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教育，让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陶行知所处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陶行知认为必须推翻贵族化教育，提倡教育机会均等，让广大平民接受文化知识。他提出“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通过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2]他认为推行平民教育是为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的权力，不仅是普通识字或文盲的普遍扫除，还是教大众做人，教大众生活，教大众起来做自己的主人，使众人养成一种共同求进的决心。

陶行知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推行平民教育，和朱经农编《平民千字课》，不到一年就推行到了20个省区，超过50万人能读《平民千字课》；1926年草拟发表《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辞谢武汉师范学院院长的高位，穿上粗布草鞋，到乡村去普及教育；1927年，白手起家创立晓庄师范，培养乡村教育队伍；1932年，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嫁活动，把科学教育普及到工农大众；1933年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在上海各工厂建立工人夜校和识字班；后来又推行“小先生制”，推广到全国26个省市，成为普及教育和扫盲运动的一支主力军。

陶行知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为普及教育而倡导和推行了各种教育运动，如他所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让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的教育。”[3]他认为农民是大众的最多数，教育首先要为农民服务。他号召从事乡村教育的人，“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含着他们所想的幸福。”必须备一颗“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4]普及教育是陶行知一生的追求，而平民教育则是普及教育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浙江安吉的经济得到发展，乡办、村办、联办企业破土而出，富裕起来的山民有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保证，进而追求精神生活。其中放在首位的，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后代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全县40多万人口只有4所高中，初中毕业生不到15%的学生能升入高中，剩下的学生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纷纷落水，被挤回了山乡。很多想要上学的孩子哭着想要上学，孩子、家长也到处求老师，可最后还是没学上。

汤有祥私人办学校，就把教育的落脚点落在教育上，让那些失去继续求学机会的农家子弟重新走进校门。上墅私立高中在挂牌的第一天起，大门就向那些没有学上的“六类苗”敞开。所谓的“六类苗”，在当时的安吉，人们习惯把录取在省级重点学校的尖子生称作“一类苗”；录取在中专的称为“二类苗”，再往下就是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技校，而这些失去继续求学机会的落榜生就成了“六类苗”。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学上，学校也在栉风沐雨中一步一步地扩大规模，克服种种困难，从当初的六十名学生到现在的六千多名学生。(www.xing528.com)

在这些学生中，有很多出身贫苦，难以顺利就学，汤有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点亮希望之灯。2006年陈星以588分的成绩，被西南大学中文系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特别感谢校长，因为是校长才给了他读书的机会。陈星家住在安吉的山村，出生两个月，母亲因病去世，2岁时，父亲离家出走，当时家里还有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全靠爷爷在家务农，才把他和哥哥拉扯大。陈星初中毕业，面临失学，汤有祥给了陈星一个继续读书的机会，给他免去学费，还每月提供生活费，帮助他安心完成学业。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学校每年都会资助一些贫困生，不让他们因为贫困而辍学，普及了当地贫困地区的教育，让一部分困难家庭因为教育改变了命运。据了解，仅2017年秋季学生免学费资助2130人，免学费资助金额达340多万元；贫困生资助128人，贫困生资助金额12.8万元。

为帮扶贫困学生，上墅私立高中党支部还设立了“爱心基金”，每名党员都会资助一些贫困学生，先后有300多名贫困学生受到资助。同时党员们还对结对的贫困学生实行“经济扶贫、德育结对”的育人新模式，关心贫困学生心灵的成长。英韩班某男同学，家庭贫困，自信心不足。自2017年3月起结对受助以来，各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关心集体，主动热心帮助其他同学。自觉认真地参与和组织班级及学校的各级各类活动。由于各方面表现优秀，被评为校级优秀学生。此外学校每年面向中西部贫困地区计划招收20名贫困学生，给予免全部学杂费、每月生活费补贴等优惠支援政策，毕业时由学校安排就业。

汤有祥情系家乡，心系学生，扶贫助困，让没有学上的孩子有学上，让上不起学的孩子也有机会接受教育，凭自己最大的努力普及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