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对于延迟满足的影响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情绪是人们对认知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345]。有研究发现易怒、烦躁、攻击等负性情绪会对个体在工作中的延迟满足产生负性影响[37]，焦虑也有同样的影响，即焦虑水平高的员工的延迟满足能力较低[148]，羞耻、愤怒等消极情绪会使人们失去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忽略未来长远发展而追求眼前的事物[203]。总之，以往的研究对于消极情绪与延迟满足的关系有较多的关注，而积极情绪与延迟满足的关系如何却缺乏关注和系统研究[36]。幸福既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近年来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是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和对积极情绪的体验。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尼曼认为幸福感应当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55，56]。哈佛大学塔尔博士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57]。主观幸福感作为积极情绪最具代表性且广受关注的指标之一，与延迟满足感之间的关系却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有研究指出对当前现状比较满意或主观幸福感较高者，对于以后的职业规划有更加明确的发展目标，会更加注重对知识的学习，并自觉地对一些冲突进行调节[58]。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高校体育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对其职业延迟满足有正向的影响。
职业认同是一种积极的职业心理，是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一种积极认知和情感体验[273，274]，当个体从内心认同自己当前所从事的职业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工作中，从而获得领导与同事的认可，从而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王迎春指出企业员工若对自己的职业有强烈认同感，则会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346]，认同本身所从事职业的个体会更加倾向于认为自己和职业具有一致性，从而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工作意义感，进而提升工作满意度[347]。希尔顿（Sheldon）和卡比尔（Kasser）也指出，当个体的日常生活与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基本需求相一致时，会显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348]。当个体把教师职业当作对其本身而言的一项有意义的、重要的或有意思的工作时，那么这种意识将会使教师对其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满意度水平提高，从而可能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因此，教师的职业认同会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那么，主观幸福感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与职业延迟满足关系中是否具有中介作用呢？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假设3：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对职业延迟满足的影响通过主观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综合前面的分析，最终构建的假设关系模型见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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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主观幸福感在职业认同与职业延迟满足关系的中介作用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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