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配置与权力再生产的关系-课程政策方向谈

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如果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它就是一个权力容器，而教室这一场所也同样是一个权力容器，所谓权力容器按照吉登斯的理解就是指那种将一定的配置性资源（物质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来源于对人的活动加以控制的能力）在其中束集，——这些资源包括知识、物质产品、区域化了的身体安排等诸多要素，——并通过它们的固有的变革以及调节的关系，从而产生出权力的场所。在这里我所要关注的正是那种区域化和序列化了的时空安排，它对于权力的产生以及不断地再生产权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校的相对封闭性是纪律权力产生的一般基础，它可以使外界的干扰尽可能地被排除于教学活动之外，而这一点对于在学校内部展开各种区域化序列化的调节，以及对学生的身体进行不同程度的规范性调控是十分重要的。学校内部的环境通常是被严格域化的，也就是说场所内部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它们是一些更小的场所），每个区域都有自身的特点与职能，正是通过这些有意识的划分，实现了对于各种例行化的活动以及作为参与者的个体在空间上的组织安排，同时也有效地维持了一系列的纪律规范和权力关系。例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行政办公地点通常与教学区相分离，这显然有利于明确的区域分工和秩序管理，并且客观上有助于行政部门权威性的营造和维持。区域化有助于强化学生如下的观念：即不同的场所有不同的职能，在某些场所做某些事是不恰当或不允许的。学校的教学安排有其例行化的时空模式，相对稳定和精确的时间表规划出个体行动的例行化序列，教室被根据不同的职能加以明确的分工，这些对时间和空间的安排相互协调并共同发挥作用，从而使得在不同的时刻，每个学生都有与其角色相关联的明确的时空定位（下课除外）。铃声是统一行动的调节，它规范着学生们集体行动的时空跨度，并根据精确制定的时间表调节着不同时段中活动的内容，它也是把握学习活动中节奏变换的指示器。迟到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此种对于规范性的时空定位的破坏即使不受到教师诉诸行动的惩罚，个体也会由于对情境定位把握的失当而不同程度地体验到来自于情境本身的压力。时空定位的控制力广泛渗透于个体的行动之中，这种对于身体的控制是学校这样的权力容器所具有的特征，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控制的严格程度只是相对于松散的日常生活而言的，这主要是为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对学生的社会化而服务。学校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所谓的总体性制度的特征，但它毕竟与监狱这样的场所有着很大的区别。

教室是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其空间安排的某些特点，即使不是有意为之，却也对权力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从目前普遍使用的中小学教室的格局来看，教室自身的开放性即课堂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在视觉上的可交流性得到了充分地重视，这一方面有利于采光，但无形中也使教室中的活动无可避免地被置于外界的可能监视之下，即使当教师不在教室的情况下（例如一节自修课），学生的行为也随时可能被教师从课堂的外部加以注视，此种被看见的可能性强化了约束机制的效用，并且客观上促进了学生对纪律的内化，因为不在场的教师随时可能成为在场者，教室虽然可以暂时成为学生回避教师目光的后台，但此种后台与前台的转换机会由教师所控制，开小差的学生很可能使其聊天说笑的后台行为暴露于教师突然出现的前台尴尬之中，再加上惩罚所具有的效力，往往使得学生在与情境的反复互动中强化了自律性的内化。(www.xing528.com)

在特定的时间序列中，行为方式的调节作用于不同的互动情境，当上课铃敲响之后，学生必须进入教室，并在由教师规定的位置上就座，个体的空间位置是被严格限制的，而教师的定位也具有相对的固定性，这实际上促成了时空定位的分化，此时所发生的师生间面对面的互动隐含着权力分配的例行化过程。可以说时空的安排持续地参与着对学校以及课堂中的纪律权力的再生产，学校的许多规章也正是通过教师与学生在一定的时空安排中的反复实践活动，从而被不断地再生产着，而在此过程中还可能伴随着变革与更新，某些新的时空调节方式同时被生产出来，并作用于纪律权力的产生。应当看到，时空配置所生产出的权力有利于学生的规范社会化，个体在场所中例行化的行动过程本身就在反复强化着规范意识的生成，它通过权力在行动者行动中的渗透与扩散，通过场所内部区域化了的控制与调节，有效地组织起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学生们关于某些行为规范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