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指的社会组织是指具有竞争性的为经济利益而服务于市场,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营利或非营利组织、机构以及其他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与社会空间的扩展使得社会参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近年来教育治理多元化主体参与,社会组织被赋予了新的教育含义,也使得社会组织本身活力大增。当我们认识到政府不再是提供教育资源唯一主体时,社会各方力量甚至是个体民众在教育治理上有了话语权,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
社会组织在四位一体联动管理机制中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对社会公共服务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社会组织敏锐、准确地把握到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从实际出发,通过多种方式探索符合市场规律的社会服务方式,在应急产品的研发、技术推广、应急能力培训与演练以及应急文化传播方面弥补了政府、学校资源不足的缺憾。在对青少年应急体育服务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成为应急体育课程资源整合中的核心力量,将为青少年应急体育能力的培养提供更优良的服务。然而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良好的购买关系,并有持续发展的机制,最根本的是形成科学而公平的制度,这样才能够同时约束委托的政府部门和受托的服务组织,杜绝政府恣意行为对秩序的破坏,也防止服务组织不负责任的行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改革、公共服务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在实践中不断体现出来。[23]2014年财政部、民政部、工商总局共同出台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规范了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服务方面的行为,有效地推动了公共服务合力的形成。(www.xing528.com)
在肯定了各种社会性力量在教育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社会参与的局限性。社会参与在为教育治理的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可能会耗费巨大的资源,造成教育管理低效等问题。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逐步压减,解决过多过滥问题。“双减”政策之前,家庭力量和市场力量已经深度介入学校的教育中,降低了学校教育的主体性和教育权威性。“双减”政策的发布导致一大批社会培训机构难以调头,陷入困境,因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就是社会培训与学校教育之间在功能上发生了冲突,平衡机制的构建尚未达到有效制衡。而某些社会组织奔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去,在实践中以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来控制教育的决策。[9]这就是社会参与局限性的表现。当前应急体育的开展正在起始阶段,学校、家庭在应急体育资源的享用上对社会资源的依赖性较强,社会资源要发挥更好的长期的作用,必须要依靠政府发挥“元治理”的作用。首先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制度环境,在立法、规划、政策、管理制度等方面完善保障机制。其次在政策措施、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政府要加大力度,扶持教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成为相对独立、有能力的教育治理主体,通过加强宏观制度设计,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政策倡导乃至教育社会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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