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品读：减轻刑罚的祸患

【题解】

本文选自《韩非子》第四十六篇《六反》，题目为编者所加。“患轻”，是说减轻刑罚对统治国家来说是一种祸患。本文借助母亲溺爱子女的例子说明了“财用足”“厚爱”“轻刑”在齐家乃至治国方面毫无益处，从而得出治国还须依靠法，尤其是重法的结论。

【原文】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①，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②，赋敛常重③，则用不足而下恐上④，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⑤，虽轻刑罚⑥，可以治也⑦。此言不然矣。

凡人之取重赏罚⑧，固已足之之后也⑨；虽财用足而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⑩。夫当家之爱子⑪，财货足用，财货足用则轻用⑫，轻用则侈泰⑬；亲爱之则不忍⑭，不忍则骄恣⑮；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⑯。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⑰。（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十八《六反》）

【注释】

①学者，这里指儒家、墨家等学派之人。书策，书籍。颂，通“诵”，诵读。②爱，爱惜。③赋敛，这里指朝廷征收的赋税。④用，需用的财物。恐，当为“怨”，据卢文弨说。⑤加，增加。⑥轻，使……变轻。⑦治，这里指安定。⑧取重，这里指重视。⑨固，原本。⑩犹，还。之，至。⑪当家，这里指主持家务之人。⑫轻，轻易。⑬侈泰，挥霍无度。⑭忍，忍心。⑮骄恣，骄横放纵。⑯行暴，这里指行为狂暴。⑰利，当为“刑”，据陶鸿庆说。

【品读】

在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法家并不是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墨家并称显学，它们才是当时思想市场上的执牛耳者。因为彼此在治国思想方面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如果法家想要做大做强，必然会与这两家产生冲突。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足食”（《论语·颜渊》）；墨子讲“爱人”（《墨子·兼爱》）、“节俭”（《墨子·节用》），提出“怨结于民心则国危矣”（《墨子·亲士》）。后世儒、墨两派的学者秉承了这些说法，积极宣扬“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下大乱”。韩非子旗帜鲜明地对这种言论公开予以抨击。

他认为说这话的人，完全是在生搬硬套古代典籍中现成的话语，根本就没有去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真的认为使百姓富足并给予仁爱，即使减轻刑罚，国家也可以治理好，那就太天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明白国事，我们可以先理解家事，因为国其实是由无数个家构成的，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的缩影。

韩非子从一个家庭的教育入手，来为我们说明这个道理。中国古代传统的家庭，基本上是男主外，女主内，父亲严厉，而母亲慈爱。操持家务的母亲，出于对子女的溺爱，经常会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财物；当财物过多，子女就会滥用；一旦滥用，将会挥霍无度，但是母亲因为溺爱子女，往往又不忍心严加管束；不能严加管束，便会导致子女形成骄横放纵的恶习。挥霍无度，家境就会贫困；骄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富足后加以厚爱、使用轻刑造成的祸患。韩非子肯定了一定的条件下事物互相对立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极为熟练地运用了辩证法，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普通家庭从富有到贫困的变化过程，颇具说服力。按照他的逻辑，“财用足”“厚爱”“轻刑”三个条件都满足了，但是家境与孩子的教育两方面的发展却都失败了。一家如此，一国又如何呢？很自然，我们不禁会对“财用足”加“厚爱”再加“轻刑”的三合一治国方案产生根本性的动摇。虽然韩非子所举的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但是因“妇人之仁”而败家的现象的确是一个不容否认的普遍事实，所以韩非子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www.xing528.com)

在攻击对手的论点取得了初步成效之后，韩非子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将胜利的果实继续扩大。让我们收回关注家庭的目光，放眼整个社会，有一个事实同样不容置疑：按照人的本性，当财用富足后，大都就会懒于劳作；如果君主治国措施软弱了，百姓就会放肆地干坏事。我们不能说其中没有例外，但特例终归属于少数。韩非子说当财用富足后还努力劳作的，只有古代的神农氏；君主治国手段软弱而自己还能独善其身，保持操守的，只有孔子的弟子曾参和卫国的直臣史。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侮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面临危险。”但这世间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人真正懂得如何避免危险和耻辱，真正做到知足和适可而止了。韩非子认为作为普通民众，无论是智慧还是才能，都远远比不上这些古代贤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现在有人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就等于断定每一个老百姓都懂得知足，懂得适可而止。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根本不负责任的说法，这种认识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把普通民众都当成拥有伟大智慧的圣贤！

《老子道德经》

在韩非子看来，财用的富足根本就无法解决治国的问题。他认为人性的特点是趋利避害，夏桀虽然贵为国君、富有四海，却仍然欲壑难填。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追求利益的道路上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即便是达到君主一样的富足程度，也是无济于事。韩非子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通过论证人类欲望的无法满足，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墨等学派高度赞赏的“财用足”的治国理念。

因此，韩非子主张治理国家要与时俱进，顺应天时和人事来获取财物，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赋税，以此调节国家的贫富差别；加大爵禄的赏赐力度，吸引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以此来禁止奸伪邪恶的行为，从而在整个国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民众依靠自己的力量致富，凭借自己的职事享尊处贵，民众犯罪一定会受到惩罚，立功一定会获得奖赏。对于民众，在必要的赏罚之外，君主无须再有妇人之仁，任何仁慈的恩惠赏赐，一概不予考虑。只有这样，一国之君才能逐渐成为一统天下的帝王。

一针见血地直击对手言论中的漏洞，这是“破”；同时建构自己的理论主张，这是“立”。韩非子正是以这种破中有立的方式，适时展示了自己法家理论的合理性。

【扩展阅读】

导言：老子从哲学的层面概括出了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而韩非子则以老子思想为基础，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能够成功作用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极具操作性的理论体系。其中，“福”与“祸”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情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无疑是韩非子化用老子理论最为经典的例证之一。

祸　福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六《解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