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新村：城市记忆中的白沙街巷故事

□成风

40多年前，有四幢排列整齐的三层楼新工房已经颇具气势了，而且冠之名曰“新村”——大庆新村！这名字不用斟酌就会让人觉出她厚实的历史感，肯定引人注目。

大庆新村，江北岸的一处风光。那时候我家就在这四幢楼的最末一槿，我的童年就成长在以大庆新村为中心的不大的方圆内。

当时，新村的南边全是一色的低矮零乱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瓦房。一条小石板路从生宝路划出一个圆弧逶迤而来，这是大庆新村的主要进出口。我家的后面即是水汪汪的农田，每天早晨我会远远地看到背着书包的同学从田埋的那边走过。处在这个被关在宁波城墙之外的城市边缘，我这个“城里人”的童年所接受的“城乡接合部”文化总是伴随着捉蛙、钓鱼和农民出工的哨声。那时候左邻右舍的居民户一般都养着三五只鸡。记得新村的西边曾有只不大的池塘，居民们对它的利用是每天洗刷马桶，白色或灰色的三三两两的鸭子也时常漂浮其上。对我们来说，养鸭是一件十分简便的差使：每天早上只要打开鸭笼，鸭们便会摇摇摆摆地朝池塘走去。傍晚时分，到池塘边“哦——溜溜溜”一声招呼，自家子弟也就告别白天的伙伴跟你回家，就像现在爷爷到幼儿园接孙子一样。因此，除了户口，我肯定不是正儿八经的城市人。插队时，经常有同乡聚一堂神聊，回忆童年时的玩乐，即使是游戏的方式、内容，也让我觉得我跟我的“老乡们”确实不在一个档次上，我自叹弗如。有一位家住城隍庙边的插友，说起宁波城里的街街巷巷，熟悉得就像在城里他有十个外婆似的。那时候住在大庆新村，的确是“下只角”，距城市的繁华所在东门街有三华里，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当年是个不短的距离，故而我们一般难得进一回“城”，进了城，一般也都只在东门街的前面一段——商业集中的一段来回转悠。

自来水还没接进家时，城里人用水要肩挑。

那公用的水龙头装在路口，一家一户生活用水就都要靠家中的青壮男劳力去担来，男劳力比较紧张或者没有青壮男劳力的家庭，就只能靠小小的铅桶一次次提了。出于爱惜家中的男人，许多家庭主妇常把衣服和菜拿到公用水龙头前面，一边用桶盛水，一边就蹲在一旁洗。装有水龙头的地方，因此也就十分热闹。三五个家庭妇女一聚，双手不停地洗着，.嘴巴也不停地聊着，气氛比家里热闹多了。

每到夏天，用水陡增，而自来水却显得羞羞答答。路口的水龙头前就会排起长队，木桶、铁桶、铅桶，大大小小、歪歪斜斜的一长溜。挑水的男人就在一旁拄着扁担吸烟和闲谈。

我们大庆新村的水龙头就安在第一幢101家的门口，由他家负责照看收费。101家听说是一个困难户，水龙头由他家掌管是经济上照顾他家的意思。的确，我们常常看到的他家大儿子有些憨，说话没有分寸，经常“七意八对”惹大家笑话。我们几个小孩挑水的次数一多，他就数不清数，由我们“乱搞”。但他人长得强强壮壮，面容俊朗，心地也诚实而善良，有人叫他帮忙，他都是笑呵呵地出力。

我家也住一楼，离第一幢的距离虽说有些远，但与别人家住二楼三楼的比比还是有些便捷。大庆新村四幢楼房，外表看整齐划一，但内部结构却每幢不一样。像我们第四幢的楼梯就是直通而上，楼道又宽，而第三幢的楼梯就有些窄，而且中间还有一个拐弯。这样挑水就麻烦了。不要小看挑水，这可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呢。与我家相隔几家的106房，自己在窗外挖了一口井，井边有一株无花果，再外边是篱笆围起来的小小泥地园子。我们经常到他家去打井水，省钱又省力。只是上上下下打他家井水的人不少，所以，每次都要陪点脸色。106房主人姓桂，一家都非常和善，是典型的讲究传统美德的人家。上了年纪的主人以前似乎是开五金工场的，或做五金器具生意的，当时家中尚有各种工具。我记得光是钟，他家就有许多个。老头子还有些风趣。我知道“洋泾浜”及这样的洋泾浜英语都是他口授的：

来叫COME去叫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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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多是跟哥哥姐姐一起抬水；稍大一点，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离家出外，就由我独自挑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人小体弱，只能挑半桶，还踉踉跄跄的；后来，我挑一担水也能健步如飞了。一担水当时是一分钱，母亲每个月给我五毛钱，我要保证家中的水缸常满，有多余的钱就归我零用。于是我总是抽星期天的上午集中时间挑，把家里那只七石缸灌得满满的，之后的一个星期就可以不用去挑了。再后来，我也插队去了。我在城里练就的挑水功夫在农村十分有用，因此担肥挑粪就没有怎样让我难堪。

那年月人们家中都强调节约。淘米以后的水，再洗菜；洗澡完了的水，再泡上换下的衣服。哪里像现在，不管洗什么，龙头一拧，清澈澈的流水就“哗哗哗”地放个没完。

106家的男孩桂忠杰，长我一两年，主要是我哥哥的朋友，我们也一起到倪家堰那边的河头去钓鱼，捉泥鳅。但他在家中有点独生儿子的感觉，因为与上面的兄长年龄相距较大，所以，桂家两老总是很少让他跟我们一起疯玩。我似乎是与他同时开始学吹笛子的，但他的水平总一直在我之上。笛子难玩，吹出来咿咿呜呜时，让人磨牙，因此我们总被大人赶到楼道里去。我们第四幢的楼道宽，到底是一间5户人家公用的厨房，放5只煤球炉，走廊上也堆满了5户人家的木柴。厨房白天比较拥挤很繁忙，入晚就空寂了。我们在黑暗中你一阵我一阵，或者合着，来一阵；我们交换意见，交流经验，也都是在漆黑之中进行的。多年以后，他的笛子已经吹得有模有样了，夜晚，第四幢的笛声已经成为我们那一带的一个象征。

其实，大庆新村四幢楼里有的是乐器高手，这些与我同龄的人才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渐渐地崭露头角或接近专业水平了。第一幢的手风琴，好像是叫姜峰的在练，也是与我们同龄。20年以后我再听人说起他时，心里一阵惊叹，一阵感慨：现在他已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了，周游世界，个性强烈，虽然对大众的影响还不大，但是在业内他的知名度早已如雷贯耳。活脱脱一个大师级人物，他的起步原来就在我们身边。第三幢107号的张炳彪，他一手二胡拉得跟电台里播放的一模一样。他好像从来不到外面和我们这帮人玩，我们几乎见不到同龄的他的身影，他进出无踪影，我们只闻其琴声，听其大名，仅此而已。中学毕业以后，听说他去了部队的文工团。第三幢东首一个楼梯上去，还有一个弹琵琶的女孩子，她比我们略小，听说学琴是有老师的。她经常背着一把用袋子包起来、几乎与她身子差不多高大的琴进出，我们都看到了的，我们还会用目光盯着她看。她的琴声也定时地加入到大庆新村的夜幕之中。总是在夜晚，她的琵琶声初始时怯生生的，间断的，缺少力量，那羞涩的乐音至今还残留在我的记忆里。她后来到一个剧团去了，成了专业的。那年月剧团到处奔波，送戏，慰问，总是在外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游走。有一个秋末的午后，她到我执教的学校来看我，其实她是路过我们镇的。我们扯来扯去地不知说了些什么。没一会儿，她说她头痛，于是，就在我的床上躺下。我不好意思看闭着眼睛的她，就到操场上和男生们打球。我回来时，她已经挺好地醒来坐着。她问我时间，我说了时间，她说要回去了，于是我就把她送到车站。那都是离开大庆新村以后的事情了。我家与她家还有一段小小的好关系：我弟弟与她弟弟的出生时间相差无几，我母亲缺奶水，她母亲就主动要我母亲抱我弟弟过去，由她母亲喂。

大庆新村内没有一家商店，要小零小买，往南，生宝路上有一家小店。往东，穿过大吉巷或者德记巷，就到了我们说的“白沙”一带。白沙那一带店家多，有粮站、布店、点心店，等等，店家也比较集中，所以我们一般都朝那里走。那时候有趣的是，在小零小买中连半分钱也要严格算计的。比如香烟1角3分钱一包，你花7分钱买10支，还剩半分，那也绝不四舍五入，商店会找给你几张手纸。

在大庆新村里常有穿街走户吆喝的担子，记忆中最深的有“头发兑针，辫子卖钞票”。每次一回想到这种吆喝，我便会不由自主地傻想：为什么头发兑针，而辫子却能卖钞票？卖现钱肯定要比兑针来得更有价值一些吧？也就是说辫子要比头发更珍贵？接着又想：为什么头发兑针，而不是兑别的日常用品呢？也许是：头发和针是因其形状的一致！我上有兄下有弟，家中几个和尚当年在剃头上的花费着实让我母亲心痛。记得那时候有好几年，我们的头发都是由当小学教师的母亲定期从学校里借来剃刀，亲手操刀为我们削去如荆如棘的乱发的。我们小孩子似乎总是不满意母亲的理发手艺，然而一茬一茬长起又理平的头发和我们那时候艰辛的日子一起都健康地过来了。母亲给我们理完了发，把地上的头发用扫帚扫拢一堆，再用报纸把那堆碎头发包好，放到屋角，等到“头发兑针”的担子一到，便将其换成针。而针，还有线，在当年生活中的作用是很大的：缝缝补补，补衣，缝被，甚至纳鞋。那时候针黹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寻常人家隔三岔五都要用到。

“头发兑针，辫子卖钞票”，这应该是商品交换中以物易物形式的最后回响。在这个回响中令人难忘的还有另一副担子——那就是摇着拨浪鼓的兑糖担。兑糖担的两头是两只大大的箩筐，箩筐上面顶着一只现在煎生煎包子那样的平底锅，锅里盛了烧制成整块的麦芽糖，那糖块是专门用来换旧铜烂铁的。交换时，双方指着糖块的大小讨价还价；成交时，担主用刀片敲下指定的形状给顾客，再把换来的废铁铜往筐里装。兑糖担的本意应该是收旧利废，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因其甜蜜的糖块主要是面向孩童，而小孩子在糖块的诱惑之下时常会产生尽量搞些金属的念头。所以兑糖担在我的心目中总逃脱不了引诱邪念的嫌疑。记得有一次，星期天的午后，住第三幢西边二楼的“拖鼻头”，终于经不住拨浪鼓的再三撩拨，趁着父母不在家，把家里的一只完好的闹钟变成了一块不小的糖。夜晚，我们便听到“拖鼻头”在父母痛打下的嘶叫。那以后，我对拨浪鼓总感到厌恶和反感。到底还是“头发兑针，辫子卖钞票”来得实在。

那时候大庆新村及附近一带，还经常活动着一个补竹箧的，那年过花甲、整天讲着笑话的风趣老人，在方圆不大的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据说他是独身。他的竹篾担子一头的筐里总放着酒瓶子，而生意有否不论，他总是喝得脸上红润润的。他的手艺非常好，有了他，我们那一片就从来不见别的竹蔑匠出没。而他肩上的竹扁担也可以佐证——那扁担在他的肩上，配合着他担子的重量，和着他慢悠悠的步子，非常轻巧，且节奏感十足。他一边吆喝，一边还故意让扁担上下大幅度地跳动，又偏偏不用手去扶扁担，就像现在舞台上表演的节目一般。他叫喊的声音也十分有特色。他总是把“补筲箕呵——”叫喊成“补筲——箕呵”，如同现代诗人故意把一些已经定型的词语的节奏改了。

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们新村的周围纷纷崛起各式更新的楼房，大批农田伴随着叶绿素的色彩和气息北迁。我们四幢老式新房子的左右前后，有很多大单位和大企业新盖的楼房都编号在大庆新村之中，开创了大庆新村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我们也就被围在了真正的城里。然而三五成群、“各自为政”的楼房也成了陌生来客的迷宫，来不及作出总体科学规划就已既成事实的大庆新村，使得自己在宁波城只领了短短几年的风骚，又很快被后来者夺走光彩。上世纪90年代末，大庆新村中最有历史的四幢拆除了。我哥哥一家迁走了。我童年时候的玩伴四散了。我熟悉的一些故事和人物也都成为记忆了。没有了物质载体以后的儿时情景，似乎反倒方便携带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些身影都会追踪我到哪里。我只要静下来，只要对自己渺小而微弱的人生一开始有所梳理，那些时光就会栩栩如生地跳跃出来。

这几年我们城市的发展就像水中的涟漪，一环一环美丽且有序地向外扩展，而紧挨着我们这座城市的五彩花环般的边缘地带，似乎全都是新村。那些亮丽的让人身心欢娱的现代化新村，将会形成怎样的现代化的“边缘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