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街巷故事：我的父亲与我的同学

□黄潮

我父亲“文革”闲居在家时，有一阵就是在鱼市场做“外包工”的。他每天拿一条扁担和两条绳索就去鱼市场挑鱼了，每条绳索的两头都有铁钩，是用来钩鱼筐的。他们从跳板上像排队一般上上下下，把新鲜的刚刚从海上捕捞来的鱼货用肩膀卸到岸上。一天下来，先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体力劳动的父亲往往双肩通红--右肩一痛，他也会学着别人的样换换左肩。但那时候似乎也是他比较轻松快活的一段时光。他用自己的体力养家糊口，那时候“外包工”因为没有其他保障，干活也不稳定，所以日工资相对就比较多一些，而且没几天就可以兑现一次。除此，在鱼市场干活，收工时往往还可以捡到鱼呀、虾呀。那些绝对第一新鲜的海鲜，对于我们一家有许多张嗷嗷待哺的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些日子父亲似乎也总是开心着，自己挣钱抽抽烟喝喝酒，余暇时便跷起二郎腿拉拉京胡，嘴上再哼上一阵子。父亲这时不像另一些甚至连体力活也没能干的时候，那时候他苦闷，无聊，烦。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的吃，就靠我母亲一个人做代课老师的收入来支撑，的确，生活是清苦的，甚至用“清苦”都还不够。有时候，比如刮台风时，鱼市场没有新的渔船到岸，就没有鱼可卸了。父亲一早离家到那里去排队，又一早空空回家，脸上挂满沮丧。

虽然我父亲是一个开朗豁达、并不轻易就对生活失望的人，但是想想那些日子，想想一个男人在那样的情形之下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自我鼓励才能跨越过来，这些就令我现在都不免心寒。我父亲除了在鱼市场担鱼货，还干过许多种重体力劳动，比如拉手拉车，挑沙泥，挑砖，拆墙。有一天傍晚回家，他有些高兴，说：我给大家说一个笑话，是今天发生在回家路上的。他说他们几个下班走着，突然一阵风猛刮过来，一旁的人草帽被风吹到河里，大家一起笑他。那个人却说：好，好，吹得好，帽子终于摘掉了！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母亲就在白沙路小学当老师。她是唱歌教师，弹得一手好风琴。那天下午，她应该也是正在上唱歌课，边弹边唱，开始投入，忘记了我在肚子里难受。于是我就踢她一脚，再踢她一脚。她的肚子开始绞痛起来了，她有些站不住，就慢慢地弯着腰，蹲下去。这时候，学生们都离开座位围上她，并慌乱起来。就这样她一到医院，世界就顺利地有我了。

我出生的那间唱歌教室后来我也坐过了。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摆放着右边有伸出去一个方块的椅子，那伸出去的方块正好可以放书放本子，搁写字的手。我刚刚从乡下转学到宁波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椅子，很长时间心里都充满了好奇。后来我一直为写字左撇子的人担心。可惜我们班里似乎没有左撇子同学，因此我也没有看到过左撇子应该怎样用这种椅子。其实当年我们小孩上唱歌课就是唱歌，放开喉咙，大声，就可以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要记要读的。教室是地板的；窗户有些高，因此光线有些暗。教室门外是一个大厅，水门汀地面，磨得很光滑；大厅一边还有一间小屋，是体育器具的保管室，我们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就在那个门口排队，等着领器具，有板球、跳绳、高跷、铁环等等。其中铁环最多，当年我们也滚得最多。课外活动时，校园里到处跑动着滚铁环的小男孩，他们的身影摇来摇去，在那条直的跑道上来来回叵I，像一群快乐着的蚂蚁。

一班的部队孩子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我们班的孩子与他们一比较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他们班的孩子读书成绩就是好，他们聪明、活跃，个个长得漂亮，也个个穿戴得整洁——他们的确惹老师们甚至是我们四班同学们的好感。而我们班的同学看上去当然都与这些相反，除了打架的狠劲。因此我们两个班级天生就是一个对立面。学校里有什么活动，出挑的总是他们班的同学，荣誉和成绩总是属于他们。好在我们的班主任丁老师总是站在我们这边。

丁老师高大，宽宽的脸庞上总是挂着笑脸，只有批评起来眼睛才会瞪大。她穿着朴素，说话直率，并带有我们熟悉的很多俗语俚语，有时看上去就像我们的阿姨。一班的班主任杨老师则有些不一样，她总是说普通话，下课的时候也说。她身材苗条，衣着讲究，但她从来不正眼看我们班的同学，当然更不会议论我们班级的什么了。而丁老师在鼓励我们时总是要举一班的例子，总是要把他们班当作我们努力的目标。

我们班的教室在二楼，在刚上大门右手的那一边。我们朝北的窗户下面就是围墙，围墙的对面也是一个带有花园的洋楼。那是一座南美风格的建筑，那时候已经成了部队的一个幼儿园。从我们窗户向那边望，整座幼儿园尽在眼底。比我们更小的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快无比，有时候他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在草坪上做各种游戏。我是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上过幼儿园，在那之前甚至还没有听说过幼儿园，因此看着那些孩子们做游戏，往往会发呆，看着看着，就会倚着窗口，经常就忘记了时间。(www.xing528.com)

在白沙路小学我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当几乎所有同学都是“红小兵”的时候我还不是。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的大字一直能受到丁老师的表扬，几乎每天，黑板一角贴的前一天的大字作业总是我与另一个女同学的。我们俩写的大字作业，被丁老师画了十八九个红圈，有时甚至是二十个，整齐地贴着，作为大家的楷模。这也就是后来我一直对书法有一种说不出的热情和偏好的缘由。

相比之下，我们班同学都要比一班的粗野，他们班的同学都不敢与我们交手。作为工人阶级的后代，我们班同学上学时有不少都是超龄的，还有兄弟俩同在一个教室的，因此我们有身体上的优势。一班的教室与我们隔了一个走廊，他们班朝东的一面是一个很宽阔的阳台，下课时，大家都会到阳台上去玩耍，男同学推来操去，女同学踢踢毽子什么的。我们两个班级的同学发生摩擦时总是他们先让的。我们班做大扫除也总是超过他们。丁老师一号召，我们带抹布的带抹布，带扫把的带扫把，带水桶的带水桶，没有空手来的。一干起来，我们都是玩命一样的狠，打湿了身子就打湿，钩破了衣服就钩破，没有一个躲躲闪闪的。每次学校一检查，我们的排名总在他们前面。

沿着白沙路，我走得最远的，大概是三区货场那一带。三区是港务货运码头，在宁波人人皆知。它的优势还在于紧紧挨着火车北站，火车北站也是一个货运站，因此货物驳运非常简便。我是很晚才知道那两个大的货场是连通着的。

三区货场管得很严，不容许我们小孩进去玩。火车北站对于我们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许多同学就住在里面。后来和我成了几十年挚友的汤，当时就住在里面的职工宿舍楼里。那一排职工楼的周边环境有些脏乱差，楼前有臭水沟，还有零零乱乱各自搭建的棚屋；鸡呀，鸭呀，都自在地四处活动。楼里面的走廊则堆满了各种杂物，长年煤球炉子的烟熏火燎使得墙壁早已看不到一点原来的白色。汤的家在二楼最里面的那一间。到北站去，主要是想打篮球。那年头篮球场不多，北站宿舍楼旁边有一个，但一般情况下都轮不到我们小孩，即使汤，作为自己职工的孩子在场也没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货场里到处转悠，看到可以吃的东西而大人们又疏于看管的时候，便伸手拿着往嘴里塞。有一次我们从麻袋里抓到的是一根根树枝一样的甘草，于是就塞在袖管里面偷出来啃，不时地啃一口，嚼嚼，啃一口，嚼嚼。第二天我的鼻子就开始出血了。

小学毕业以后，我们有几次到母校去打篮球。那个风雨球场一瞬间变得窄小，球架也低矮了许多。只是球老是投不进球筐，原来是我们带去的球大了一圈。

天井里那个水泥砌的蓄水池还是老样子，从外面敲它的壁，会发出“哐哐哐”的空虚的声响，还带有回音。记得以前做大扫除时，我们就是从那个水池里取水的，用绑着绳子的吊桶放进去提，再抬到教室里去。以前它是那么庞大，容量也是那么的无限呵，我们捉迷藏时只有胆大的、身体长得尤其高大的男同学才会爬到它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