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第58章《忠孝》：忠孝的争议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题解】

本文选自《韩非子》第五十一篇《忠孝》。“忠孝”本义为忠于君国、孝顺父母。它是儒家历来崇尚的基本道德准则。然而，韩非子从法家立场出发，却将“忠孝”定位成社会动荡的主因和天下太平的死敌。

【原文】

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①，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②，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③，是以有弑君④，有曲于父⑤。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⑥，而天下誉之⑦，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⑧；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⑨、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⑩。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⑪，此明君且常与⑫，而贤臣且常取也⑬。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二十《忠孝》）

【注释】

①悌（tì），属儒家伦理的范畴，指敬爱兄长，顺从兄长。是，正确。②察，调查研究。审，详细，周密。③法，效法。④“弑君”，当为“弑其君”，据陈奇猷说。弑（shì），封建时代称臣杀君、子杀父母。⑤曲，不利。⑥刑，杀戮。⑦誉，称扬，赞美。⑧畜（xù），蓄养，控制。⑨明，彰明。辟，法。⑩治，管理。戴，拥护。⑪义，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⑫明君，这里指自以为圣明的君主。与，同“予”，给予。据陈奇猷说。⑬贤臣，这里指自以为贤能的臣子。

【品读】

韩非子曾师从荀子，精通儒家学说。但是，面对战国末期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他认为儒家之道太过理想化，不免迂阔。当此时，唯有采取一套具体、严格、高效的政治措施，才能顺应天下大势，齐万国于一统。于是，韩非子高扬尚法大旗，博采诸长为我所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要推翻对手的结论，有三个办法。要么指出其论点的错误，要么驳斥其论据的不足，要么批驳其论证过程的失误。作为战国思想星空中一颗耀眼的明星，韩非子深谙此道。他出于儒家，后又成为法家巨擘，自然知道儒家学说的命脉所在，便是自己的剑锋所向。于是，“忠孝”观念便首当其冲。

“忠孝”，是“忠”与“孝”的合称，是指忠于君国、孝顺父母。这是儒家历来尊崇的基本伦理道德准则。要将“忠孝”的道德观念予以否定，在我们看来纯粹是不可能的。但韩非子却能自圆其说，似乎合情合理。在他看来，世人完全让儒家的孝、悌、忠、顺等道德观念给骗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对其认真调查研究，而只知道一味地埋头奉行。这样做，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天下混乱。为什么这么说呢？世人既然信奉儒家的孝、悌、忠、顺之道，那么对儒家推崇的上古圣人之道自然深信不疑，然而，谁又能想到，那些违反君臣之间道义、扰乱后世教令的人物，恰恰正是那些所谓的圣人们！

是不是有些振聋发聩？是不是觉得离经叛道？先不要着急，让我们看看韩非子这么说的理由。(www.xing528.com)

以上古时期的圣人唐尧和虞舜两代君主间的禅让制为例，韩非子指出唐尧本来是君主，却将自己的臣子虞舜推尊为君主，而虞舜本来是唐尧的臣子，接受禅让后等于是把自己的君主唐尧贬为臣子；以三代时期的圣人商汤和周武王革掉各自君主的性命为例，韩非子指出商汤、周武作为臣子，不但杀死自己的君主，还宰割了君主的尸体。对此，世人不去批评反而大加赞赏，这种评价标准的错误造成了评价体系的混乱，因而，天下至今不得太平。

在韩非子看来，儒家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值得一驳。就说他们颂扬的唐尧、虞舜、商汤、周武吧。唐尧自以为明智，却没有对虞舜加以控制。而虞舜呢？自以为贤能，又不能对尧尽心拥戴；商汤、周武自以为施行天下大义，却杀了自己的君主。若是依照法家理念来判断，韩非子认为这四个人根本就够不上明君与贤臣的标准。但是世人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才导致儿子夺取父亲家业、臣子夺取君主权力的现象时时发生，屡禁不止。正是以这样的现象为基础，韩非子提出，推让根本不是确定名位、统一教令的正确途径，对其断然否定。

因为各自的立场不同，批评别人做得不好，往往并不能体现出自己的高明。韩非子既然攻击儒家道德规范，认为正是孝、悌、忠、顺之道阻碍了天下大治，那么他自己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有，当然有！就是法术思想。我们姑且不论其实际功效如何，至少韩非子对其坚信不疑。

从“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思想出发，韩非子认为君主应该有君主的准则，臣下也应该有臣下的职责，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作为君主，只要能够有效控制臣子就行；作为臣下，只要能够彰明法律、干好本职工作、拥戴君主即可。唯有君主和臣下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才能实现兵强国富。如果突破了各自的界限，乱世即在眼前。

客观而论，儒家学说以道德准则为基础，借助礼乐制度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有很多是柔性的，具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弹性空间。而法家学说则是从人的本性出发，要求君主以赏罚为根本手段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相比于儒家，法家理念的确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但是其硬性的规定和对人趋利避害本性的利用，无疑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让世人淡化情感、失去个性，最终沦为国家机器中一个个冷漠的零部件。

【扩展阅读】

导言：同一件事情，同一段历史，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对尧舜时期的“禅让制”而言，儒家历来高度颂扬，而法家代表韩非子却对其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我们来看看既非儒家亦非法家的司马迁对此如何评价，或许会让我们对“禅让制”的认识更为客观。

禅　让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选自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