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期望：通过职业教育提升社会地位

中国的教育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在当代，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入仕，但读书的目标，还是提高社会地位。而职业教育却迷失在阶层制和劳动力提升这两个目标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社会希望职业教育承担起劳动力提升这个任务。但是学生、家长却希望通过职业教育提升社会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的惯性和教育的传统。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社会就一直存在阶级之分。这些阶级有一定的稳定性，为了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阶级之间要有一定的正常流动的渠道。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使阶级正常流动的伟大创造。利玛窦曾盛赞中国科举制：全国均由知识阶层治理。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替我们感到惋惜的是一个留居中国的英国人英格尔斯：“也许是他们（指中国）所创造出来的唯一值得保留的制度。”

系统提出教育分层理论的是斯普，他认为教育系统是一个“筛选机器”。社会向人们提供了一系列等级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位置，教育制度对人们进行筛选之后把人们分别分配到高低不同的分层位置。

几千年来，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都是为不同阶级准备的。在中国古代，学习诗歌、策论，为治国做准备的科举要高人一等，是万千士大夫追求的梦想。学习一门技术，为建筑、艺术而献身的，被认为低人一等。在欧美发达国家，其观念与中国如出一辙。

早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人们认为自由教育是一种有声望的教育，是培养独立的自由人的教育，而职业教育则是一种次等的工具性知识的教育。在工业化时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更容易从事职业阶层位置较高的工作。鲍尔斯（1976）指出，在美国，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明显被分流到职业教育轨道，在这一轨道，学生逐渐接受成为工人阶级的价值观^[16]。(www.xing528.com)

虽然社会阶层存在向上流动的可能，而且整个社会的自然生态是整体回归，即上一代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总体来看下一代会有向下走的趋势；上一代有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总体来看下一代会有向上走的趋势，整体社会呈正态分布曲线的趋势。但父母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地位，对下一代的教育选择有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

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概念和使用语言对其子女进行正规教育有积极作用，与学校的文化主流相一致；而农民工、城市基层工人的家庭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均缺乏改变自我的信心和能力，在教育的初始阶段就处于落后状态，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差距更为明显。来自相对贫困家庭的孩子，受成长环境影响，缺乏学习学校课程所需的语言、知识、概念上的准备。因此，他们会成为学业失败者，或分流至职业教育的轨道上，或中学毕业就不再上学。被分流至职业教育的学生获得更大成功的机会明显降低。

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在同层次学校中相对更差。职业教育提供的课程限制性很强，教学处于一种低智力水平，班级学风也影响着个体的成功，最终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被钉上了低能力的社会标签。

用人单位在确定应聘人员时，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无法详细了解和考察应聘人员的学习能力、工作态度和学业水平。比较简单也相对公平的办法是用应聘人员的学历来代替详细的考察。获得更高学历的学生，往往会被认定为更聪明、更勤奋、更努力，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成绩。获得职业教育文凭的，被标记为态度不端正、学习成绩差、接受能力弱。以上这些认识进一步固化了人们对职业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