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科学：相辅相成的进步

科技，科学和技术是两条相互缠绕共生的路径。科学的发生基于大量的技术实践和积累，它在大量因技术而获得的信息里，提取出有用的、有规律的、可以继续延伸出新东西的内容，而科学反过来又指导和促进技术的进步。这两百年来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科学发现已经是工业化的流程，千万人做铺垫，一些人做突破，很少再有或者根本不可能再有一个人从头建立一个学科的机会。民间术士往往有这样的幻想，深山修炼二十载得一宇宙真理，一朝破晓天下名。殊不知，即使两百年前，这种事也从未发生过。在工业化的今天，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千万人深入钻研，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唯有踩在前人已确立的基石上，我们才有些许的突破。科学和技术上的“颠覆”、“创新”、“突破”都是要非常非常小心和警惕的。更多的时候我会相信科学共同体的声音，经过长时间的历练和选择，这群人小心地呵护自己的背书，小心地维护自己的学术声誉。当然，这中间也出现了很多“专家”，你尽可以用我们将要提到的“神秘论”的判断工具把他们轻松地分辨出来。

但既然谈到科技，我们还是说一说中国的个案。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很痛心，我们早走了四千年，还是在最近的两百年被赶超了。故纸堆里翻翻，民间艺人聊聊，奇技淫巧我们确实也不少，那么为什么科学就是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呢？这里，我们很不严肃地先从汉字说起。汉字于中国文化实在是个多少有点纠结的存在：它表意，独立于发音。与拼音文字不同，不管发音怎样，汉字传达的意思是一致的。方言是个天生的东西，在没有录音和广播的时候，方言自然产生出来。对一件事物，不同地方的语音表达是不一样的。相邻的村子和村子都能形成不同的发音，地域广阔语音自然也千差万别。独立于发音的文字促进了大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延续，即使在千里之外，皇帝发来的文件一样能读得明白；不管隔了多久，上下几千年，我们一样知道古人文章的意思。中华文化是四大古文明里唯一有连续历史承袭的，汉字的表意特点功不可没。但也正是独立于读音，汉字的读写就成了一项专门的技术，会说话之后也要花几年专门的功夫才能学会认字。而对拼音文字而言，只要会说话，读写很快就不是问题。好不容易学会了写汉字，能读懂圣谕，自然学以致用去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没有机会掌握识文断字这门手艺的手工业者就只能停留在社会底层，他们的技术发明、生活发现无法被及时地记录下来、流传出去以得到广泛的认知，而形成稳定的积累。技术发明往往被视为独门秘籍，父子相传，“师父留一手”、“传男不传女”，很快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再由别人单独发现。这样技术发明在不断的发现中遗失，又被发现，又被遗失。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里，技术缺乏沉淀、积累、综合和被总结归纳的机制，因此基于技术积累甚至是信息冗余而出现的科学就一直迟迟没有发生。

玻璃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玻璃发明于战国，当然也许还会更早，然而就失传了。法门寺的出土唐代文物里有供奉佛祖舍利的玻璃器皿，然后又失传了。元代前后又从波斯传回中国，但一直是个被极少数人掌握的技术，没有被传播普及。玻璃这个东西有多大用呢？同样是波斯人的玻璃，元朝时候传入了中国，也传入欧洲。欧洲人发现玻璃可以做眼镜，矫正视力。烧玻璃的技术传播开来，满大街眼镜店，至今欧洲还有很多传统的玻璃店，把玻璃作为一门艺术。而后有了那个著名的传说，一个意大利眼镜店老板的儿子在店里玩镜片：“爸爸，我看到教堂塔尖的小鸟了。”这样诞生了望远镜，有了伽里略改进而用于观测和记录行星运动，进而有了开普勒关于天体运动的三定律。这些知识积累和传播了百十来年，最终落到了牛顿手里，当然还有同时期的胡克（Robert Hooke）等其他人。于是诞生了万有引力定律，有了经典物理学。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催生了所有其他科学，人类第一次看到代表上帝威严的诸神住所的星球，是可以用公式来描绘的。上帝用牛顿的脑袋给了人类智慧的苹果。

现代科学因此发源于欧洲，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比如敬献给乾隆的地球仪、望远镜和钟表，而中国人称之为“奇技淫巧”。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科学的强大，远优于我们自己的“奇技淫巧”。

技术为科学提供了基础，科学实验本身就是对大量可重复实验的比较和归纳的技术。科学反过来给技术发展以指导，使得技术进步有更加明确的方向性，两者相辅相成。技术发明如火药而未化学的，如指南针而未电磁学的，再传回中国的时候已经是坚船利炮，已经是现代科技的具体表达了。(www.xing528.com)

然而过了一百五十年，吃尽苦头的我们再来做科学时，很多人，甚至一些从事一线研究的科学工作者都还是没有了解科学的精神，用着大清末年的古代的思维习惯操作着最时尚的科学仪器。我们很多的产业工作者，包括企业家和投资人，也用着不合时宜的头脑，试图把握现实的科技的片羽吉光做高谈阔论的谈资。有个笑话，说非洲食人族部落里的土著小孩，被英国殖民者抓到牛津去读书，学成归来，回到部落里。很多年以后，一位探险家找到了这个部落，酋长说着一口流利的牛津腔，一问是牛津的毕业生。探险家说，那你还吃人肉吗？酋长说，人肉还是要吃的，不过我现在用刀叉了。我突然想起另一位牛津的师兄在他的小说《围城》里写的民国时回国的洋学生，“喝着咖啡聊梅毒”。

我们为了强调自己文明的久远，或者自己文明的伟大，要标榜上“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把东西方对立起来，说明西方文明强调物质而东方文明强调精神等，但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我们常从自己的角度比较东西方文化，但站在全球发展的角度，东方文化未必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话怎么讲？其实印度文化有印度文化的特色，非洲文化有非洲文化的传承，印第安有印第安的味道，欧洲也有文艺复兴前的特点，单独作为中国文化，未必具有出类拔萃的特殊性。在欧洲文艺复兴现代科学思想诞生之前，这些古代的文化都是未经证实的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内心世界三类问题的猜想。这些猜想散漫而零碎，与智商或现代化与否无关。如果相信最近这些年基因考古学的证据，不同文化种群的人都起源于七八万年前一支一千多人的非洲部落，人的智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会有本质的差别，那么文化就成了形成地域间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因素。说这话的要义在于，也许我们可以不要先入为主地把东方文化看成一种特殊的独立存在。而比照人类同时期的其他文明，你一样会为人类感到惊奇，它的文明程度，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一点都不比我们的东方文明差。而所有的文明，东方的、印度的、非洲的、美洲的、欧洲的，都输给了现代科学。人类掌握了现代科学的方法，才在自己所有想法里面，知道哪些是可以验证的，哪些是尚需证据的，哪些是神秘论的，哪些是无法深入的。而发生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东西学之争而延续到今日的，不是东西文化的冲突，而根本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冲突。

虽然我对日本人实在没有什么好感，据父亲村里的老人讲抗日战争里日本人烧了我曾祖父的骡马店。但我们尽可坐下来慢慢研究他们，这种平心静气的了解，反而是对自己的文化颇有信心的表现。1885年，日本人福泽谕吉写了《脱亚论》，这篇文章对日本的影响，可以从福泽谕吉的头像被印在一万日元大钞上为证。那这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看全文，我们这里实在觉得有碍节操，不必展开。日本的案例说明了至少一件事，掌握了现代科学的国家，才有系统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从那之后，日本开始系统地放弃古老的东方神秘论的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接受现代科学思维方式，跟古代决裂，推行现代化。十年不到，打败了亚洲第一强大的海军，二十年不到打败了欧洲国家沙俄，不到一代人就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为了防止被断章取义而扣上大帽子“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还是要说明白点，日本用了十几二十年把自己进化成一个现代国家，说明不是文化的问题，而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老老实实接受现代文明和现代的科学思想，科学思维方式对国家的促进是惊人的。沉迷在中古的思维方式里，再过一百年有什么用呢？觉悟得早有什么用呢？世界文明史上我们都走了四千年，落后也是最近这两百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