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延迟满足影响因素研究成果

有关延迟满足影响因素的研究可分为与个人特质有关的影响因素和外界环境因素。

1.与个人特质有关的影响因素

（1）个体延迟满足及延迟满足策略的发展过程

延迟满足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在儿童生理逐渐成熟的前提下，在他人指导和与环境的不断交互过程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2岁儿童已经可以通过外部言语来安慰自己和调控自己的行为，这与他们的言语能力和自我意识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是，2岁时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只是有了初步发展且有个体差异。此年龄的儿童在控制自己的行为时，所采取的延迟策略首先是分心，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其他策略（问题解决、寻找帮助、寻找安慰、回避、被动行为）；其次，使用较多的是寻找帮助和寻求安慰[75]。有些2.5岁的儿童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抗拒当前诱惑的能力。尽管如此，学龄前儿童抵制眼前的诱惑又耐心等待还是相当困难。

3～6岁是儿童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重要阶段，儿童在4岁时出现明显的个体差异。米歇尔[78]发现，3～5岁的儿童不能长时间抗拒诱惑。在研究中，有些儿童只可以保持1～2分钟，而有些则可以保持15分钟（规定的时间长度）。那些能够长时间抗拒诱惑的儿童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他们或是闭上眼，或是唱歌，或是做游戏，或是做一些其他的活动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诱惑物上移开，但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他们抗拒眼前的诱惑[86]。我国的研究同样发现了这一阶段儿童延迟满足情况及策略的使用。研究结果显示，3～6岁儿童的平均自我延迟时间随年龄增长而延长，3岁儿童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少，使用延迟策略少，平均延迟时间短；4岁儿童主要使用寻求策略，平均延迟时间显著增长；5岁儿童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明显增多，主要使用寻求策略和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平均延迟时间更长；自我言语控制策略虽然表现出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的趋势，但在整个学龄期始终不具有显著优势[87]。同时，3～5岁儿童在延迟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孩更多使用主动解决问题策略，女孩更多使用自我安慰策略[87]。

6～8岁的儿童则可以认识到用一些客观的方法转移注意力，如闭上眼或将诱惑物盖上。到了11～12岁，儿童已有一些主观的想法，如“我根本就不喜欢它（诱惑物）”，以减少挫折感，这样也可以使等待的时间延长。对小学儿童的延迟满足调查显示，不同年龄学生延迟满足的能力不同：年龄越大，延迟满足能力越强，自我控制能力也越强；一、二年级延迟满足能力明显低于三、四、五年级；延迟满足能力的强弱对学习成绩有影响，高年级尤其明显；1～5年级学生中，男生延迟能力低于女生，但随着年龄增加，差距越来越小，高年级的男生延迟能力甚至超过了女生[88]。12岁以上个体的延迟满足研究主要集中在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学业延迟满足以及参加工作后的职业延迟满足。

（2）个体气质对延迟满足的影响

气质理论认为，儿童自我调节的生理机制是个体在早期的活动性水平、情绪和注意方面的差异[89]。大多数研究表明气质和延迟满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其关系在不同的研究中有差异。一些研究初步发现儿童气质对延迟满足能力的预测作用。波斯纳（Posner）和罗斯巴特（Rothbart）[90]的研究表明，儿童气质中的抑制控制、注意的集中或转移、低强度的愉悦感和知觉敏感性与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有关。西尔弗曼（Silverman）和拉古萨（Ragusa）[91]发现，儿童气质水平越低，其延迟满足能力越差。

我国学者马晓明[92]研究发现，3～5岁儿童中，不同气质类型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差异显著：抑制型（较高社会抑制和专注性，较低活动性、情绪性、反应性）和敏感型（较高情绪性、专注性，较低反应性、社会抑制性）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显著高于均衡型（活动性、反应性、情绪性、专注性、社会抑制性均居中）和活泼型（最高活动性，特点为精力充沛、情绪性强，较低反应性、社会抑制性和专注性）儿童，专注型（很高专注性，较低情绪性，中等反应性、活动性）的儿童延迟满足能力显著高于均衡型的儿童：专注型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显著高于活泼型儿童，且差异显著；此外，3～5岁儿童气质类型和年龄对延迟满足的影响不存在交互作用[92]。杨丽珠的研究发现，儿童气质与自我延迟满足能力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尤其是活动性、负情绪、任务坚持性、冲动性，具体来说，负情绪水平低，坚持性好和冲动性低的儿童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发展较好，活动性水平高的儿童自我延迟满足能力较差；而气质中的抑制性方面则与自我延迟满足的能力没有显著影响[93]。李鸽用儿童行为问卷测量儿童的气质类型时发现，儿童的气质对延迟满足能力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气质的抑制型控制能正向预测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外向型能负向预测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94]。由此可以看出，国内研究儿童气质对延迟满足能力影响的文献缺乏对儿童气质划分的统一标准，且数量较少。

（3）情绪情感调节对延迟满足的影响

在米歇尔的延迟满足“冷、热系统”两个阶段的模型中，有学者提出，自我控制能力和情绪情感调节能力在两个阶段中都有体现，只是在第一阶段中，情绪情感调节对刺激的“热”的方面进行评价，在第二阶段通过对自控能力的操纵来体现它的作用[95]。许多研究表明，消极情绪削弱了个体控制冲动的能力，他们更容易做出冲动的选择和自我控制的丢失[78]。自我控制是延迟满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小玲参考其他研究者的情绪调节策略分类，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策略纳入情绪与自我控制的研究中，结果发现中性情绪组的个体在自我控制上显著高于消极情绪组和积极情绪组，而消极情绪组和积极情绪组没有显著差异[96]。情绪调节对个体自我控制有影响，在消极情绪状态下，表达抑制调节组自我控制得分显著高于认知重评组，而在积极情绪状态下，表达抑制调节组和认知重评组的自我控制得分没有差异。后有研究证明，在不同情绪状态下，情绪调节策略与延迟满足具有类似的关系。幸银盈等人的研究显示，情绪类型的确会影响延迟满足，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状态下的延迟满足水平显著高于消极情绪状态下[97]，且进一步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策略能有效地改善消极情绪对延迟满足表现的负面影响，她认为可能是因为个体完成自我控制任务过程中其自我控制资源将会被消耗，这使得紧随其后的自我控制任务可利用的资源减少，进而表现出低自我控制水平。在积极情绪条件下，男女生延迟满足得分差异不显著，在消极情绪条件下，男生延迟满足得分显著优于女生[97]。(www.xing528.com)

2.外界影响因素研究成果

（1）家庭对儿童延迟满足的影响

有关家庭对儿童延迟满足的影响，研究者们主要从家庭教养方式、母亲和父亲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家庭教养方式是影响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98，99]。研究显示，家庭教养方式，尤其是母亲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75]。教养方式中的拒绝、情感温暖等方式能有效预测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相对于溺爱型母亲，自主型母亲抚养的孩子表现出较强的延迟满足能力[100]。自我延迟满足能力越强的儿童其母亲积极鼓励独立性维度得分越高，儿童不能延迟满足与母亲的过度控制和敌意有关[91]。母亲批评儿童或过度参与儿童生活，会对儿童构成压力，限制其自我延迟满足[98]。当母亲在互动中过度控制时，儿童在与母亲分开的状态下延迟满足时间更长，选择的延迟满足策略更好；当母亲在互动中降低控制时，儿童在与母亲一起的状态下延迟满足时间更长，选择的延迟策略更好[101]。

另一方面，父亲相对母亲更多地陪伴孩子游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主要作用在于建立规则，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为了获得父亲的认同，就需遵守父亲设立的规则，而遵守规则就需要控制冲动，这正是延迟满足的核心[30]。研究显示，在控制儿童年龄、性别和母亲参与后，父亲的参与（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能预测儿童自我延迟满足的能力[102]。孙元元对4岁儿童自控力的研究发现：父亲参与教养可以显著预测4岁儿童自我控制力的发展[103]。

家庭经济水平对儿童延迟满足是否有影响有不同结论。经济水平和儿童延迟满足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其他条件的制约，如因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而不同[104]。

（2）群体压力对延迟满足的影响

米歇尔探讨儿童在个体情境下和群体情境下是否有差异时发现，在不同情境下，儿童的延迟满足选择存在性别差异[86]。我国的研究发现，群体压力对儿童影响具有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来源于年龄、性别以及延迟满足策略的使用。5、6岁两个年龄组儿童的延迟选择无差异，但女生的延迟满足能力高于男生；群体压力对6岁女生的个人决定影响较大，但团体决定的意见多数与团体中的个人决定一致[105]。左雪对3～5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个体与群体情境除了在寻求帮助上对幼儿有差异，幼儿个体情境下使用寻求帮助的策略明显多于在群体情境下使用寻求帮助的策略，此外，在延迟时间及其他延迟策略（注意转移策略、回避策略、言语策略和被动策略）上均无差异[77]。陈红梅考察了3～5岁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延迟选择倾向差异，结果发现3～5岁儿童在个体和群体情境下延迟选择倾向呈现出显著的年龄和性别差异[106]。张剑的实验研究发现，对于4～6岁儿童而言，延迟满足时间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延长，这一趋势不受个体情境或群体情境的影响；儿童在群体情境下的延迟时间均显著高于个体情境，各年龄段儿童均符合这一结果。此外，在群体情境下，儿童更多地使用了行为模仿、同伴监督、合作性游戏和旁观者游戏的群体导向策略，这些策略有效地延长了等待时间，儿童群体性策略的使用随其年龄增长而更倾向于复制的合作性游戏策略[107]。

在大学生群体中，当大学生面对群体压力情境时，他们的反应与是否是独生子女以及群体压力大小有关，独生子女延迟满足能力强于非独生子女，高压力群体情境下延迟满足能力明显低于中、低、无群体压力情境[108]。张明等人发现，在独自操作和单一团体情境下，学优生延迟能力显著高于学困生，混合团体则不存在这一情况，学优生的延迟满足能力在独自操作和单一团体情境时水平较高，而混合团体的成绩则显著低于单一团体，学困生的延迟满足能力在单一团体和混合团体时水平较高，而单独操作成绩则显著低于混合团体[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