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师社会：八终身学习的创新之道

工业生产早期，人在工厂里从事简单高度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而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工人的劳动可以简单地用时间来计算。通过简单的技能培训就可以上岗工作，而工作的效率由“拿摩温”（NO.1）来监督。人当作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劳动力或经济人是合适的假设，但这样的劳动越来越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而人从工厂里解放出来，从事机器人还无法替代我们的工作。比如沟通学习和创新，这些能力需要人知识结构和储备，需要关联各种相关知识要素的思维能力，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那样的沟通者和设计师。

大唠嗑通过交流大量的信息和信息冗余来创造新东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已经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不足进行审视，学习新东西，接纳新的技能。我们而今常常更多会关注于儿童的早期教育而忽略对成人的再教育。甚至我们一味地宣传神童的故事。好像读书就要趁早读完，少年有成，早早上完大学读完研究生，教育生涯就可以结束了，这之后就只是工作挣钱谋事。

但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人一生都要进行不断再教育的新社会。教育机构也需要重新审视、定位自己的社会责任，把一个人培养到大学毕业获得学位就算是终止了，还是为成人不断地回到学校里接受再教育提供便利。终身学习会变成社会风气，无论在人生和事业的哪一阶段，人都会重新对自己进行再教育，学习新知识。一方面是自己职业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满足内心的需求，纯粹就是为了兴趣，你永远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会用的上。胡适讲“功不唐捐”，如今花点时间学到了新东西，也许某一天某个时间它就会在被用到。而即使这样都显得功利心太强，学习仅是为了使自身愉悦，不亦悦乎。

越近现代社会，人受教育的时间也越长，从几年到十几年，再到几十年，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会是一辈子都要求人们学习新东西。这不是一件坏事，事实上，我们通过学习，越来越远离了我们能给予机器所指定的思考规则。人通过不断地学习新东西，在脑子里建立起来这些新东西的关联，保证创造新东西的能力。工程师要去学习怎样与人沟通，科学家应该学习艺术，设计师应该学学焊电路。人从工厂里被机器人撵出来之后，社会应该给他提供条件，让他们接受再教育，并获得学习和成长的乐趣。

KB成为我导师之后，开始学习中文。我开玩笑说是因为我英文太差了，他只好先学中文来教我。周五的下午我们经常在他办公室里讨论物理问题和学习中文。他也每天带着随身听，上下班的路上听中文课磁带。他办公室外间的秘书是位英国大龄女青年，我们经常背地里叫她“Dragon”，每到周五下午我的讨论时间到KB办公室经过她的屋子，她总喊“Keith，你的中文老师来了”。讨论完我们会一起走到Lamb & Flag酒吧去喝酒。Lamb & Flag是圣约翰学院自己开的酒吧，跟学院几乎一样老。KB曾是这学院的院长，离物理系又最近，它自然成了我们组周五下午的据点。只要KB在牛津，周五下午他一定会去这间酒吧。这间酒吧的钟是逆时针走的，有极其好吃的炸猪皮下酒，还有他们有个针对圣约翰学院学生的奖学金，以酒吧的名字命名，坊间谣传这个奖学金的奖励是在酒吧免费喝酒。这时KB是牛津的理学院院长，因为做物理的成就被封大英帝国荣誉司令（CBE），当然，喝醉了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他是共产主义者，他年轻的时候也崇拜切·格瓦拉（Che Guevara）。我毕业两年后，KB去谢菲尔德大学做校长，至今学校的校长介绍里都在讲KB对中国语言和文化颇感兴趣。正是这个原因，他在学校里极其扶持谢菲尔德大学的孔子学院。时任教育部长的刘延东给他发了一个汉学普及先进个人奖，而他也以十分钟的汉语报告，介绍了英国的汉学教育。这已经是他学习中文十几年之后的事。

迈克·达西（Michael d’ Arcy）是我的师兄，也是KB的学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留在组里做博士后带我做实验。达西先生，我喜欢这样叫他，因为跟那时上映的《傲慢与偏见》男主人公同名。达西先生是很传统的天主教徒，生在利物浦听着甲壳虫音乐长大的爱尔兰人。达西先生的父母、弟弟和妹妹都是牛津毕业生，他喜欢猫王和007。我初到牛津，他是第一个也是几年之内唯一一个曾经盯着我买了正版的编辑软件的人。达西先生每天穿衣都很认真，永远的牛津衬衫。这是一种领子上有扣子的衬衫，因为有扣子，所以衣领总是很笔挺。达西先生在牛津做完一年博士后，去美国跟了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我后来的博士后导师。达西先生对我很好，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从华盛顿每天打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到我牛津的办公室，一字一句地帮我改论文，中间茶歇还要各自去喝个下午茶休息一下。达西先生在美国国家标准局工作了一年，转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工作。布鲁金斯学会是白宫的四大智囊团之一，颇有些特工集中营的神秘味道，所以我们开他玩笑说终于去做了007。再转年，他回到伦敦，做了国王学院的一名讲师，研究方向是战争研究。后来我到了美国国家标准局做博士后，收到他的来信，说他觉得做律师不错，于是去上律师学校。再过两年，他在Facebook空间里发布了他戴着律师假发宣誓的照片。

演过《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的科林·菲斯（Colin Firth）除了做影帝，也研究脑神经科学，跟伦敦的国王学院合作在《自然》杂志上发过两篇论文。而我的另外一位同事，斯蒂文·霍普金斯（Steven Hopkins）也绝非俗人。我刚到牛津见到他时，他在组里做博士后，后来才知道他以前在专业乐团作曲、拉大提琴。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觉得物理真有意思，于是在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修完物理学本科。学位拿到还不过瘾，又在开放大学读了个博士，到牛津做博士后。英国的开放大学是个很好的机制，任何成人都可以在任何合适的阶段，找一间英国大学去修学位，几年修完都可以，而它颁发的学位是政府承认的正式学位。跟霍普金斯共事了一年多之后，组里又给他开了告别晚宴，他说他觉得还是回去做音乐比较好玩。做物理的人感觉我们转行去干别的是很容易的，但是搞音乐的人四十多岁突然想去学物理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很多英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学习新东西。只是因为对某项事情感兴趣就去学学看，不一定要靠学新东西来安身立命。当一个社会人们生活富足而没有太多生存的负担，家长不再教育孩子倡导“学以致用”、“学优则仕”，甚至不用“功不唐捐”来诱导人，这是成熟的社会，代表着未来生活方式的社会。不管到哪个年龄段，或者事业到了哪一步，都不成为学习新东西的障碍。人通过学习领悟人类的智慧，而获得内心的愉悦。

斯坦福大学改变了学制，不光是在斯坦福念四年拿到本科文凭，学制可以变成六年，可以任何时间回斯坦福重新修学分，花六年把学位拿下来。你可以集中把它念完，也可以中间去做些别的事情。学校不仅在学制上发生变化，而是把学校本身变成了不断改变人们和社会的思想源泉。而我们如果不得不一生都进行工作，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的常态。

远古人类未尝不是在个性化的生产中成为全能的设计师。为了适应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人类必须拥有非常全面的生存能力和知识，才能够随机应变地躲避危险，获得食物求得生存。为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全面的训练获得独当一面的生存技能。人类的生活丰富多采，他们每天都可以接触不同的新鲜事物，还能发展和运用不同技能。那时候的人生活在多元的环境里，利用不同技能来应对新挑战。

然而，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先后把人类限制在固定的土地和固定的工作场所，更多地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重复劳动，成为标准的劳动力而非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者。专业化成了要求人们自身的准则，成了理所当然的圣经。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后来的职业发展，我们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以便成为一个庞大产业链中的螺丝钉。这完全符合经典科学对世界的设计，人也不过是一个精密设备上的某一个零件，只要他们能够按照宏大设计来完成自己被分配的工作，那么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就可以稳步运作。当然这是一种伟大而单调的构想，它割裂了人作为复杂的或者是量子的系统对环境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本身原来是不确定的、不可规划的而多变的。这种割裂也推演出对人生命的漠然，他们不过是可以被取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

这个时代，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大量资本就能购买土地和工厂，雇用大量工人，通过规模效益获得巨大利润。企业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用自己专业的管理知识为企业主服务，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这种经典科学影响下的工业化的另外一个危险的思潮是会让人以为一旦用更有生产能力的“生产者”机器人来做这些重复性的“螺丝钉”式的劳动，人就一无是处，而最终成为机器的奴隶，被淘汰出去。要找到一些被成功自动化而取代人的例子并不难。谷歌地图解决了导航问题，IBM的Watson电脑编写了医生的处方，还有负责分发和运货的行走机器人。然而，希望通过前面的内容，读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经典思维下的大设计与我们更真实的世界是差别很大的。

随着理性认知的技术能逐渐模拟人的技能，人的感性认知的思维技能相对而言也可能变得更有价值。计算机更擅长回答有确定答案的提问，而人的洞察力适于提出一些重要的新问题。质疑机器的行动和决策能力对用它们来解放我们而非约束我们是至关重要的。人被机器人从工厂里撵出来之后，会发掘更多可做的事情，比如从事更加丰富的个性化设计。相比使用认知技术的狭义自动化任务，诸如批判性思维、通用问题解决能力、对不明确事物的容忍度以及智谋等能扩大范围并且实现广义任务的必需技能和品质，都会变得更有价值。产品设计、服务、娱乐或者构建使人满意环境的这些工作都不会在短期内被计算机取代。完成这类任务需要的技能，会相对更有价值。(www.xing528.com)

通过工业4.0的技术提供了能使这些创新变得更可靠的工具，比如说虚拟设计、3D打印和物联网等。但是，创造某种新奇的、美丽或者让人感到愉快事物的中心任务需要的不只是技术上遵循产品设计或者电脑制作具体原则的技能，还需要对偶然性的开放心态等人性特有的技能。为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团队成员与客户一起去设计客户需要的产品。这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产品被制造出来前已经锁定了买家，解决了销售的问题，二是不需要费那么多脑筋自己去揣摩客户意图来从事创意性设计，进一步节省了设计成本。工业化早期，生产的逻辑是规模越大成本越低，但工业4.0从设计、生产和销售各个方面节省成本，使得个性化生产变成可能。尤其是当智能化生产变为平常的事，实质的问题是生产能力会逐渐超过消费能力。工业化时代，为了处理低成本批量生产的产品，有了广告学和市场营销。新时代里每一个人都为别人设计东西，满足这样那样的丰富的个人需求，即个性化的回归，可以说是农耕时代满足个人消费喜好的回归，这样的职业空间是无限的。

非要以防万一，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重新审视在其工作场景中需要用到哪种技能。计算机暂时无法取代的比如说解决问题的能力、直觉、创造力、说服力，这些是完成所谓智慧型的抽象任务所需要的；还有对场景的适应力、视觉和语言认知力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过建立关联而产生新的链接。以提供客户个性化体验为例。尽管认知技术可以实现更加高质量和个性化的自动化服务，但是，目前为止它还无法取代由有高情商、精神饱满和富有善解人意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人所提供的体验。那些想要面对挑剔客户、发展并维持高价值的客户关系的行当，则继续依赖人际接触来完成关系管理和服务。

随着越来越多的常规任务被认知和其他技术取代时，完成这些工作的技能会越来越缺乏价值。这也意味着我们如今通过灌输和重复而完成的知识教育存在着真实的隐患。然而，需要常识、一般智力、应变力和创造力这类技能以及那些需要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比如说情商和同理心的技能会变得相对更有价值。科技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个人收入，同时对有技能的劳动力需求也更大。

个性化设计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个性化设计所需的大多为个人技能、知识和时间，不存在大规模生产，没有很长的产业链，通常也不需要大规模合作，很多情况下，个人甚至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设计提供者。而互联网的发展又为此类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帮助供需双方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独立的个体与客户之间能够直接进行交易。硅谷目前的明星公司Airbnb和Uber，就让全球成百上千万的人拥有了第二份收入，类似平台之外也兴起了很多例如运动健身、教育、私厨美食、美容美甲按摩、旅游服务、知识技能分享、时尚代购等平台，这使得大量相关技能拥有者能够摆脱机构的束缚，直接为用户提供服务。在个性化服务流行的知识型社会里，固定资产所代表的旧式的资本不再具有优势而知识工作者可以独立或以少数的联合完成产业链上的一段或整段工序。硅谷的崛起使得过去那些老牌的全球500强企业黯然失色，世界的聚光灯迅速转移到了那些充满活力和激情的科技公司。谷歌与苹果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工程师和设计师的地位，于是那些曾经在学校最不受欢迎的极客们登上了商业交易的前台，成为各大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争相抢夺的人才资源。产生于工业化年代的广告营销由于信息的对称化而逐渐淘汰。年轻人已经不知道那以字算钱贩卖信息的电报是何物，非专有的简单信息本身变得趋于廉价而易得。这时候广告营销的个性化也应该从推销产品转向推销设计师，对接设计和客户需求，成为设计师的代理人而不是某一样产品的代理人，解决怎样能让设计师的时间得到有效利用，帮助设计师迅速找到自己的客户，也让客户迅速找到自己想要的设计师。

公共平台和设计所需要的共享资源可以有大的公司来集中配置，同时大公司也在提供公有的设备来减少设计师在做专业化服务时候的平台成本。大公司依旧可以利用自己公司的基础提供产品的信誉和售后保障，这样的话消费者才会相对放心而高效去向这些设计师进行设计服务的购买。而事实上在今天已经有公司以这种状态长期存在了，医院便是典型的这样运营的公司。医生扮演了这一体系中个性化的独立设计师，医院的标准化流程和医疗设备提供了保证医生医疗水平能正常发挥的公共生产生态，并且通过医院的声誉为医生的群体提供了品质保障。一家理想运营的医院，第一位的是医生，而医院是具有医疗技术的人的自由联合体，提供标准的工作环境和设施配备。医生面对自己的患者，如设计师面对的客户，每个设计师所擅长的项目并不一致，患者和医生聊了半个小时才发现医生擅长看牙科而病人只是肚子不舒服。这样的沟通成本在大量设计师面对客户精细需求的时候，会尤为突出。平台这时发挥的作用就是营销设计师技能的中间人，把客户的要求和擅长处理这项要求的设计师对应，从而最大程度上减少沟通的成本。

由于个性化需求的增加，工业生产过程也将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比如手机，有人要求可穿戴于手上，符合自己手型，有人要求叠加测量空气质量功能，有人要求佩戴在耳朵上。这样设计师就面临各种复杂的技能需求，不光要懂美学设计，还要懂电子产品设计，还要懂人体生理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甚至是机器人的工作原理。旧日里做一张饭桌，家里请来一位木匠师傅，他从设计尺寸和款式，到加工制作，一个人可以全都搞定。这些木工活对于一个木匠来说不算什么。可是现在，客户要的桌子不仅要能吃饭，而且要有直接插电源煮功夫茶的电磁炉、要接有水龙头，还要有Wi-fi，桌子高度可调节，最好还有音乐播放功能，可以用这张桌子边工作边听音乐。桌子就不再是一个木匠可以完成的了。工人的再训练的需求就变大，设计师会不断地进行多专业的学习，将这些知识整合成符合客户个性化需求的工业产品。因此，职业再教育成为必须。工业4.0来临，以满足客户为中心的成人职业再教育市场将会成为朝阳的行业。

工业4.0的实现对创意人才的需求量会因此增加很多。在消费环节，以前传统的消费是商家告诉你，你上火需要买凉茶喝。而现在的消费者更多需求设计是满足自己个性化需要的属于自己风格的产品。但目前人们对工业4.0有个错误的认识在于，将来谁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工业4.0的憧憬宣传展现这样的画面：消费者在自己的手机端随意描画出自己想要的产品的样子，工厂的生产端就轻松实现了。这显然是没从事过工业产品的人的外行理解。设计一款汽车，除了考虑车的外观之外，还要了解车的构造和安全性需求，从关联角度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需求和生产对接的过程。客户想要的个性化车子，是不是符合汽车的安全性要求，是不是符合汽车生产流程，不是有钱就可以任性的。汽车生产厂为了满足客户需求，需要有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既要懂得汽车生产工艺、技术安全要求，又懂得跟各种客户沟通，把客户的个性化与企业的可生产能力磨合匹配，最终生产出一部满意的又符合汽车标准的车，这就需要既有美感欣赏能力，又有汽车设计基础，更重要还有客户沟通能力的技能全面的设计师。以客户为中心而个性化地提供服务也是德国企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德国企业管理学者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说：“以客户为中心比以竞争为中心更重要。和客户之间保持常年的合作关系是德国企业的长处，这甚至比强大的技术竞争力更有价值。”而这些合作关系，也往往体现在与客户一起设计产品上。

珠宝设计是另外一个案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美的独特需求，希望佩戴不一样的款式以彰显自己的个性。为满足大量的个性化需要，珠宝设计师的数量就会增加很多，他们一方面要懂得将消费者的需要用美学呈现，另一头要懂得下游的生产端怎样能够加工出成品。工业4.0时代，处于消费者和生产中间就需要大量的这类设计师，面对消费者倾听他们的需求，领会他们想要的个性化产品的意图，跟消费者一起参与设计，通过沟通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但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想要怎样就要怎样，而是要跟其沟通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哪些部分是可以实现生产的，哪些部分生产不了，需要一起调整修改成可实施的方案。这样对设计师的知识要求就不仅仅只是具有美学知识就够的，还要掌握生产工艺知识、心理学知识等才能更好地胜任这项工作。

激光工业在90年代末迅速地推进到工业界，以至于一些早期提供高质量的激光公司纷纷转战到工业激光的市场。德国公司Toptica开始为实验室提供稳定性极好的半导体激光。这家公司不大，不足百人规模，但它提供了全球科研用的稳定激光器，并一直保持着每年15%～20%的稳定增长。激光器的领域，大公司和小公司的产品性能都不错，各有千秋，而Toptica能够胜出在于服务。Toptica有一支专门为客户服务的工程师队伍。一旦客户遇到问题，一个电话、一封邮件，工程师就会马上帮助解决。这种为客户提供的“一对一”全球及时服务是Coherent等大型激光企业做不到也不屑于做的。对大企业而言，今天这个客服负责跟进，明天又换另一个，流动率很高。但对Toptica这种小企业而言，客服人员都是相关领域出身的研发人员，与客户是熟人，当客户提出建议或者新的需要时，沟通理解会容易很多。每年Toptica还会积极参与科研领域的专业会议，与客户、合作伙伴一起联谊、交流。对Toptica而言，接近客户甚至比营销更为重要。Toptica的客服有很多是相关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在实验室里与使用激光的客户讨论激光的性能时经常有非常好的建议，并且在与客户的讨论中得出好的改进意见。像Toptica与客户如此紧密合作的企业在德国并不是少数。这令普通德国人对德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不仅有超强的制造能力，还有能力把制造和服务结合起来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互联网行业所期望的虚拟型知识社会并没有实现，高价值的服务只存在于德国这样的工业中心，而非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工业与服务之间的重叠不断增长。

在工业4.0时代，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对应，需要大量产业工人或设计师，既要懂得客户需求，又得懂得硬件制造、工业设计和互联网。同时还要懂各种诊断，会解决流程中的问题，对一个人的需求会越来越复杂，而这些涉及关联的活动又恰恰是计算机做起来十分困难而不能独立完成的。作为插播广告，这就看出了我这个专业的人才的优势。量子控调专业训练了这些物理学家深入了解并应用从机械设计、电子、自动化、精密光学、做真空、激光、物理建模的所有门类的知识，搭建起一个研究量子层面物理现象的系统，很难有一个实验会比量子调控实验更加复杂。这是一个超级变态领域。它的变态在于，从本科毕业到博士前三年，你要学会几门基础的技术，机械加工、数电模电、软硬件编程、激光制造、光学器件、超高真空、图像分析、大数据处理、远程通信、自动化控制、建模分析、微电子和芯片器件，更为变态的是，几乎没几件东西可以买到现成的，都要自己设计、自己加工。从博士后几年起，才开始接触深一点的量子物理问题，再青灯古佛两三年差不多可以毕业，但不等于出师，还要再做一两期博士后才能算有点资本自立门户。这不算完，冷原子领域从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宽松的氛围。交流再交流，成了可以在这个领域立足的唯一途径。因为如此庞杂的系统，几乎没有人可以了解每一处细节并且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这个领域永远会用最新的技术来追求对量子世界的极致控制。所以呢，就经常开会，经常去别人实验室看看，用自己会的新技术与别人技术物物交换，切磋交流。大唠嗑建立的是一个知识关联的通道，正是由于这种繁复的通道建立而沟通个体，才有利于新想法的产生。

从量子调控的角度，我们可以对工业设计进行全新的定义。量子调控所涉及的是一个多技术的工种，对几乎所有工业领域和技术都有所涉猎，而每一个工种都是复杂体系，这些体系之间的协作，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复杂关联。而它所训练的从业者，凭着个人训练的大量知识冗余的经验来协调这些不同门类技术之间的关联而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具有创造能力需求的行业，针对客户的复杂需求而提供解决方案。这个领域培育了一种“新的系统设计师”，这个系统设计师的能力核心，是基于对量子关联的深入了解的。英国的大学校长正就此开展一系列的讨论：也许我们过早地对学生开始分门别类的训练，而当学生面对实际的工作时才发现真实的事情处理是需要多种能力的。而这些跨专业的再训练，又成为未来生活的支柱性教育核心，人需要不断地在新产业中得到训练和学习，再不断实践发现新的学习的要求，从而不断有创新的思想和设计理念产生。这些东西都是对人工智能成本极高或本质上无法替代的工作。

这几年从商和各种人打交道的经验，我会把量子看成一种研究各种关联的思维模式。在之前的牛顿力学年代，我们会把学科划分为不同的专业，工业技术也分门别类，划分成各种更加细致的具体技术，随着技术的加深，不同技术之间的隔阂和鸿沟实际上是加深了的。这与去工业化时代所需要的综合设计能力成为矛盾，需要一些新的专业来整合这些专业。量子调控就是这样一个专业，这个行业的物理学家们把工业的所有行当都实际操作学过一遍，能够听取客户的需求，针对客户需求来设计新的产品，有可能把所有的工业技术集成，基础功能实现之后，找更专业的各个行业的专家把它完善，最后变成一个工业产品。工业设计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美学设计领域，而是关注于功能上的实现。从这个角度讲，量子工程设计人员更像是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在常年不同工业产品设计中积累丰富的经验，这个设计过程是量子的，不是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