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

【题解】

本文选自《韩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五蠹”本义为五种蛀虫，韩非子用它代称对国家和社会有害的五类人。在韩非子看来，要推行法治、实现国富兵强、称霸天下的目的，就必须要清除前进道路上的这五种绊脚石。

【原文】

是故乱国之俗①：其学者②，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③、盛容服而饰辩说④，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⑤。其言古者⑥，为设诈称⑦，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⑧。其带剑者，聚徒属⑨，立节操⑩，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⑪。其患御者⑫，积于私门⑬，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⑭，退汗马之劳⑮。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⑯，聚弗靡之财⑰，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⑱。

此五者，邦之蠹也⑲。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⑳，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十九《五蠹》）

【注释】

①乱，混乱。俗，风气。②学者，这里主要指儒家学者。③“以”字当删，据陈奇猷说。籍（jiè），通“藉”，借助。④盛，使华美。容，仪容。服，服饰。饰，文饰。辩说，雄辩的辞采。⑤贰（èr），不专一。⑥古，当为“谈”，据顾广圻说。⑦诈，欺骗。称，说法。⑧成，达到。私，私人目的。遗，丢掉。⑨徒，门徒。属，下属。⑩立，标榜。节操，操守。⑪五官，指官府。禁，法令。⑫患，忧虑。御，当为“役”，指服兵役。⑬积，依附。⑭货赂，贿赂。重人，有权势的大臣。谒（yè），请托。⑮退，逃避。汗马之劳，征战的劳苦。⑯苦窳（yǔ），粗糙质劣。⑰弗靡，奢侈。财，资财。⑱侔（móu），通“牟”，牟取。⑲邦，国家。蠹（dù），蛀虫。⑳耿介，正直。

【品读】

推行“法术”之治，是韩非子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在他看来，要实现这一理想，君主一方面需要做加法，即通过“法”“术”“势”的结合，建立起一个完备、有序的统治体系；另一方面还需要做减法，即不遗余力地扫除横亘在法治道路上的一切阻力。在朝的阻力主要是重臣和近习，在野的则主要是“五蠹”。相比之下，在朝的阻力对君主的统治权力存在威胁，而在野的阻力将会败坏国家的风气，造成统治秩序的混乱。

“五蠹”，意思为五种蛀虫，是韩非子对于五种人的统称，他们分别是指儒家学者、纵横家、游侠刺客、逃避兵役者和工商业者。在韩非子的理论中，君主需要的民众应该具备以下特点：忠厚单纯、缺乏知识、遵守法令、努力耕战、对君主无比忠诚等，而被划入“五蠹”的群体却与此恰恰相反。

韩非子认为，儒家学者著书立说，称扬先王之道，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来文饰巧辩言辞，他们的做法会对法家理论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儒家凭借自己的号召力完全可以聚集一批信徒，一旦形成气候就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风气，即使不会取代君主，但限制、影响到君主的权威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于主张君主绝对权威的韩非子来说自然无法容忍。

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甚至为此不惜放弃国家的利益。韩非子提倡民众安分守己，努力耕战，认为依靠少数人纵横捭阖，依赖外力成事终究是靠不住的。据《韩非子·五蠹》所记载，战国时期的西周国本来与西面的秦国关系亲近，后来背离秦国，加入了山东各国的“合纵”阵营，但是仅仅一年时间便被秦国所灭。卫国本来是魏国的附庸，后来背离魏国，推行“连横”的策略与秦国结盟，结果不到半年时间便亡国了。可见，不论是选择“连横”还是“合纵”，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而纵横家们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只是为了私利不断地制造矛盾罢了，对于这样的人，必须予以打击。(www.xing528.com)

“带剑者”，即游侠刺客，是墨家学派的信徒。他们提倡武力，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形式，通过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往往会触犯国家禁令。如果民众可以持剑杀人，率性而为，国家就会乱套，这与韩非子所追求的君权至上、国富兵强是相抵触的。在韩非子看来，这些人比儒家学者更为危险，后者重在说而前者重在做，对推行法治的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更为直接，所以必须予以铲除。

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于权臣贵族，肆意行贿，通过借助重臣的请托，达到逃避兵役的目的。韩非子认为，这种人过于爱惜自己，不肯为国家牺牲哪怕一丁点儿的利益，他们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一定会投降逃命，对于这些不肯承担自己应尽义务的人，君主同样不能手软。

对工商业者来说，韩非子认为他们整天忙着制造粗劣器具，只为积累奢侈资财，他们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总想着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如果不对这些人限制、打压，将会有更多的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去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造成耕作人口与作战兵力的不足，所以工商业者也被韩非子列入了国家蛀虫之一。

客观而论，当一个国家从众多的学说中选择了一种作为执政理念后，对与其相左的学说必然要进行限制，否则将会出现“四不像”政策，使百姓无所适从，最终导致国家陷入混乱。韩非子对儒、墨、纵横等各家学派以及逃避兵役者和工商业者予以否定，是从法家理论出发，为维护君国一体利益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他关于“五蠹”的提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应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但他关于打击逃避兵役者的主张，即使在今天也有着积极的意义。至于其重农抑商的观点，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这是一种占据主流的观点，因为典型的农耕文明不需要，也不可能将手工业、商业提升到今天的高度，当然，他要求将工商业完全禁绝，就有些因噎废食的味道了。

【扩展阅读】

导言：从国家利益出发，为保证农业的根本地位，“重农抑商”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历史总是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春秋时期的范蠡、战国时期的白圭等，就是典型的重商论者，我们可以在他们的故事中看到迥异于法家的商业观。

古代商业画砖

重　商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

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选自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