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物理学家写书解读人类的对因果律的偏好

生命的每一时刻都面临着来自周边环境的危险。每一时刻，它都必须从周围环境中获取东西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命运依赖于生命与环境之间的交互，这种交互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亲密的，我们甚至无法严格区分哪一部分是外在的，哪一部分是内在的。这种交互不限于物质的交换，它也包括信息的交互和演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很难区分信息的界面，哪一部分是主体内的信息，哪一部分是主体之外的客体信息。趋于对安全性的需求，生命体希望能在表现为信息的事件之间找到“规律”。这些规律反映在人类的需求，就体现为对因果律的偏好。当动物看到乌云密布，听到雷声滚滚，它的反应是去找个地方避雨，或者是久旱之后出来喝两口甘霖。

对人类而言，一般来说，人们希望寻找策略来了解和改变或然的世界，但这也可以理解为，只有具有这种习惯的人群才具有物种竞争上的优势，从而种群延续至今，那些看到林火奋然前行的早就烧死了。甚至有颇为黑色幽默的达尔文进化奖，奖给那些成功地把自己不良而愚昧的基因从人类的基因库里移除的人。类似的逻辑也出现在“为什么时间的方向一定是朝着熵^[1]增加的方向行进呢？”在这个问题上，答案是具有诡辩性的，因为只有在符合这样规律的宇宙里才能产生问这个问题的生物。如果真是这样，对因果规律的诉求，便是我们这个种群与生俱来的能力。这些诉求一方面体现为祈祷与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为科学与技术，当然后者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很晚。在新的证据被找到之前，这一段的论述只是“猜想”，颇有神秘论的味道，我们先不去纠结。

最早的人类希望通过祈祷来控制环境，放个猪头来测试老天爷会不会贪这个小便宜，对祈祷者有所眷顾。因为缺乏劳作工具与其他有力的保护自己的手段，早期的人类需要依靠上苍或环境的怜悯。虽然这样做多少有点听天由命，但这绝对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人类设想周围的环境是由一些隐藏的力量和超自然的实体控制，人类通过不同方式的试探来了解这些举动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并试图与这些力量沟通。这时候对人类来说，发现其中的稳定的规律实在是特别困难，因为很多“天地不仁”的事件，会跟其他事件纠缠在一起，无法建立必然的联系。太阳被天狗吃了，所以闹了蝗灾，所以下了雨，所以有地震，所以打不到猎物了，所以有人要造天子的反。这种发现规律的能力跟人的活动范围和生产能力相关。在低频次、少量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很难把相关的信息联系起来，发现其中不那么明易的规律。这个很好理解，假如人可以活得足够长，信息也足够发达，而且彼此沟通也足够充分，就可以看到，太阳被月亮挡住的事情，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一辈子活得久可以看见好几次，不一定和其他事情有确定的关联。这样的观察在各地各时被收集起来，当然要有以牛顿时代为界的“科学方法”确立筛选和排除的工具，这些规律就会慢慢地从蝗灾、下雨、地震的关联中分离出来而被认知。但是，古代人缺乏历法的、文字的、数字的工具和分析比照的系统研究方法，信息如此的零碎，要收集整理这些信息，从中求得规律，太难了。

要提醒读者的是作为科学的基本要求，我们要不断通过实验来检验自己得出结论的可靠性，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让我们的结论站不住脚。著名的辛普森案，所有人都认为辛普森是确凿无疑的凶手。但就是在众多证据里出现了一副可能是凶手行凶时戴的手套。逮捕辛普森的警官在证物里混入了这副染有死者血迹的手套，让证据看起来更加充分。就是这副手套，辩护律师发现比辛普森的手小，辛普森戴不上。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辛普森被无罪释放。科学积累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虽然不得不在现有的基础上日拱一卒地一点点往前走，但也在时时回头看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的假设和论证，是不是每一步都站得住脚。我们不得不在多个说得通的似是而非的可能性讲法中反复论证和检测，不是只要有一条路走得通就可以，还要提供为什么其他路走不通的证据，在其他路没被证实或证伪之前，所有怀疑都会被清晰地标记，而不轻易地给出结论。

让我们回到这个“冥冥中自有天意”的论述上来，这个问题背景深厚，它甚至可以追溯到信仰的起源。有这样一个实验，两组被测人员，每组50人，每组人员要回答几十个问题。这些问题设计上并没有一定的对错，比如“昨天爱沙尼亚的阿尔塔市下雨了”之类，没有人真的知道有没有这个地方、下没下雨。每个问题答完，计算机都会给出“对”或“错”的判定。一系列问题答完之后，计算机屏幕上出现一幅由很多不同颜色的小色块随机组成的图，有点像色盲测试纸。第一组被测人员的问题和第二组之间的区别是，第一组答案“对”或“错”的比例，各50%。而第二组被测人员无论给出什么答案，计算机都会给一个大大的“错！”测试结果出来：第一组里大部分人看不出最后出现的图案里有任何东西，而第二组被测人员大部分人看出其实隐藏着一些有结构的图案，比如桌子、动物、数字的形象。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在接连的心理挫折之后，会更容易把随机东西关联起来。比如山洪、地震、旱涝，这些本来随机的自然事件造成人接连不断的不幸感之后，会让人觉得其中有一定的联系，“屋漏偏逢阴雨连”，肯定是老天跟我过不去，这样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冥冥中的力量”。为了平衡和关照这些冥冥中的力量得到恩惠，人们试图和这些力量沟通，从而产生了原始的祈祷。当然，这个实验可有另外的原因作为解释，有可能被测人员在一系列的挫折感之后，会更倾向于猜测测试方的意图，而努力地迎合。所以，实验本身依然还没有定论，只是提出了一个可能，并且被初步验证。接下来，我们能做的是怎样排除“有另外的原因作为解释”的因素，进一步完善测试条件，改进实验，得出更为普遍的结论。

在一些原始部落里，我们还能看到古老的祈祷模式。宗教形成一段时期以后，祈祷的方式逐渐变得程式化和系统化，并产生感受生命和世界的方式，以及描述冥冥中的力量的神话。试图沟通而改变这种力量的仪式成为氏族部落活动的要素，并逐渐在一定的范围和族群中传播并继承下来，形成某地的某种文化。由此文化产生于与祈祷相联系的信仰活动与实践。一般而言，文化是以回答我们所讲的三个问题为核心，延伸到人的道德传统、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生命的意义等问题的。文化的发展标志着习惯、风俗、公共机构、社会规范以及官方行为准则的形成和确立。

另外一条脉络，伴随着对自然事物控制能力的增强，人类一些渐成常识的经验积累起来：木材能够燃烧，尖锐的物体可以切削，火会烫伤人，但可用来烤熟东西，树上的果子总是下落，野兽能被驯养，某些植物吃了会拉肚子，但有些可以治拉肚子，这些关于自然的可观察的事实，逐渐地形成了一类日常知识的概括。这些概念不仅提供了肯定事实的集合，而且培养了处理物质与工具的专业技能，促进了思维的发展。在重复的大量积累的这些信息的基础上，人类逐渐意识到其中的秩序，掌握了足够的确定性方法，于是诞生了经验和技术。这条脉络，早期跟宗教并不分离，反而在很多场合成为“大设计”存在的证据。超自然的力量，除了设计人的社会，也设计了自然的规律。(www.xing528.com)

在人类的几千年历史里，人不断地寻求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跟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的普遍答案。不同的信仰在这三个问题上，都会有自己的解释。夜深人静，午夜梦回，扪心自问。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归纳出来的道德观，经常趋向认为对这三类问题思考的目的是发现某种终极的真理、最高的“性本善”。在哲学爱好者喜欢讨论的康德看来，“善”服从于理性的意志，至善是固有的、终极的。但在这本书里我们把绝对真理相关的学问和方法统称为“神秘论”，神秘论和建立在神秘论基础上的传统伦理学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发现某种最终的目的、最高的真理。然而量子力学的发展告诉我们，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动荡的，不确定的，对错与否在很多时候取决于环境，这与杜威所倡导的体验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

哲学寻求不变性，试图在科学面前保护“至善”、“最高的善”的信仰。但体验主义认为，道德不能从某种固有的、最终的至善概念开始。它必须从人的实际经验出发。杜威问道：单一的、终极的信念难道不是已在历史上消失了的王权组织的产品吗？不是那种在自然科学中消失了的，被视为高于自然而规范宇宙的神权体现吗？事实上我们不得不从经验及有机体与周边动态环境的互动开始，放弃确立至善、终极的道德目标的方案，而考察在现有情境中生命体如何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来实现。道德也必须变为体验性的，它必须将科学方法运用于人类价值的问题。道德探究的目的不是某种外在的“善”的法则，成长是道德的唯一目的。成长不是结局意义上的目的，它是对我们的习惯进行不断完善、培养和提升的过程。成长是一个在逐渐进步中演化的概念。人们不再恪守与体验无关的价值标准，或者遵从传统文化确立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人的体验本身包含评价它本身的方法，不必依赖别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善、正义和真实，应该相信勤恳而诚挚的个体组成的生机勃勃的社会能够探索并且辨明什么是善、正义和真实。

佛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有悠久而深远的阐述。而儒家哲学更好地解决了的是人和社会的关系，基督教可能更好地解决人和社会、人和内心世界的关系。科学本身很大层面上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无论你更习惯哪套理论，或者对哪套有更多的信仰，来龙去脉、追本溯源都是围绕这三个问题。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经过长期的选择跟历练之后都有不同深度的建树，在这三个方面，都能满足人的需求，觉得好就好了，内心契合，就去信一个。而作为反例，一将功成万骨枯，我很怕现世产生的宗教或现世的神，他们老是告诉人们，渡过血海就是天堂，人们老是被他们裹挟着先造血海。任何一个信仰体系在它形成的初期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来掩盖和调和这种冲突。

佛教最早在印度传播，公元七百年在印度逐渐衰弱。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跟儒家哲学进行碰撞，先引起冲突，接下来融合而生长。这些冲突确实有一些早期的证据。比如在伦理观点方面，“孝”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尤其是儒家学说里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社会风习不必说了，连帝王也几乎全部以孝治天下。佛教却要求信徒出家，讲六根清净，这就与中国“孝”的道德教条根本对立。怎么办呢？佛教也只好迁就本土现实。在后汉三国时期翻译的佛经中，就能看到很多讲“孝”的地方。吴国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子存亲全行，可谓孝乎？”后汉录《大方便佛报恩经》：“佛法之中，颇有孝养父母不耶？欲令众生孝养父母故，以是因缘故，放斯光明。欲令众生念识父母，师长重恩故。为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故。”佛教接受了儒家哲学很多方法之后，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形成汉传佛教。当然也有南传佛教，即所谓小乘佛教。汉传佛教影响了朝鲜、日本。敦煌出土的佛经里面有孝经，而“孝”的概念是典型的儒家本土思想，而不是舶来的佛教的概念。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外来信仰和本土文化的冲突融合，最后在文化里生根发芽。但是早期的时候一定通过了大量的社会实践，这个过程中就必然会因信仰不同而引发冲突，这样的冲突必然导致大量流血。因此有一个衡量标准叫万亿人年，信仰要通过万亿人乘以年这个度量单位来打磨过才算成熟，才渡过了血海。信仰在人类社会流传，要有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对它进行思考，历练，才值得去放心信仰。信仰的建立是社会的实验，千万人头落地的，试错的成本是极高的。

[1] 熵，物理学上指热能变化除以温度所得的商，用于度量一个热力学系统的无序程度。——编者注