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胡氏与湖州汤有祥办学的差别及成因

无锡胡氏与湖州汤有祥在教育实践上毕竟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而差别的基本点正在于历史时代及社会条件的决然不同。无锡胡氏办学从教是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始阶段，教学和管理较多借鉴、模仿国外学校的做法，摸索前行历经曲折反复。而湖州汤有祥创办和私立高中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国内教育体系已经成形但面临变革调整。上墅集团在实践中较多地借鉴公办学校，同时也与公办学校存在某种竞争，需要在改革创新中探索前行。这决定了两者在起点层次上和发展路径上存在很大差别。此外，前者办学主要是在大中城市，后者起步于山区农村，城乡和地域的差别，也使两者在办学形式和教育改革的重点上有着种种区别，其中值得探讨的至少有这样几点：

从蒙学起步与直接开办高中。无锡胡氏起步办学时，中国现代教育尚属于一片空白，只能从最初的启蒙教育做起，所办学校先是初级小学，以后才循序渐进，逐步向完小、初中、高中、大学延伸发展发展。相应的，胡氏的教育理念也有一个从传统“明体达用”到现代教育科学的跨越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上海、无锡两地以及国内多地的互动，包括师资的交流、教材的应用、管理方法的相互借鉴等，对胡氏教育实践的进步，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相比较而言，汤有祥的办学直接创办高中，并逐步向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这是基于小学和初中教育基本普及的现实条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从业者更高文化和专业技能的要求。值得一说的是，上墅教育集团诞生于湖州，与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不仅是乡村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提出需求，而且民营企业竞争发展的创业实践也带给汤有祥以启发和激励，赋予其办学实践较强的冲动和活力。如果说无锡胡氏的教育理念具有鲜明的科学家色彩的话，那么湖州汤有祥的办学实践则带有民营企业家的某些品格特征。

强调基础与注重实用。无锡胡氏办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包括胡明复任教上海交大、胡刚复任教浙大，都把基础课教学放在重要位置。其中大同大学特别强调基础课知识教授，对数、理、化等课程增加学时，充实内容。它把大学教学分成两个阶段，一、二年级着重基础课，考试合格后才能升入更高的阶段；三、四年级着重专业课，一门课作为一个学程，对应一定学分，学满一定学程、学分就可以毕业；而其专业课以及实验课、实习课，同样围绕着基础课知识的巩固和深化。当然，胡氏办学也兼顾实际技能的培养，例如胡氏公学初中年级增开蚕桑课，又如浙江大学抗战西迁，胡刚复曾因陋就简办起金工、玻璃加工、无线电、电子工场，带领技师、助教指导学生参与工场实习。特别是大同大学，它与沪上其他私立大学主要发展文、商、法科不同，而是以理、工为发展方向，以培养实业人才为己任，坚持“教育、实业两者并重于时”，为此它与上海电力公司、电话公司、华生电气厂、新生电机厂等挂钩，安排学生进厂实习。但重视科学教育和基础教育，始终是胡氏办学的基本特点。相比较而言，上墅私高则面向市场，教学中侧重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培训，旨在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上墅私立高中开始时的农职班，文化课以外开设农业基础课和养殖、种植专业课，组织学生到林场实习；以后的职业教育则与浙江农大等联办竹荪、食用菌等培训班，并向社会开放；高中部也开设劳动课，每星期安排到田间地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97年，汤有祥在推销“产品”——上墅的毕业生时联系上北京三替公司，从中了解到许多宾馆招收不到合格的服务员，立即萌发出一个想法，经协商他与三替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每年为其提供100名星级宾馆服务员。由此开启了上墅的“订单招生”计划，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合格毕业生。以后随着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步子加快，又开办日语班，通过联合办学，逐步发展出日语中专、英语职高等专业，为县、乡工业培养外贸急缺人才；之后又实行“一张文凭、多种证书”制度，提出“就业、升学、出国留学，样样都有保障；外语、电脑、汽车驾驶，一个也不能少”的口号，培养学生一专多能，更好适应就业竞争的要求。(www.xing528.com)

放任“自由”与从严治校。无锡胡氏家族近代以教育家辈出而著称，胡雨人在教育界与马相伯、吴稚晖相并称，胡氏三杰等也都是近代教育的杰出人物。他们主持学校管理，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教育规律，体现了专家治校的特点。胡敦复担任清华学堂教务长时正是学校首次开学，中等科和高等科学生的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给课程安排带来莫大困难。胡敦复实事求是，在国内率先实行选课制，即采用分组教学模式，学生没有固定年级，课程安排打破中、高等界限，按各科课程的深浅程度区分级别，学生根据专科知识的实际程度分别在相应的级别就读。这一方法为广大师生所接受，却因遭到美国教师反对，不久即予寝废，但它所体现的科学、务实的精神贯穿到了胡氏日后的治校实践中。大同大学的管理，从各种规程制度到具体实施，“自由”是其最显著的特色。一方面，教师在规定课程范围内，具体教授方法可以自由发挥，有利于把重点要点讲深讲透；另一方面，学生在选修课程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学习成效考核也有一定的发挥空间，并且不必苛求座位号、点名、上课出席率等“死标准”，在给予充分信任的同时，增强学生自律的自觉性。当然，大同的管理也有其严厉的一面，特别是对于考试纪律和学分制管理，严谨、严格超过其他高校。正因为较好借鉴、吸收西方办学的成熟经验，又善于把握实际情况不断有所创新，大同大学的管理卓然独立，成为近代私立大学的典范，与天津南开大学并称为“北有南开，南有大同”。汤有祥同样为教师出身，从教数十年使他十分熟悉学校管理的实情。他针对生源素质和文化基础差异的特殊情况，坚持尊重学生人格，发展学生个性，学校宽进、严管、优出，通过教学活动的不断创新，发挥教师、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出得去、用得上。在具体的管理中，从学风、校纪到师德作风，都突出一个“严”字，学校有严整的教学管理制度，从课堂秩序到课余活动、日常作息，都要求学生严格遵守规矩。汤有祥传承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念，坚持以实践为中心，“教学做合一”，要求教师把“教人求真”作为职责，要求学生努力“学做真人”，帮助学生塑造正直、健康、向上的人格品德。正是秉持这一理念，严格治校、科学治校，上墅私高得以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成功典范”。

追求“本土化”与走向国际化。胡雨人早年到日本留学，重点考察国外教育，胡氏三杰及其弟妹们则先后留学美国，学有专长，在国内新式教育起步发展的早期，借鉴、引进国外的制度办法是很自然的事。但他们十分注重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本土化。创办大同大学时，胡敦复和他的同道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创办一所“不附属洋人，在学术上独立，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学校。民国初年，国内大、中学校教材特别是数理化教材，大多采用国外原版课本或翻译印本，学校教科书面临本土化的紧迫课题。对此，胡敦复提出“谋学术自立”，主张组织力量自编教材，“宜从中学之教科书入手，渐及参考之书，层累而上，以至高深之学。材料不妨浅近而说理务宜精详，结构不必宏大而见地须有独到”。大同大学开办不久即成立学院丛书编辑部，胡敦复亲自领衔，各科教材及参考书均自主编纂。胡敦复夫人华桂馨及胡明复、胡刚复、胡宪生等都参与到了教科书编纂工程中。所编教材涵盖几乎所有理科学科的讲义、教参、习题集等，并为国内越来越多的大中学校所采用，成功推动了理科教材的本土化。相比较而言，汤有祥的办学从仿照公办学校起步，随着办学层次的提高，逐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在与国内名校、名企联合办学的基础上，又与韩国劳动部门及相关工厂、研究所相对接，接受技能培训委托，对外输送学生；与美国教育中心订立合同，合作创办哈佛高中实验班；与加拿大哥伦比亚国际学院、日本东京国际语言学院结成姐妹学校，与日本京都计算机学院进行合作办学，聘请外籍教师，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教学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更多更好地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专业人才。上墅教育集团“高职沟通，大学接轨，中外合作，校企联营”的国际化发展模式正日趋成熟。喝洋墨水的胡氏兄弟致力于教材和教学方法的本土化，从竹乡山沟走出的汤有祥却以国际化为目标，两者殊途同归，正体现了国际交流合作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