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
人们不约而同称藏经洞文献为“敦煌遗书”。这个“遗”字真是意味深长。它既是历史遗忘的，也是现实遗失的。但学者要挽回这失去的一切！
侠肝义胆，古道热肠，不单在武人身上，更在文人的心中。
就在罗振玉看到六国饭店伯希和那个展览的当月，他便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一文，记录了这次见到的敦煌遗书十二种书目三十一种。紧接着又补写了《莫高窟石室秘录》。首次向国人公布了地处边远的敦煌无比重大的发现，以及痛失这些宝贝的真实状况。
公布这惨痛的事实，一如当众失声痛哭。
▲罗振玉和王国维
凡有责任感的人，都感到自己心中有一口钟，被他敲响了。
紧接着，王仁俊、蒋斧等学者就把从伯希和那里得到的照片刊行出来。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于1909年9月出版；罗振玉和蒋斧编的《敦煌石室遗书》于1909年11月出版。这对于当时的印刷能力来说，他们几乎用了救火的速度来抢救这些失却的文化珍宝。
一时的焦迫之情，也正在这做事的速度之中。
这一来，立即得到广泛和积极的呼应。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像罗福葆《沙州文录补》、罗继祖《敦煌石室遗书三种》、王国维《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等，每部新著问世，即刻成为一时注目的中心。各学科同时并举，形成了敦煌学最初的架构——一个朦胧又实在、复杂又宏大的学术架构。这反映了我国知识界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和学术上的敏感。
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www.xing528.com)
▲贺昌群著《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一百零四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敦煌卷子·地志（局部）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子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的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三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十四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
当他们千辛万苦地返回祖国，正赶上日本人用战火狂烧中国的江山。姜亮夫辛辛苦苦抄录回来的手稿，存放在上海闸北一个朋友的家里，但在日本飞机轰炸中，全部毁在这场战火中了。
灾难又碰倒一块不幸的敦煌文化的多米诺骨牌。
然而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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