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品读：治理民众的根本原则

【题解】

本文选自《韩非子》第五十四篇《心度》。“度本”，指谋划治理民众的根本原则。韩非子认为，真正有所作为的君主，绝不会去顺从百姓的种种欲望以博取虚名，他们往往能够洞明世事，透过现象直击本质，即通过从重量刑，使百姓畏惧而不敢犯法的方式，最终达到为民谋利的目的。

【原文】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①，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②。故其与之刑③，非所以恶民④，爱之本也。

刑胜而民静⑤，赏繁而奸生⑥。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⑦。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⑧，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⑨。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⑩。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

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⑪，专举公而私不从⑫，赏告而奸不生⑬，明法而治不烦⑭。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⑮，其所以立异也⑯。

故明君操权而上重⑰，一政而国治⑱。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⑲。（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二十《心度》）

【注释】

①度（duó），计算，推测。②期，期望。③与，同“予”，给予。④恶（wù），憎恶。⑤刑胜，这里指刑罚严峻。而，则。据王引之说。⑥繁，这里指泛滥。⑦亲，亲近。⑧劝功，相互勉励建立功勋。⑨萌，产生。⑩服战，甘心情愿去作战。⑪一，统一。⑫私不从，不从其私欲。⑬赏告，奖赏举报奸邪的人。⑭明法，彰明法度。⑮积，聚。⑯立异，立政之道不同。⑰操，掌握。上重，这里指君主高高在上，地位尊贵。⑱一，统一。⑲自，根本。

【品读】

解决一个问题的途径似乎有很多，但最妥当的只有一种。君主治理民众的策略似乎也有很多，但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中，最妥当的也只有一种。

在风云际会、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关于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君主治理民众的最佳选择，诸子百家众说纷纭，一时令各国诸侯莫衷一是，难以抉择。战国末期，法家思想日益壮大，俨然成为诸子学说中的一匹黑马。而韩国贵族出身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顺秦统天下之大势，以合“法、术、势”为一体的经典理论，将法家声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在韩非子眼里，君主治理民众的最佳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对此，韩非子毫不遮掩。他认为，圣人治理民众，考虑的是问题的本质——如何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而不是想方设法追赶着去满足民众的无穷欲望。因此，君主对民众运用刑罚，并不是因为憎恨民众，恰恰是出于爱护他们的根本目的。

韩非子认为，如果刑罚严峻，民众就会因为畏惧而不敢违犯，当无人违犯刑罚时，社会自然会安定祥和；相反，如果赏赐泛滥，民众就会产生无功受禄的念头，当众人都萌生邪念时社会必然会奸邪滋生。很明显，就治理民众而言，韩非子提倡刑法严峻，反对赏赐泛滥。前者是国家太平的首要任务，而后者则是国家混乱的罪魁祸首。

《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一则故事。经历了卧薪尝胆之后，越王勾践曾经询问大夫文种：“我决定现在攻打吴国，行吗？”文种回答说：“应该行。因为我们的赏赐优厚而守信，惩罚严厉而坚决。不过，若您想知晓确切的答案，不妨焚烧宫室来做个试验。”于是越王密令在宫室纵火，可是无人前去扑救。越王当即下令：“为救火而死的，和战场牺牲同赏；救了火而没死的，和战胜敌人同赏；不去救火的人，和投降逃亡同罪！”话音未落，众人争先恐后地涂上稀泥、蒙上湿衣奔赴火场。越王由此知道伐吴时机已然成熟。(www.xing528.com)

韩非子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世人无不喜欢赏赐而讨厌刑罚。作为君主，完全可以利用人性的这一特点。英明的君主会一方面设置功名利禄来鼓励民众，使他们因功得赏，而不是等待君主施行仁义来赐予；另一方面推行严刑重罚来限制民众，使他们因罪受罚，而不是等待君主施恩惠来赦免。这样一来，无功之人不会奢望得赏，犯罪之人也不会侥幸免罚。明定奖赏，民众有了动力就会努力耕战，建立功勋；刑罚严厉，民众有了压力就会服从法令，安居乐业。民众的心思放在建功立业上，政府的事务就不受侵扰；民众的心思放在服从法令上，奸邪行为也就无从产生。治理民众，一定先要严明法令，禁止奸邪，防患于未然；用兵作战，务必要使人甘心从军，让作战的要求首先深入民心。只有成功做到这些的君主，才能称得上英明睿智。君主掌握“法术”之道，实行严刑重罚，就可以成就称霸天下的功业。

圣人治理民众，因为先治本——严明法令，所以能强大；因为先服心——奖励耕战，所以能取胜。一国之中，若真正赏罚分明，则民心自然统一；若众人专行公务，则私欲自然不显；若奖赏告奸，奸邪自然无所遁形；若彰明法纪，统治自然不会烦乱。假如做到这四点，国家就会强盛；否则，必然衰落。

在韩非子看来，国家要强大，离不开合理的政治措施；而君主要尊贵，靠的是紧紧在握的无上权力。这一原则，对所有的君主无不适用。然而，同样有“权”有“政”，有的君主被誉为明君，有的则被斥为昏君，他们的命运亦有天壤之别。究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两者各自确立的原则有别——明君聚权于一身，昏君散权于臣下，明君立政以法，昏君立政以意。由此可见，君主正是因为掌握权势才显得地位尊贵，正是因为统一政纲才实现国家太平。唯有这样的君主，才够资格成为明君。以此为基础，韩非子最终得出结论：法令是君主称王天下的保障，刑罚是君主爱护民众的根本。

【扩展阅读】

导言：政令统一与赏罚分明，是国家由弱变强的根基，也是天下由乱而治的保证。对此，历史曾无数次予以见证。战国时代的秦王嬴政借助韩非子法家思想治国，得以一统天下，成为始皇帝；三国时期的曹操平定北方，最终奠定了日后魏国吞并蜀、吴的基础。两位人杰能够名垂千古，与政令统一和赏罚分明不无关系。从“割发代首”的典故，我们对曹操的治国之道当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割发代首

曹魏石刻

（曹操）行军之次，见一路麦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

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

主簿曰：“丞相岂可议罪？”

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

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选自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十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