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社区中内容的可信性是业界和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预测微博信息的可信性。C.Castillo等[137]将微博信息分为可信和不可信两类,利用文本分析法对Twitter上用户发布和转发的热点信息的可信性进行了评价分析,模型预测的精确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在70%~80%。M.Gupta等[138]利用事件图优化方法对Twitter上事件信息的可信性进行了文本分析,实验发现,该方法对微博事件可信性预测的准确率(accurate)达到86%,比决策树分类方法提高了14%。也有不少学者探讨了使用者对微博信息的可信性评价。M.Schmierbach和A.Oeldorf Hirsch[139]研究大学生在Twitter和网页及其他传统媒介上获取信息的情况发现,大学生在浏览Twitter时对信息的可信性非常在意。M.R.Morris等[140]调查了用户对Twitter的可信性感知情况,他们发现,用户评价Twitter可信性时考虑的特征与搜索引擎展示的特征存在不一致。仅仅基于信息内容,用户对Twitter信息的真实性判断很糟糕,相反,用户还要依据Twitter发布者的名字等启发式特征来判断信息的可信性。J.Yang等[141]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用户在微博信息可信性感知上的一些差异,重点分析的特征包括性别、用户名风格、账户图像、地理位置以及与关注对象的网络重叠程度等。研究发现,中国用户比美国用户更加相信微博且更依赖于这个信息来源。同时,在微博信息可信性感知中,中国用户更加依赖微博的信息环境,对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例如,当不同的微博话题中信息发布者的用户名形式发生改变时,中国用户可能识别出这是政治话题还是健康类话题,而美国用户则不会。陈强和陈冰淳[142]分析了用户对微博内容的信任问题,研究发现,用户对微博内容的信任与人口学变量、用户的微博使用习惯无关,用户更倾向于相信微博上时效性较弱的内容和负面消息,用户对微博内容的信任基于自己能感知到的真实性。用户对微博内容的信任不一定与发布者的权威性正相关,亲朋好友发布的内容比一些加V认证人士得到更多的信任。微博环境呈现出“报喜不报忧”和“信忧不信喜”的特点,微博信任机制从“你要相信”变为“我选择”“我相信”。
还有一些文献探讨了一般心理因素对微博使用的影响。毕宏音[143]分析了微博信息传播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她认为,微博社会空间中,“热点话题”与“活跃用户网络”从客观上成为推动微博信息传播的两大要素。她基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指出,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离不开“本我”“自我”“超我”的交互作用。同时,其他心理过程还包括:“高峰体验”促使微博信息的迅速传播,“高自我效能感”增强了微博信息的传播动力,“自我服务偏见”强化了微博信息的传播热情,“炫耀性心理”触发了传播热情。胡晓和余文武[144]探讨了微博时代网民行为失范背后的心理趋向,研究认为,网络空间中“匿名制服”的失效和“集体行动”困境的深化使得社会信任一再触底,急需从源头上规范微博使用者的主体行为。韩晓宁和吴梦娜[145]分析了使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心理认知各要素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多为正相关,媒体接触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因素更能影响政治参与。(www.xing528.com)
综合以上文献来看,虽然现有研究对微博信息的可信性等心理变量开展了重点分析,但针对其他心理变量的具体研究还少有涉及。而且,进一步地,成员参与微博的这些心理因素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尚不明了。鉴于此,本章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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