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我在桂林“漓江之秋语文教学周”上作完大会报告后，赶到杭州，讲了一天怎样当班主任，紧接着，又应上海《语文学习》之邀，在上海向千余位教师汇报自己教语文的观念与方法。当时上海市教育局杭韦局长从始至终听了我的报告。
第二天，我又应邀到上海师大，在大会上谈当教师的体会。散会以后，一些学生围住我说：“魏老师，听您一谈，当教师真是又轻松又愉快，我们也盼望快毕业当教师，当班主任。请您给我们写一句最重要的话，来表述怎样才能当好班主任。”
我想了一会儿，便写了这样一句话：“坚信每位学生的心灵深处都有你的助手，你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我到过祖国各地许多师范院校作报告，从祖国北疆的齐齐哈尔师院、东北师大，到南方的广东教育学院、深圳师专；从西部的新疆大学、陕西师大，到北京师大、首都师大……散会以后，都有很多学生围着我，让我写当教师、当班主任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于是我便把上面这句话，一次又一次地写在大学生们的日记本上。
这是我教书当班主任以来感受最深的一点体会。
这是我教书当班主任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
我坚持这条原则时，工作就顺利，就成功。
我忘记或不自觉地违背这条原则时，工作就受挫折，就失败。
1991年有人问：“魏老师，您又当书记，又当校长，还当两个班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课，除此之外还有29个社会兼职，每年要外出开4个多月的会，在校还要不断接待全国各地的客人，还要处理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还要写书，写稿件。您靠什么带班教课呢？”
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学生的帮助，我早就不能带班教课了。
1987年10月，我去香港考察，未及返校便去参加党的十三大。当时我正任两个毕业班135名学生的班主任，并教这两个班的语文课。我外出期间，学生轮流管理班级，语文课全凭学生自学。20多天后我开会归来，请同学们表决，是否可以占用一节自习，补一补语文课，两班同学全都强烈反对。为什么？他们感觉老师不在家时，自己进入了老师助手的角色，能管理好自己，能学好语文。
1991年，毕业的两班学生人数比上届还多，达到146人。我跟大家谈心说：“老师依靠什么当班主任，依靠什么教语文？就依靠在座的各位助手。在座的146位同学都是我的助手，都是我的副班主任，都是我的语文助理教师。大家都成了老师的助手了，那么我直接支付给同学们的时间再少些，我们的班级也能管理得井井有条。反过来，同学们倘不是老师的助手而是对手，那就坏了。我这个人很笨，不会和人家作对，不要说146位对手我对付不了，就是一位对手，我都对付不了，我害怕人与人之间对立。”
1.多互助。
其实，师与生之间真能建立起互助关系。
6年多来，我一直要求全校专任教师和兼课的校长主任们，都要和一位学习困难的后进学生交朋友，建立互助组。
我跟老师们讲：“咱们不要埋怨学生难教，教师埋怨学生难教，就像医生埋怨患者难治一样，医生埋怨患者得的病太重，就不给治了，那他的医疗水平不会高。医生的医疗水平是在治疗疑难杂症的过程中提高的。教师的教育水平也是在把难教的学生教好的过程中提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后进学生帮助了咱们，帮咱提高了教育水平。当然咱们也帮助学生提高了自我教育能力，所以咱们这个组织叫互助组。”
其实，细细想来，人世间好多事都是这种互助关系，帮助别人的同时，你已经得到了帮助。
要做到“坚信每位学生都是自己的助手，自己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不容易。
班主任常常觉得那些班干部、好学生能帮自己做工作，而那些淘气的学生就不是助手甚至是工作的阻碍。这样思考问题，就真的容易把助手逼到对手的位置上。
教师必须坚信，学生不管多么难教育，他们毕竟是青少年，他们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世界必然是假恶丑与真善美并存的世界。
十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反复劝说青年班主任，一定要具备挑动学生自己斗自己的本领。当教师挑动学生内心深处真善美与假恶丑开始斗争抗争的时候，教师就在学生的心灵深处找到了自己的助手。凭着这些助手的力量，就能管住学生内心深处的假恶丑。
不管学生多气人，多淘气，当他站在你面前时，你都要坚信他内心深处总会潜藏着你的助手。你要穿透学生那使人生气的表情，看到他那广阔的内心。
教育学生的时候，力争不站在学生的对面，让学生怎样，不让学生怎样，而要力争站在学生心里，站在学生真善美那部分思想的角度，提出：我们需要怎样，我们怎样做能更好。这样，学生会感到你不是在训斥他，而是在帮助他，你真是他的助手。
一旦和学生建立了这种互助关系，就会进入左右逢源的教育境界。(www.xing528.com)
2.少互斗。
1974年初，寒流滚滚，“文革”运动逐渐升级，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运动，号称“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我正在企业，眼见自己的工厂——盘锦地区电机厂被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冲击得千疮百孔，产品、设备、人员在盘锦都是数第一的厂由于忙着搞运动，弄得总摘不掉亏损帽子。
那时我被确定为厂级领导的接班人，工厂的规章、制度、年计划、年度工作总结、五年规划都出自我之手。我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深深厌恶，兼之我对孔夫子有好感，便提出对孔夫子应“一分为二”，“孔子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今天看来，这些话无可非议，但在当年却犯了大忌，我成了对抗运动的典型。从盘锦地委、地区工业局党委到工厂，成立的专门针对我的调查组、专案组的成员就有19人之多，实在是浪费了不少人力。
我写的日记、文章、稿件共60多万字都被局保卫科、政工科搜去，某位党性高的领导从中找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造反派”“鼓吹唯生产力论”等各种各样的“反动言论”共108条，串联在一起，便大叫：“魏书生有一个完整的反动思想体系，绝不是一般的问题！”
于是我被停职反省，紧接着是大会小会批判。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挨三回批判。那时的批判实际是不讲道理的扣帽子，有的人没文化但很左，于是使用谩骂代替扣帽子，什么难听骂什么。记得有一次停电，厂里便点着蜡烛一直批我到深夜，批判者换着班去吃饭了，我一直在那饥寒交迫地坚持着。散会后，身和心都在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时，我的小屋子的小气窗被推开，一位老干部悄悄递进一包东西。我接过来，她便走了。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几个还有热气的包子。
我挨批判后，下车间劳动。两年以后，“四人帮”就折腾完事了。他们一倒台，我的那些“反动言论”就都不成立了，于是我又当了干部。这时有人问我：“你能饶了他吗？”“谁呀？”“给你挑出108条反动言论的那个官呀！”“不饶怎么办？”“他批你，你现在也该批他，让他难受难受。”我说：“算了，这样批来批去哪一年算完？还耽误了干正事。”“那你怎么想？”“我衷心希望他能成为党的好干部。人家成了党的好干部了，对他的妻子儿女、父母亲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有好处，咱自己不是也多了一个知己吗？”
这样尽可能地少互斗，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
如果有谁问我：“魏书生，这十多年来，你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为什么你的精神却总显得很轻松？”真心诚意地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对手。这些年来，我没有和哪个人作过对，没有整过哪一个人，即使对于有很多缺点的人，我也是能救则救，救不了置之不理，但决不害他，决不逼着他犯更多的错误。
八年以前，有人告诉我：“咱们学校老师对你都挺好，了解你的为人。一所学校有那么一位老师总嫉妒你。”我说：“应该嫉妒我呀，我才教了6年书，就被评为特级教师，确实使人嫉妒。”
“嫉妒就嫉妒吧，他还给你造谣，编瞎话，他太对不起你了。”
我说：“要说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人家。”
“你们以前认识？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不，以前我们素不相识。”“那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
我说：“正因为素不相识，人家却肯舍出一部分脑细胞来给咱造谣。倘没有我，人家用这点脑细胞学习工作，干点什么不好，人家冒着降低人格的危险给咱造谣，容易吗？”
当年的批判，起了帮我认识社会、开阔胸怀、磨炼意志的作用；今天的谣言，当然更能起激励我前进、促我努力的作用。人家帮助我进步却浪费了自己的脑细胞，还降低了自己的人格，难道不是我对不起人家吗？
后来我和这位老师见了面，我满怀歉意，很自然地和人家相处，以致他由过去的造谣说坏话，变成背后经常说我的好话了。
我想，在人世间，尽可能人与人不要斗起来，不要对立起来，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我总想，对正常的人来说，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基本都属于好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家忍一忍，让一让，相互都会变得比昨天开阔，有缺点的人也会受到感动。如果对周围的人非要立足于追究整治，不依不饶地无情斗争，那就容易把好人也逼成阶级敌人。文革中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
有的做出成绩的青年班主任，很难过地同我谈心：“我们也愿当班主任，愿搞改革。搞班级管理做出了成绩，起初很高兴得到了肯定，受到了褒奖，但紧接着嫉妒来了，闲话来了，谣言也来了。我们真忍受不了这东方式的嫉妒。魏老师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真不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我只好讲自己挨批判、遭嫉妒的经历。讲自己尽可能容难容之人，尽可能化对手为助手的观点。我想，在东方式的嫉妒最近几百年不可能根绝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求得心理的平衡，以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倘若真的跟低层次的人斗起来，那不仅会耽误自己前进的路程，更可悲的，会降低自己的人格。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跟低层次的人争辩，你需用低层次的观念、低层次的动作表情，以及低层次的语言，才显得相称。你愿意这样做吗？
独木桥上两人相遇，谁也不肯相让，不愿先退回来让对方过去，于是两人在桥中对立着，坚持着，都想当胜者，其实此时，他们已经都是失败者了。首先他们都已成了鼠目寸光、低层次的人；其次，他们都已失去了想要得到的东西——抢先过去的那段时间，并且不知已失去了几倍于那段抢先过去的时间。
节省互斗的时间，应该是人们研究的生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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