化资源等专项规划结合在一起。[3]
欧洲各国关于绿道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规划领域里，绿色网络思想就已经出现并得到发展。欧洲研究者在绿道规划方面着重提出的生态稳定性原则非常值得关注。在欧洲的一些大都市区域内，依据这一规划思想开展的绿道系统建设将城市与城市外围的林带、自然区等联系起来。柏林、莫斯科和伦敦都开展过这方面的规划，类似的还有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等城市。在历史上，因为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西欧和东中欧在绿道方面的研究区别较大。在西欧，很多研究者认为绿色网络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保护和恢复那些分布广泛的生境孤岛和廊道，目的是为景观中的生物迁徙提供便利和服务于构建连接不同核心生态区域之间的生境结构框架。而在东中欧，研究更多地从人类的角度出发，类似于“生态补偿”“自然的环境承载力”景观的“生态稳定性”“自净能力”等理念被认为是生态网络的基础。直至1996年，欧洲议会制定了《泛欧生态和景观多样性战略》，标志着欧洲地区在相关研究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1987年汤姆·特纳在提出了6种开放空间的理论模式(见图2-2)。在伦敦的绿色发展战略中，他归纳出城市绿道的七种模式：绿路、蓝道、公园、生态廊道、空中廊道、玻璃廊道以及自行车道。刘易斯将绿道称为“E-ways”，认为绿道的主要目的是：生态(Ecology)、环境(Environment)、教育(Education)和锻炼(Excise)。Annaliese Bisehoff在 此 基 础 上 提 出 第 五 个“E”——情 感(Expression)，为绿道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
图2-2 伦敦开放空间模式[5]
当前，绿道研究主要集中在绿道的功能与结构以及居民的公众参与等领域。功能与结构方面的研究包括：绿道规划中的自然保护和生态资源；绿道规划的视觉美学价值和游憩性研究。研究内容涵盖理论探索、规划方法和策略以及规划目标等。具体包括绿道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不同空间地域、不同范围尺度的规划设计与实践以及理论与方法的探讨等。
3.景观都市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建筑规划的批判促使了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的产生。当时，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面对严重的污染问题和环境问题，整个社会都在开始深刻的反省与探索。不可否认，工业文明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提高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但与此同时，对自然生态环境也造成了巨大破坏，人类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因此，人类必须寻求和转向一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利用，重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个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建筑规划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这些批判包括现代主义不能将城市作为各种群体历史综合意识的集合，也不能满足城市中各个层次民众的交流，无法创造一个“宜居”“有意义”的公共空间等方面。1977年，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认为，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衰退以及现代建筑的没落，标志着市场向消费者多样化选择的方向进行转变。但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也不能够有效解决转型过程中日益普遍的郊区化问题，即城市人口负增长，越来越多的居民逃离中心城区，选择居住在郊区。在这种浪潮的冲击下，景观逐渐替代建筑，成为重新构建城市发展空间的最主要的要素，成为在新一轮城市发展过程中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景观是一种介质，能够针对当前城市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并根据城市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找到应对措施。(www.xing528.com)
景观都市主义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景观作为绿色基础设施、自然过程作为设计的形式和工业废弃地的修复。
(1)景观作为绿色基础设施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的景观设计充分体现了景观作为绿色基础设施的思想。设计思路很简单，人工景观很少，设计师高伊策(Adriaan Geuze)主要做了三件事：在场地中种植了三叶草和能适应当地环境且生长迅速的白桦树，请养蜂人在场地中养蜂。在设计初期不考虑人为的干预，以植物造景作为主要手段。结果，蜜蜂促进了植物的自然生长和繁衍，白桦林提供了小气候，促进了三叶草的生长，接着再引进其他植物，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生态系统，整个景观后期很少需要维护。三叶草、白桦林和蜜蜂成为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景观的创造者。
(2)自然过程作为设计形式
景观都市主义的另一个含义是指自然过程作为设计的形式，即以场地的演变肌理为蓝本，充分尊重场地的自然演变过程，启发设计师以此为素材进行设计，进而，将这一思想融合到场地的生态演变中去。乔治·哈格李夫斯(George Hargreaves)设计的瓜的亚纳滨河公园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该例子中，设计师的灵感来自于阿拉斯加河流的河道肌理，在设计过程中建立了实验模型，设定相应的水流速不断冲刷，研究场地地形的形成肌理，来提高设计的精确度，最终设计出的地形与河道冲刷后的纹理极为相似，实施方案仿佛是大自然的杰作。在洪水泛滥的季节，该地区变成了重要的泄洪通道，为两岸居民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见图2-3)。
图2-3 哈格里夫斯设计的瓜的亚纳滨河公园[6]
(3)工业废弃地的修复
工业废弃地指该用地曾经被工业生产及其相关活动所使用，而现在的功能已经改变。这些用地通常或多或少存在污染，但都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如废弃地再生的代表作杜伊斯堡风景园，将废弃的制造场地、废弃物处理场地、交通运输设施、采掘场地以及仓储场地等再生为一处环境优美的公园(见图2-4)。
图2-4 德国杜伊斯堡风景园[7]
4.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在美国出现，其后，该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广泛运用和长足发展。当时西方社会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质量急剧恶化，使人类面临巨大的环境危机。二战后，美国进入了快速城镇化时期，郊区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大量低密度、低强度的开发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摊大饼、无序蔓延的城市增长方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并针对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增长管理”和“精明增长”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这两种增长模式的目的是管控土地开发活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空间增长的综合效益。“精明保护”则从整体上、多尺度、多功能对生态系统进行保护。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正是为了实现“精明保护”“精明增长”的目的而生。1999年，美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强调绿色基础设施是对经济发展模式和土地发展模式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一种能够促使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可持续、更高效发展的重要战略。紧接着美国的各州、地区也把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纳入到政策和计划中，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如2005年马里兰编制的绿色基础设施的评价体系、纽约的PLANYC战略等。
绿色基础设施理论在美国蓬勃发展后，也逐渐在西欧等国家得到应用。虽然西欧国家城市的发展总体上相对集约，基本上没有出现美国式的大规模的城市扩张现象，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也存在着旧城改造、气候变化以及生态保护等一系列突出问题。根据西欧城镇化的特点，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更倾向于保持生物多样性、提高城乡绿色空间的质量、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等方面，强调绿色基础在营造良好的城市景观、改善人居环境、减少城市犯罪等方面的作用。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实践。如2005年英国东伦敦地区开展了绿色网格规划，目的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重塑生态环境。2008年英国西北部地区编制了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导则，成为下一层次规划编制的重要依据。
2008年，英国的ECOTEC等从丰富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经验中总结出了编制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五步法”，成为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经典方法(见图2-5)：第一，确定规划任务和规划方向，明确战略重点。第二，收集现状数据并整理成图，分析现状绿色基础设施的分布、质量、破碎性和人口分布、土地利用的关系。第三，功能性评估，综合分析空间布局、土地利用、生态及景观文脉等评价因子，研究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质量、组成及潜在效益。第四，必要性评估，在功能评估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战略重点和地域特色，兼顾生态及经济效益，研究绿色基础设施存在的不足及其潜力，明确保留及增加绿色基础设施的类型。第五，实施方案，通过数据整理、功能及必要性评估，制定规划方案。[8]
图2-5 ECOTEC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步骤图
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相关理论研究在近20年间得到迅猛发展，国际上做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通过以上研究我们认为，城市的发展存在生态极限是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理论的核心，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实际上是对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综合整治目标、程序、方法、内容、成果、实施对策全过程进行规划建设，同时也是调控人与环境关系，实现城市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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