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应急体育研究：家庭教育现状

应急准备过去被作为应急管理的四个阶段——减灾、准备、响应、恢复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而事先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称，包括意识、组织、机制、预案、队伍、资源、培训演练等各种准备。［8］就个体而言，是指对各类可能发生的灾害或突发事件所采取的准备性活动，包括意识、认知、知识、技能、物资等方面的准备。［9］邢娟娟（2012）指出，公众的综合素质，如应急意识、风险感知和应急准备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脆弱性。15—19岁青少年和60—69岁老人的应急意识相对薄弱，分别为46.1%和44.8%；而20—39岁年龄段的中青年人应急意识相对较高，达到52.9%，男性公众的防灾应急意识高于女性公众。对于应急自救训练，11.5%的公众未听说过应急自救训练，64.2%的公众仅限于听说过应急自救训练，但从未参加过。几种主要灾害之间相比，公众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和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能力最弱。随着近些年各类灾害的不断发生，88.2%的公众认可学习应急自救、预防灾害、提高应急自救能力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民众对巨灾的影响和造成的严重破坏印象深刻，对于身边可能发生的风险反而不够关注。在应对火灾事故等能力方面，仅有26.0%的公众表示可以自救互救。［10］

张睿（2015）认为，职业人群（18—60岁）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应急准备能力的高低，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影响深远。其应急准备状态测量有应急意识、应急态度、应急心理、应急准备行为倾向、应急知识与技能5个维度，一项针对北京市职业人群进行应急准备水平测评结果显示，应急意识得分最低，这充分说明公众的危机意识比较薄弱，仅有2.6%的职业人群有各种应急准备行动；22.3%的人没有计划采取任何准备行动；14.8%的职业人群与家人制订过应急逃生计划。55.2%的职业人群对于应急准备不知道应该做什么；35.4%的人群不愿意去考虑这件事。而女性的应急准备率高于男性（P＜0.05）；房屋类型为高层有电梯人群应急准备率高于其他房屋类型人群；接受过应急教育/培训、演练的应急准备率更高。［11］

尤佳等（2015）调查分析了黑龙江省高校大学生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逃生计划制订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不到半数的学生（49.61%）制订了应急逃生计划，半数以上学生不知道逃生路线，仅有29.40%的学生知道避难场所。在风险意识、应急态度、应急心理与文化、应急准备行为倾向和应急知识与技能5个指标中，应急准备行为倾向得分最低。大学生对一般常识性的信息如求助电话掌握情况较好，而对于针对突发事件所需要掌握的应对信息如逃生路线、避难场所掌握较差。说明缺少对大学生关于应急逃生的宣传、培训及演练，所以应通过应急逃生的培训、演练提升大学生的意识、认知、技能等，改善应急准备行为，建立以学校、家庭、社会、个人为主体的应急教育体系。［12］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连续25年下降，2016年《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81%的在校儿童青少年未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其中中国男孩80.1%运动不足，女孩89.1%运动不足。［13］彭洲恩等（2019）以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为切入点，在静态生活方式下，青少年肥胖率的增加会导致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心肺功能减弱、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下降。在同一家庭中，家庭成员是否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与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呈显著相关性。体育行为的产生需要通过身体的外在体验来获得心灵上的感受，并通过心灵的阐释生成更高层次的文化要素，这种文化要素一旦形成，就会积淀成一种行为习惯，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Deci Edward L.和RyanRichard M.等认为，当个体的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性得到满足时，有助于激发某种行为的产生和坚持。因而要加大宣传，强化家庭体育观念，加强家庭与学校、社区的互动交流，积极开展家庭亲子体育活动，建立全面高效的家庭体育社会服务体系。［14］

于蕾等（2019）指出，中小学生在遇到突发事故时往往不能做到有效避险，据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1.6万名小学生非正常死亡。我国中学生体质偏弱、应急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差，导致应急避险能力低，遇到突发事故时不能有效避险。为了解中学生应急体育情况，探究影响中学生应急能力的因素，对江苏省南京市弘光中学学生群体的调查后发现：尽管92%的学生认为拥有良好的应急避险能力是必要的，但当前，半数以上的中学生对应急体育的认识浅薄，没有系统的认识；在遇到溺水、地震等危险情况时，有把握依靠自己的应急能力避险的学生少之又少。造成这一现象的个体原因主要有：①身体生理机能（如力量、速度和敏捷性等）尚处于薄弱期。②缺乏游泳、攀爬等运动技巧。③或因惧怕心理使情绪调节不冷静。④处理生活险情的应变能力不足。［15］(www.xing528.com)

宁良文等（2020）根据经济以及灾害发生情况进行抽样，过去一年内仅有25.2%的公众参加过应急培训活动，16.5%的公众参加过应急演练活动，远低于2011年53%美国公众在过去两年内参与过应急培训，39%的公众在过去一年内参与过应急演练的情况。年龄是影响参与培训演练活动的最大因素，老年人群参与应急培训演练比例较低，往往认为自身没有能力去参加应急培训演练。公众对应急经历的经验评价有所差异，可能使公众产生更难忘记的情绪体验、情绪唤醒以及更好的知识保留效果，从而改变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但也有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可能与公众的心理认知和应急经历造成影响的严重程度有关。家庭中的老年人和低学历人群要重点加强关注。［16］

罗琳等（2020）探寻突发传染疾病防治和干预策略，调查了居民对新型肺炎基本知识的认知、疫情期的应对方式以及锻炼情况。7.1%的调查对象基础知识认知评分不及格，38.44%的调查对象应对方式评分不及格。在不同人群主动锻炼行为的调查中，调查进行前一周内，共有987人（52.14%）进行过主动锻炼。其中，有524人（53.15%）在家锻炼，而公众的应对方式越积极获得的主动锻炼行为越高。得出在疫情防控宣传中，还需要增加对个体科学、合理进行身体活动的建议，包括地点、频率和锻炼强度，协助公众可以更科学的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随着疫情的发展，公众需要多种途径、有针对性、全方位的新冠肺炎防控资讯的指导，并将知识内化为个体积极应对疾病的行为。［17］

张兴泉等（2021）对儿童青少年的家庭体育开展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有26.9%的家庭从未开展体育活动，53.8%的家庭偶尔开展（无固定参与习惯）。部分家长甚至认为体育是学校的事情，家庭无须开展体育。在对家庭体育每次用时的统计中，每次不足60分钟的占32.9%，其次是不足30分钟的占16.4%和90分钟的占15.5%，以及不足20分钟的占10.2%，家庭体育每次超过90分钟占比较低。这说明我国家庭体育用时倾向于以短小、灵活多样、易操作为主，能够很好地响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体育锻炼方针。依据健康行为改变的“知信行”模式，破除家庭体育的障碍，推进家庭体育活动量达标，以此来促进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量提升。［18］

在家庭体育陪伴关系中，儿童青少年家庭体育以子女为中心，以父母为引领，以亲子陪伴为主体形式，同龄陪伴率偏低。家庭体育是孩子学前体育的主体，具有早期性、基础性、连续性、潜移性、多样性等优势，能为提高儿童的身体素质和今后更好地参与体育锻炼夯实基础。同时，在时空关系上，家庭体育也是对青少年学校体育的延伸和拓展。［19］研究表明，幼儿园和小学早期阶段是儿童学习和提高运动技能的最佳时机，积极的体育健康教育体验也易在该时期形成，良好的感觉统合有助于早期“运动企划”的建立，从而使儿童的身体学习得到更完善的发展，这也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基石。［20］顺应家庭体育发展周期规律和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敏感期理论（5—17岁阶段），家长在子女成长过程中要尽早、尽多地组织开展技术门槛低、趣味性强、便于开展、男女皆宜的家庭体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