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品读：楚人卞和献璞，不屈服于困境的可贵品质

【题解】

本文选自《韩非子》第十三篇《和氏》，题目为编者所加。“献璞”通过楚人卞和向三代国君奉献玉璞的心酸故事，赞扬了他不屈服于艰难困苦，生命不息，努力不已的可贵品质。同时，更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角度，阐明了“法术之士”推行法治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原文】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①，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②。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③，而刖其左足④。及厉王薨⑤，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⑥。王闻之，使人问其故⑦，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⑧？”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⑨，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⑩，遂命曰“和氏之璧⑪。”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⑫。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⑬，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⑭，论宝若此其难也！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⑮。然则有道者之不僇也⑯，特帝王之璞未献耳⑰。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⑱，近习不敢卖重⑲；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⑳，而游士危于战陈。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四《和氏》）

【注释】

①璞（pú），包藏玉的石头。②玉人，加工玉石的工匠。相（xiàng），鉴定。③诳（kuáng），欺骗。④刖（yuè），古代一种砍掉脚的酷刑。⑤薨（hōng），死，古代专用于诸侯的说法。⑥泣，眼泪。⑦故，原因。⑧奚，何。⑨题，称呼。⑩理，加工玉石。⑪璧，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古代典礼时用作礼器，亦可作饰物。⑫急，急需。⑬“未为主之害也”，当为“未为人主之害也”，据陈奇猷说。⑭论，论定。⑮私邪，这里指自私邪恶的行为。⑯僇（lù），通“戮”，杀戮。⑰特，直。直与止意思相通。⑱擅断，专权独断。⑲近习，君主身边的侍从官员。卖重，卖弄权势。⑳萌，通“氓”，指百姓。浮萌，无业游民。游士，游说之人。危，危险。陈，通“阵”。倍，通“背”，违背。越，摆脱。周，合。据陶宪曾说。道言，这里指法术之言。论，论定。

【品读】

玉璧

先秦诸子大都善于运用寓言故事，而韩非子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非常擅长从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以短小而精到的故事形式来帮助说明自己想要表达的主旨。“和氏璧”就颇有代表性。楚国人卞和在荆山中得到一块貌似石头的玉，进献给楚厉王，不料玉匠鉴定为石头，卞和因为欺骗君王而被砍掉了左脚。厉王死后，武王继位。卞和又捧着那块玉璞去进献，玉匠鉴定的结果仍然是石头，于是卞和的右脚也被砍掉。武王死后，文王登基。无助的卞和抱着那块玉璞在荆山下哭了三天三夜。文王听说后，便派人去了解其中原委。卞和解释说他不是为脚伤心，而是接受不了宝玉被称作石头，忠贞的人被称作骗子。后来，文王让玉匠加工这块玉璞，最终做成一块精美的玉璧，命名为“和氏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氏璧”和“隋侯珠”这两个典故往往并用，前者讴歌了人对于自己理想与主张的坚信与执着，后者则弘扬了知恩图报的道德观念。但是韩非子的用意却并不在此。“和氏璧”的典故，在他笔下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推行法治的不易。

从情理分析，君主对于珍珠美玉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就算当初卞和献的玉璞不够完美，对君主来说也没有任何损害，但还是在进献者付出双脚的代价后才认定是美玉，鉴定宝玉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而法治的实施与美玉的鉴定情形是非常相似的。在韩非子看来，“法术之士”暂时还没有被杀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促成帝王之业的法宝（“法术”）还没进献罢了。(www.xing528.com)

如果君主运用“法术”，大臣就无法专权独断，近侍官员就不敢卖弄权势；国家推行法令，无业游民就得从事农耕，游说之士就得冒着危险去参军作战。因此，“法术”就会被臣下和百姓当成祸害，因为法治的推行将会影响到包括大臣、近侍、无业游民、游说之士在内许多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既得利益。从君主的角度出发，因为打击面过宽，反对者过多，在关系、人情、利益、治乱等众多因素堆积的天平上进行权衡时，君主根本不可能抛开大臣和百姓的意旨，去完全采纳“法术”之言。在这样的情势下，“法术之士”就算努力到死，他们的学说也将不会得到认可。

同样是为了得到认可，同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故事“和氏璧”中的美玉最终得到了正名，而法治的实施却因为更为复杂的原因无法取得如此幸运的结局。

读史使人明智。历史不会重现，但是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与道理却会在时光河流中时时再现。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吴起由于在魏国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将目光移向了楚国。当时楚国的现状是大臣的权势太重，分封的贵族太多。吴起认为照这样下去，这些人就会向上威逼君主而向下虐待百姓，进一步导致国贫兵弱。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做出变革。那如何变呢？吴起向楚悼王建议，分封贵族的子孙到第三代时，就由君主收回爵位俸禄；其次，减少百官的俸禄，裁减多余的官吏，节约经费来供养经过选拔和训练的士兵。这样一来，既缩减了国库支出，又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可谓一举两得。假如楚国能够坚持施行吴起提出的政策，或许最终统一六国的就不会是秦国了，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遭遇并不比吴起幸运。商鞅本是卫国公子，后来辗转来到秦国。秦孝公时，在商鞅的建议下秦国建立了什伍组织，设置告密、连坐等制度，焚烧诗书，彰明法令，堵塞私人的请托而进用对国家有功的人，堵死了靠游说做官的途径，以奖励农耕和作战的方式来凸显农民和士兵的地位。面对历史的垂青，秦国抓住了机会。秦孝公实行了这些主张，君主因此尊贵安稳，国家变得富庶强大。与吴起之法在楚国执行一年不同的是，商鞅之法在秦国维持了八年。虽然相差仅仅七年时间，历史却在这貌似不经意的差别中决定了两个大国此后不同的走向。

其实，吴起和商鞅两人的主张在当时都是正确的，既然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一个被肢解，一个被车裂呢？估计每个读者心里都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在韩非子看来，不论是大臣，还是百姓，他们反对变法的真正原因都是怕新法损害自己的利益。同时，韩非子更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出发，在点明“法术之士”是推行法治的核心力量之时，也为我们道出了他们不能挺身而出的根本原因：在大臣贪恋权势、小民安于动乱的战国时代，社会风气的败坏比楚悼王、秦孝公时期还要严重，而君主却没有楚悼王、秦孝公那样的远见卓识。以楚悼王、秦孝公那样卓越的才智和魄力，吴起和商鞅尚且不能避免惨遭酷刑的命运，在当时那样一个更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法术之士”又怎能冒着吴起、商鞅的危险来阐明自己的法术主张？这将是一个不存在任何悬念的答案。因为缺少了“法术之士”赖以生存的土壤，法治终将无法实行，社会混乱的局面也就无法改变，而君主成为霸主，一统天下的理想，也只不过是一枕黄粱。

【扩展阅读】

导言：“和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极不利于“法术之士”的社会背景，如实反映了实施法治的艰难程度。而在“韩非子对堂溪公”中，韩非子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其法治思想中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精神，那种放眼天下、不拘小我的胸怀，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然。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人，人类的历史才得以一步一步地，更接近公平。

韩非子对堂溪公

堂溪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

韩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十七《问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