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选自《韩非子》第三十九篇《难四》。“忠诈”讨论的是臣子的忠诚与奸诈的问题。韩非子认为，臣子是忠诚还是奸诈，完全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如果英明，群臣就会忠诚；君主如果昏庸，群臣自然就会欺上瞒下。
【原文】
鲁阳虎欲攻三桓①，不克而奔齐②，景公礼之③。
鲍文子谏曰④：“不可。阳虎有宠于季氏而欲伐于季孙⑤，贪其富也。今君富于季孙，而齐大于鲁，阳虎所以尽诈也⑥。”景公乃囚阳虎。（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十六《难四》）
【注释】
①鲁，鲁国。阳虎，又名阳货，春秋后期鲁国人，季孙氏家臣。三桓，春秋时鲁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的合称，因为三家都是鲁桓公后代，所以称“三桓”。②克，战胜。奔，逃奔。齐，齐国。③景公，齐景公，原名姜杵臼，春秋时期齐国国君，在位时有名相晏婴辅政。礼，敬重。④鲍文子，即鲍国，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鲍叔牙曾孙。⑤季氏，季孙氏。季孙，即季孙斯，谥桓，史称季桓子。⑥尽，用尽。诈，欺诈。
【品读】
阳虎，姬姓，阳氏，名虎，又叫阳货，是春秋后期鲁国人，季孙氏的家臣，曾一度掌握鲁国实权。他做事干练，作风强硬，没有雄厚家底与政治背景，却能够以家臣身份跻身于鲁国卿大夫行列，从而指挥“三桓”，执政鲁国，开创了鲁国“陪臣执国政”的先河，其能力的确不可小觑。后来，在攻打“三桓”失败后逃奔齐国，齐景公很敬重他。
儒家学者认为，阳虎在鲁国作乱，失败后逃到齐国，齐国如果不杀他，他一定会在齐国继续作乱。如果齐国能予以惩处，既可以警告那些心怀不良的臣子，又可以博得鲁国“三桓”的亲善，这样的好事，齐景公何乐而不为呢！齐国大臣鲍文子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劝说下，齐景公拘禁了阳虎。
但是法家学者却不这么认为。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是靠利益来维系的，一个家财万贯的家庭，儿子们往往会因为分配家产而反目成仇，何况君臣之间连兄弟之间的情分都谈不上，所以韩非子将君臣关系完全定位成相互利用的关系。以此为理论基础，他认为，如果能够获得足够丰厚的利益，臣子犯上作乱的事情在所难免；假如臣子有了机会却没有作乱，那只不过是因为条件还没有成熟罢了。他认为群臣其实都怀着阳虎一样的心思，君主不知道，只能说群臣办得隐蔽而巧妙，而阳虎暴露了，只能说他太疏忽，做事太笨拙。
在韩非子看来，臣子是忠顺还是欺诈，完全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君主懦弱而昏庸，群臣必然欺诈。于是，他将君主的本职工作精练地概括为“知微”和“无救赦”两点，即察觉隐情和严明法纪。基于这样的观点，韩非子认为齐景公最需要关注的，应该是那些巧妙隐藏着的奸臣，而不是已经暴露了的阳虎。这就是韩非子反对儒家观点的理由。(www.xing528.com)
齐景公将阳虎抓起来后，准备囚禁于边境之地。阳虎本来想去西部边境，但经过揣度齐国上下心理，故意表示想去东部。齐景公果然中计，坚持把阳虎放入西部。阳虎略施小计，就逃入宋国，后来又取道宋国进入晋国，投到赵简子门下。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所载，当时赵简子身边对阳虎有所了解的人，说他“善窃人国政”，力劝赵简子不可将其重用。才智过人的赵简子并没有听从，此人的观点与后世韩非子颇为相近，他认为臣下的贤与不肖，不全在其本人，更重要的是在于君主如何来驾驭。阳虎权力欲强，有野心，这是事实，但赵简子恰恰是要利用他这一点，让他建功立业。当时赵简子所处身的晋国，派系纷争，暗流汹涌，范氏、中行氏与他为敌，智氏也是虎视眈眈，身为赵氏家主，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非常需要有一流才干的人来辅佐自己，化解危机。而阳虎不仅聪明机智，又刚刚在险境中有过一番搏杀，经验老到，正是自己需要的不二人选。退一步说，这样的人才如果不能揽入门下，让他投入敌对阵营，那无异于凭空多一劲敌。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力排众议，任命阳虎为赵氏家宰。赵简子对阳虎委以重任，且能够言听计从；阳虎则对赵简子死心塌地，竭智尽忠。主明臣能，相得益彰，不仅没有祸乱，阳虎还帮助赵氏一步一步走向了强盛。可见，“君明而严，则群臣忠；君懦而暗，则群臣诈”，韩非子的这一论断的确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赵简子城遗址
其实，儒、法两家在“忠奸”问题上的观点的确是各有道理。儒家是就事论事，他们从仁义道德的立场出发，认为阳虎在鲁国的所作所为实属大逆不道，齐景公无论是为自身着想还是为鲁国考虑，都应该将阳虎绳之以法，以儆效尤，这对阳虎来说不过是罪有应得。而法家代表韩非子则是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他从自己总结出来的人性自私自利的特点出发，得出了臣下在特定条件下犯上篡权的必然性。所以，他觉得已经被君主觉察的奸臣并不可怕，依然雪藏在深处的奸佞才让人寝食难安。对君主而言，既然臣下对于权势的觊觎无法避免，要维护利益，巩固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掌握国内外的真实情况，推行“法术”之治。
【扩展阅读】
导言：臣子忠顺还是欺诈，完全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这种说法或许有些武断，但君主的导向对于臣下的影响之大，却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裴矩“佞（nìng）于隋而诤于唐”的故事，便是对这一说法很好的注解。
佞于隋而诤于唐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襁褓而孤，为伯父让之所鞠。及长，博学，早知名。隋文帝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文帝即位，累迁吏部侍郎。
大业初，西域诸番款张掖塞与中国互市，炀帝遣矩监其事。矩乃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入朝奏之。帝大悦，每日引至御座，顾问西方之事。帝幸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大征四方奇技，作鱼龙曼延、角抵于洛邑，以夸诸戎狄，终月而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酒食，遣掌番率蛮夷与人贸易，所至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夷人有识者，咸私哂其矫饰焉。帝称矩至诚，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矩后从幸江都。及义兵入关，帝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銮舆早还，方可平定。”矩见天下将乱，恐为身祸，每遇人尽礼，虽至胥吏，皆得其欢心。是时，帝既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
太宗初即位，务止奸吏，或闻诸曹案典，多有受赂者，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矩进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纳其言，因召百僚谓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选自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三《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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