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品读：先秦时代的文学现象

【题解】

本文选自《韩非子》第三十二篇《外储说左上》，题目为编者所加。“文学”在先秦时代泛指文章、文化和学术等内容。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认为，理想社会中只需要农民和士兵就行了，所谓的“文学”之士非但不能替君主出力，而且还会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原文】

古代农具

王登为中牟令①，上言于襄主曰②：“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③，其学甚博④，君何不举之⑤？”

主曰：“子见之⑥，我将为中大夫⑦。”

相室谏曰⑧：“中大夫，晋重列也⑨。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⑩。君其耳而未之目邪⑪！”

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⑫，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绝无已也⑬。”

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⑭。中牟之人弃其田耘⑮、卖宅圃而随文学者⑯，邑之半⑰。（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十一《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王当为“壬”，通“任”。令，县令。②上，向上。言，进言。襄主，即赵襄子，战国时期赵国国君。③身，品行。修，美好。④学，学识。博，渊博。⑤举，任用。⑥见，使……来拜见。⑦“我将为中大夫”，当为“我将以为中大夫”。据王先谦说。⑧相室，相国。⑨重列，重要的职位。⑩臣，任用臣子。意，本意。⑪其，助词，表示揣测。耳，用耳朵听。目，用眼睛看。邪（yé），疑问词，通“耶”。⑫取，选用。⑬人，君主。绝，尽。已，停止。⑭予，给予。田，土地。宅，房屋。⑮田耘，耕田除草。⑯圃，菜园。随，追随。文学，文章学术。⑰邑，城邑。

【品读】

我们往往会很感性地认为韩非子在这里批评的是人——任登和赵襄子，而忽略他在更深层面上对“文学”的诟病。韩非子对中牟令任登看重“文学之士”的做法非常抵触，而赵襄子采纳了任登的建议，因此他对赵襄子的行为同样予以否定。否定的原因很简单，由于君主的错误导向，致使中牟境内有一半人抛弃本业去学习“文学”。很明显，这些人之所以改行，并不是因为真正喜欢，只不过是顺着君主的喜好去极力追逐个人利益而已。

先秦时代所说的“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文章、学术等多方面的内容。韩非子在本文所说的“文学”，主要是针对儒家而言，因为儒家学派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明确有了“孔门四科”的说法，而“文学”就属于其中之一。(www.xing528.com)

在韩非子看来，利益所在的地方，就是民众奔赴的方向，只要彰显荣耀，士人必定会拼死奋斗。如果对不符合法令的功劳进行赏赐，君主就无法从臣下那里得到利益；如果对不符合法令的名誉加以赞赏，士人就会一味地追求名誉而不去顺从君主。而这样的结果和韩非子的“法术”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赵襄子重用中章和胥己的做法正是走向了法家理论的反面。

韩非子心目中的国家，是以君主独裁为核心的专制体制，整个国家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君主高高在上，统揽大权，他通过运用“法术”，以奖赏、惩罚两种具体手段管理臣子，然后层层统辖，最后再由基层官吏直接负责管理百姓。在韩非子的理论体系中，根本容不得臣下脱离君主的有效掌控，所以他主张对威胁到君主统治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无条件清除，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很不幸，“文学”就异常醒目地排在他无法容忍的名单之中。

韩非子说：“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礼之则惰修耕战之功，不礼则周主上之法。国安则尊显，危则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认为，那些隐居而从事文章学术的人，在和平时期不肯耕田出力却能够尊贵显赫，国家有难时不仅不愿披甲打仗，甚至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如果君主敬重这种人，就会使那些守法的民众失去努力耕战的动力；但是，如果不敬重这种人，他们就会影响到君主的统治。所以，韩非子认为，这些从事“文学”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将其一律禁绝才是国家的幸事！

【扩展阅读】

导言：韩非子借赵襄子敬重“文学”之士，严重影响了中牟安定局面的故事，以及中山国君显扬隐士、尊崇学者，最终导致兵弱国贫的故事，就是要向君主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唯有遵循法家思想，奖励耕战，才是富国强兵的真正途径，至于其他各家的学说，全是瞎扯。在赵伐中山的战争中，赵国大臣李疵的见解，正是韩非子借助史实对自己这一理论的佐证。

弱　贫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

主父曰：“何故可攻？”

李疵对曰：“其君见好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陋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

君曰：“以子言论，是贤君也，安可攻？”

疵曰：“不然。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

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十一《外储说左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