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敦煌保护史上的第一功臣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那时莫高窟的环境，今天是难以想象的。王道士自1931年去世后，境况更不如前。饥饿的野狼，流窜的土匪，骤然而至的沙暴，构成了十分凶险的环境。而且这里距离敦煌县城尚远，孤立无援。只能吃到粗糙的食物和来自窟前宕泉的咸涩的水。一位朋友借给张大千一支骆驼队，帮助他从一条很远的干涸的河床旁，运来烧饭用的枯木。这支慢吞吞的骆驼队来回一趟，需要八天，加上拾柴的一天，每趟需用九天时间。而每次运来的木头，刚好供九天之用，所以这支劳苦不堪的骆驼队一直是在路途上不停地走。

张大千也像一只骆驼，在莫高窟里上上下下不停地走。

最艰苦的事要算临摹本身了。

▲张大千在莫高窟前喂养野鸭（1941）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而这里只有玉门油矿生产的土蜡烛，质量很差，火光昏暗又摇曳不定，临摹时很困难。再有就是临摹窟顶上的壁画了。他要爬到很高的架子上，仰着头来“高空作业”；倘若临摹接近地面的壁画，则要侧躺下来画。他说：“有的地方离地面仅仅一尺多，当年画工必须长时间地侧卧或匍匐在地才能完成，他们所付出的艰辛，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使他真正体味到当年民间画师们作画的滋味，从而对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画师的功夫仰慕至极！

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十二丈的大画布。

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张大千对壁画十分爱惜，有时拷贝画时，恐怕纸擦伤壁画的画面，便悬纸而描。临摹壁画的梯子绝不靠在墙壁上，而是将两个梯子并立一起，没有人帮他扶梯子，这就十分危险。在他给洞窟编号时，先请人用白粉在洞口处刷个方块，再由他写窟号。他要求很严格，一是白粉方块的大小必须一致，二是绝对不能损伤壁画。显然，他已经有了很强的保护意识了。这样，他对敦煌的思考就远远超出艺术的范畴，而是对整个文化的关切。

▲三危山下的月牙泉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得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地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七百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www.xing528.com)

张大千的焦迫之情强烈地感染了于右任。于右任返回重庆后，立即写了一份建议书给国民政府。建议书所表达的激情，今天仍能感受到——

▲历经沧桑的西域古道

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圮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二百，包括南北朝、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为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这件事要办成是很难的。敦煌这么远，交通不便，当时又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早已搬到后方的重庆。但中国是个文化大国，历来珍视文化，再困难也不能将莫高窟置之不顾。许多著名文化人便争相出面，多方呼吁。历史学家向达受中央研究所之约，率考古组赴西北和敦煌考察，亲眼看到散落大漠中祖国瑰宝的悲惨处境。归来后，奋笔疾书，写成万言长文《论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发表在重庆的《大公报》上，反响强烈。贺昌群马上写了《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文，也发表在《大公报》上，及时响应。跟着各方学者都著文同声呼吁，舆论极大。经多方努力，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教育部出面邀请自法国留学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负责筹办。

转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展览，相继在重庆和成都展出，轰动一时，这一次已全是叫好之声了。张大千在敦煌前后三年，临摹作品近三百幅。小至尺余，大至数丈。平均每三天一幅。作画数量惊人，其激情澎湃，可以想见。这是首次将精美绝伦的敦煌壁画，整体地展现在国人面前。这也正体现“敦煌的临摹”独有的意义，即对敦煌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此时，诗人沈尹默想到了画家三年来经受的种种非难，感慨不已，挥笔写下四句诗来：

三年面壁信堂堂，

万里归来髯带霜。

意苡明珠谁管得，

且安笔砚写敦煌。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